（四）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

主动权是关系到军队存亡和胜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行动原则。掌握了主动权，军队就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就可能组织和进行胜利的作战，失去了主动权，军队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随时可能遭到失败的厄运。因此，主动权是军队敌对双方所要拼命争夺的。主动权是与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相联系着的。一般说来，主动权的天平总是向着实力强大的一方倾斜，实力偏弱的一方争取主动权的斗争则更为困难一些。战争的奥妙就在于军事指挥员能够在客观物质基础提供的舞台上，凭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导演出一幕幕超出常规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刘伯承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指挥员，他在敌强我弱条件下紧紧把握作战主动权的理论和实践，堪称指挥艺术中的杰作。

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扫荡”，是抗日根据地军民完全处在劣势条件下的作战。就战争的根本性质与人心的向背而言，人民军队在广大民众及自卫队组织的掩护之中作游击战争，可以机动自如，是具有主动的基本条件的。但主动的条件并不是主动权的本身。主动权是通过指挥员的指挥活动而争取和把握到的。因此，刘伯承认为牢牢掌握主动权是关于“指挥艺术的问题”，

是作战趋胜避败的要着。他总结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敌我技术不平衡的条件下，不断地窥破与创造敌之弱点，经常保持主动权”。(11)这种主动权的保持，是指挥员审时度势、灵活应变的结果，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由被动转化来的。他曾全面深入地考察、研究了主动权在整个反“扫荡”中的种种演变。“扫荡”开始，敌人是抓着主动权来的。它预先对根据地军民的行动规律，作了周密的侦察研究，假定好合击的目标，以这一点为中心，根据任务和参战兵力，再确定一个行动半径，然后划出合击的圆圈， 等于数学上的“圆规划法”。行动时，敌人抓住根据地军民行动的规律实施“铁环合围”的各个步骤。如果根据地军民的行动及规律被敌人抓住，陷入敌人的合围圈，则主动权丧失，招致被动挨打。

因此，刘伯承提出，根据地军民的真实行动，要不使敌人知道，或它知道也是过时了的。更主要的就是根据地军民“进攻与撤退的行动，都不让敌人摸到规律，神出鬼没，不入圈套，不碰硬壁。”(12)主力适时转到外线作战，避免在内线作无谓的抗击。内外线部队都必须“机警地推行侦察警戒， 严守军事秘密，实行先发制人、出敌意外、要‘游’要‘击’的游击战术， 千万不可老走一条路和呆停一地，给敌人以伏击和袭击的机会”。这就是说， 一方面，根据地军民通过戒严、防谍除奸，封锁消息，行止飘忽无定，曲折多变，多方佯动，一切都是没有规律的行动，使敌人无从侦察捕捉，一旦与敌接触也不作无把握的开战与恋战。另方面，对敌情与“扫荡”规律经常作深刻的侦察研究，做到先知敌“意”敌“备”，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就把主动权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直接联系了起来。日军是异族入侵的正规军，社会基础小，企图隐蔽不易，其布防有一定的系统， “扫荡”的出巢、归巢、补给线与奔袭目标，都有一定的路线，其战斗动作也基本遵循捕捉奇袭、铁环合围、抉剔“扫荡”、反转电击、夜行晓袭等一套规律和程序。掌握了这些，就算初步抓住了主动权。敌人在根据地里乱碰乱撞，再经过根据地军民又“游”又“击”的打击和消耗，通常从抉剔“扫荡”起阵势就出现错乱，翼侧暴露，兵力分散，交通延伸，特别在归巢时队形和士气更为杂乱无章，萎靡不振，敌人的弱点终于显现出来了。根据地军队的指挥员应把握先机、专断行事和顽强紧张，尽可能地集结兵力，抓住敌人孤立突出的一部，或抓住敌人薄弱的一路，或抓住敌人纵长队形中的薄弱部位、进行迎击，侧击和尾击，以“主动性、秘密性、迅速性、坚决性和干脆性”的战斗动作，“力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样，作战的主动权就完全抓住并发挥出来了。

敌人“扫荡”是强敌压境，根据地军民处于内线作战，主动权暂时和局部的丢失是不可避免的事，关键在于指挥员要善于窥破敌我行动的契机，防止和避免敌人突击己方的弱点，抓住敌人的弱点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或“由被动转为主动”或“使主动权从最后的胜利中显示出来。”刘伯承认为这样的行为“尤属贵重”。这是充分估计了敌强己弱的形势而作出的切合实际的结论。

