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各个历史时期战略战术的认识

陈毅在红 4 军初创时期，便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所创造的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迫”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注意研究和运用。他认为这是在中国这个国度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的军事创造。他指出，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以农村条件对新式武装的城市敌人作战，就出现了这个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这是中国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唯一办法。”这种战略战术以后不断发展。“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二年，江西苏区，大规模的内战，‘围剿’与反‘围剿’使这一战略内容更丰富了，原则更扩大了，那时提出‘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不怕苏区被敌人占领，不怕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使敌人深入以后，再聚歼他一部分⋯⋯因敌强我弱的条件未变，我们唯一的长处是政治条件，即群众条件，将敌人引入我熟悉的地方，敌人的长处变为短处，才易最后将他消灭。”“抗战八年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比国民党更强，我们的战略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利用我们的长处和农村环境，以疲惫敌人，进

而消灭敌人，求得敌我形势逐渐改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基本上是运动战的方针，其原则不变”，“是综合了苏维埃内战时期、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就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创造有利时机，选择战场，集中兵力，四面包围消灭敌人，以此改善我们的装备，改变敌我形势”，“到一定程度，敌人后方空虚，进攻不得不停止了，我们跳过来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进入反攻，敌人是处于被动，掉在我们反攻大军的后面”。“整个战争过程就是让出地区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23)陈毅这些意见，都是围绕着敌强我弱来考虑的，他颇通俗地说：“若是我为绝对优势、敌为绝对劣势，就不用这个战略方针，就象大人和小孩子打架，一下把他抱起摔到地下就对了，用不着先退两步再去打他。”陈毅指出：“我们与国民党比，军事上相对的弱，政治上绝对强；国民党在技术上、财政经济上是相对的强，政治上却是绝对的弱，因为他卖国独裁内战，他不可能采取这个战略，若采取了失败更快。”(24)

从 1930 年到 1932 年的历次的胜利的反“围剿”斗争中如何执行这一战略方针而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的呢？首先就是发挥红军的政治优长，尽量取得人民的援助，诱使敌人进入苏区腹地后完全陷于孤立的地位。对此当时有两个方面的创造：一是创造了苏区根据地在反“围剿”中一整套的作战经验，地方党部、政府、群众团体均各在自己的战争岗位上共同努力，达成战胜敌人的任务。人们完全信任红军，并能统一在红军总的战略意志之下，分散进行各种参战工作，如筹粮、扩军、送信、侦察、封锁消息、救护伤员等等，各司其事，形成了苏区与红军不可战胜的力量。二是红军主力、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赤卫队、少先队等）三者密切结合，红军主力作为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后盾，而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转过来作为红军的外围，诸如牵制敌人、疲困敌人、阻止敌人、迷惑敌人等，均由地方武装负责，让红军养精蓄锐争取胜利的一击。

其次，把地形条件提高到战略部分作充分利用，自由选择战场和预先准备战场，利用崎岖山路，道路阻梗，疲困敌人，分割与肢解敌人。

第三，将每一次反“围剿”全过程作系统研究，将每一阶段、两个阶段之间的任务，以及全过程中每一关键，关键相互之间的联系均作精审的打算，也就是将战略、战役、战术、战斗四者之间由大及小、由小及大作全盘准备，有胜利的准备，也有失败的准备，力求改变敌我形势，变被动为主动，变内线为外线，变防御为进攻，变劣势为优势。

如果说反“围剿”的斗争是当时全军都经历过的事，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仅仅是一部分红军所经历的事了。陈毅深深感到三年游击战争的斗争是艰苦而残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一个统一的方针、统一的意志和巩固的团结具有头等的意义，而正确的战略战术是以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为依据的，当时对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是：红军撤走，敌人进占苏区，这是失败和退却，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是有希望的。希望就在于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因为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争或迟或早是一定要爆发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日益加深，而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革命又会走向新的高潮。陈毅说：“由这一点出发，便可以说服同志们忍受艰苦，坚持斗争；由这一点出发，便确走了长期坚持，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25)

陈毅认为，这三年游击战争，“较之前此的游击战有了新的创获。”他作了这样的概括：“巧妙地把武装游击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把地方党的秘密斗争经验与游击埋伏的经验相结合，战局变化能适时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这样便达到坚持游击战争的目的。” (26)这把严重的敌情，高度的分散，长期的坚持，多变的斗争方式都集中起来了，这是极其宝贵的。

至于打仗，陈毅说：“我们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是有政治任务的。因为我们的斗争方针既不是开辟大苏区，又不是消极埋伏，因此，进行战斗的原则也很明确：不常打，也不是长期不打。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打没有损失或很少损失的仗。” “既然是打这样的仗，就有这种仗的打法。游击队人少，枪弹少，打硬仗是蚀本的。因此伏击、袭击便是作战的主要形式，游击队三、五个人，十来个人，分散活动和人民结合，把情报、时间、地点搞清楚，弄准确，出其不意，隐蔽接敌，枪一响，几分钟就解决战斗，解决了就走，或者远途奔袭，一夜急行几十里，百把里，插到敌后去，来一个‘摸西瓜’，一下子把敌人的区公所、乡公所搞掉，土豪抓来。这样的战斗，再加上发传单，写标语，地下党的策应，代价小，收获多，影响大，造成对敌人的威胁。”(27)为了把游击队文化程度低的干部、战士都教会打游击，便编了歌谣让大家学习背诵，以便运用：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军的战略战术水平又有新的提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军委领导下，民族民主革命高潮空前发展，而陈毅自己，不仅阅历更多，地位也更高，由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江南、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总指挥，进而代理新四军军长，他的战略战术的造诣也随着斗争经验的积累而愈加成熟。1942 年春，他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建军报告时指出：