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很快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更多地处在外线作战的条件之下。刘伯承提出的新原则是：“抓紧主动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3)内线作战实行的是各个击破，避开敌人的合击；外线作战则是分进合击，采取进攻的速决战，以避免敌人的增援，求得迅速解决战斗。这种情况下要争取和保持作战的主动权，仍然离不开寻找和创造敌

人的弱点，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在敌人的错觉与不意中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打则罢，一打必歼”。越打自己力量越强， 敌人力量越弱，最后从全局上彻底打败敌人。

外线作战战场广阔，作战规模扩大，部队活动余地增加，寻求与创造敌人的弱点有了与内线作战时不同的特点。刘伯承要求指挥员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更机敏的处置，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动敌人，在更多的环节上窥破敌人的弱点，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掌握主动权。1947 年 8 月 1 日，刘伯承与邓小平刚刚率部胜利地实施了鲁西南战役，闯过了战略进攻的第一关， 他就及时提出了在新形势下部队如何把握作战主动权的问题。他指出，晋冀鲁豫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敌我态势和战法将有新的变化。不管它怎样变化，只要我们自己不骄不躁，兢兢业业，随时尽一切侦察研究以及相关行动之力，把注意力放在敌人的翼侧、接合部、突出部、后方，特别是在它移动中、撤退中、不备中、备而不充分中，都可以寻求与创造它的弱点。而且我们又坚决遵循“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的原则，善于运用优势兵力作大踏步的进退，捕捉敌人弱点，突然出现，攻其不备，歼灭一点再及其他，实现各个击破，那我们将节节胜利，敌人的任何新花样皆归无用。“我之争取主动，保持主动，皆须如此。”(14)以后的战争实践完全证实了他的指导是正确的。他与邓小平率部到达大别山后，受到了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他们巧妙地进行了分遗和集结，主力分三部分向大别山的北、西、东南二个方向实行战略展开。东南方向的部队又作适当分散，连克长江北岸重要城镇， 造成大军渡江之势，使敌发生错觉，急调一部兵力长驱直追，以阻截解放军过江。刘伯承和邓小平紧紧抓住这股孤军冒进的敌人，集中优势兵力，以突然、秘密、迅速、干脆的动作向敌开展猛攻，在高山铺地区一举歼敌万余人。这是一个创造弱点使敌人处于“错觉与不意而失去主动权之中”的成功战例。这一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晋冀鲁豫南进野战军初进中原时的不利态势，夺取了在新区生根立足，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主动权。

敌强己弱条件下争取与保持作战主动权是关系到军队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那么，当形势转变到敌弱己强时，还要不要关注主动权问题呢？刘伯承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作了出色的实践。渡江战役是在人民解放军占有战略战役优势条件下的作战。战前，刘伯承正确地估计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指出无论是它的直接配备、前进配备，还是后退配备、纵深配备，都因兵力不足、士气低落而无法实现或不起作用了。但他仍告诫部属：“我们决不可轻敌松懈，而应上下一致，兢兢业业地部署渡江作战。”(15)目的就是要争取和保持部队在优势条件下的主动权。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渡江后“主力尤应乘破竹之势，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施行迂回，截敌退路而兜歼之，切不可为中途残敌（或掩护队）所抑留。”在他看来，既然作战主动权是与战争目的相关联的，那么，战略、战役的目的实现与否就成了衡量主动权得失的标准。渡江战役追击阶段的目标是围歼尽可能多的敌人，隔断敌人各集团之间的联系，为下一步各个歼敌、向全国进军创造条件。围绕这个目标，刘伯承指示各部队采用跟踪追击、并行追击、超越追击等多种手段，按时甚至提前插到指定地点，共同完成战役任务。正是因为站在战略战役总目标的高度来看待主动权问题，刘伯承曾在渡江战役中果断地建议扩大战役范围，促成了战役计划和部署的部分更新。渡江战役的目标是解放京（南京）沪杭地区，所以又称京沪杭会战，原定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与

第三野战军成交叉运动占领南京，芜湖地区。刘伯承根据敌人在江防突破后业已溃乱，南京、芜湖已被三野解放的新情况，认为四兵团己无必要远道迂回。经报总前委批准。决定四兵团不东进，转而南下，与三、五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和徽杭公路，集中二野全力迂回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的侧背，隔断汤恩伯与国民党桂系部队的联系，并乘势进入福建、江西。由此可见争取和保持主动权最可贵的是要由指挥员发挥主动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