“我们的战略总方针，是统一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目前我们组织战役和部署战斗的指导原则，仍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

战为辅。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之下的运动战。 “我们的战斗方式则强调近战、夜间战、白刃战、袭击战、埋伏战等。

这是我们主要的战斗手段，一切战斗动作，均围绕着此一中心。”

由此可见，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异。作战的一切要求便在过去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改变。

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中敌后战场是十分复杂的，它完全处于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各种势力并存，我们的战法势必因作战对象的不同而各异。对此，陈毅曾经有过这样的阐述：

“打击敌寇的胜利，均依靠广泛的游击战辅以必要的运动战。

对克服反共逆流的进攻，均依靠强有力的运动战，辅以广泛的游击战及必要的阵地战。对匪伪交通实行破坏战。对敌伪推进据点实施阻击争夺战。对潜伏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土匪和危害分子施行清剿战。”这就要求我军对

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均应学习和研究。在主力部队应该全盘掌握，地方部队与民兵，应该特别强调游击战。陈毅从我军担当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出发，他强调说：“我军不拒绝采用任何战斗方式，而且应做到能使用和掌握所有战斗方式。从分散的游击战，到集团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到持久的城寨战，均应列在我军研究、训练和试用的范围内。”至于武器装备。陈毅指出：“对近代新式的高、重、热诸种兵器应努力研究，设法逐渐添加，以改良自己的装备。对旧式的短、轻、冷诸种近平原始的兵器，则仍不拒绝采用。”他特别提醒人们：“敌后的复杂的战局，使我们不能不采取又简单又复杂的战法。”并且指出在灵活用兵、积极歼敌的前提下，“积蓄力量，强大自己，经常保持自己编制和装备，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积蓄有生力量以侍有利时机”进行反攻，这就“是我们应采取的整套的军事方针”。(28)

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扫荡”。陈毅曾说：“几年抗战史是一部反‘扫荡，的历史”。因而他对反“扫荡”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和总结，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对比出发，作出了如下的论述：

“反‘扫荡’的具体形势是军事上敌强我弱，在政治上我强敌弱。敌占城市，我占乡村，事实上是地域上的一种城、乡的斗争。敌掌握了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的集中的优势，我掌握了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分散的优势。我身在敌后处在敌之大包围中，故我分散才能坚持和生存。敌据点密布，又处在我之分散的反包围中间，故敌要集中才能‘扫荡’。分散以巩固其占领区，集中以‘扫荡’其攻击目标，是敌之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分散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以突破敌分散的弱点，是我军反‘扫荡’作战的有效战法。”(29)这是历年来不断反‘扫荡’指出的规律。

对于反“扫荡”的战役战术原则，他十分辩证地作了如下阐述：“发展广泛游击战，但反对轻率浪战。主张积极行动，但反对盲目硬拼。主张突然袭击，但反对毫无准备及毫无计划。主张保持有生力量，但不疼惜应有的牺牲。主张进攻，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主张转移，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主张防御，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要学会隐蔽埋伏，隐蔽埋伏是为了创造突击的机会，而不是埋枪卖马式的散伙收队。不取消攻坚，但攻坚最好用偷袭和长围，轻率从事，乃其切戒。自己处在敌之包围中，对敌系内线作战，但力求转到敌人侧翼，争取内线的外线。对敌进攻，采用外线包围，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集中的突破，争取外线的内线。主张分散作战，但不忘记争取有利的集中突击的机会。主张集中突击，但随时具有能迅速分散的打算和处置。必须分散兵力进行对根据地的防卫，但反对分兵把口，以及平均使用兵力。必须独立自主，机断专行，但不得脱离统一的战略意志。主张战略意志的统一，但又不得妨碍实施时的机断专行；相反的，更奖励不脱离上级意图的发挥和创造。”(30)陈毅特地指出，这是以我军的兵种对付强大敌人，在敌后农村环境里，为了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一般的军事原则。每一个原则都有它的几个侧面，由几个侧面构成全面。侧面与全面常常构成矛盾，不能以一个取消另一个，而要统一去理解它，运用它。

解放战争开始，陈毅分析了战争的性质是“爱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内战”，“中国之命运是走向自由和光明或是走向黑暗专政，这要由这次战争的胜败来决定。”(31)这就要求部队打运动战歼灭战，要高度机动，趋利避害。那时陈毅满怀诗人的激情对部队动员说：“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均是顽敌就歼的场所，也是我们机动的范围。一个奔袭

打了胜仗在华中吃早饭，回头一仗歼灭了山东境内的敌人再宿营，这就是我们最高的要求。千里奔袭，灭此朝食，就是我们的战斗。”(32)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华东野战军南北驱驰，打了一系列的大歼灭战，常常使中央军委感到“甚好，甚慰”。但究竟如何组织这样的战役和战斗呢？陈毅归纳了以下几条经验：

开好战役准备会。如以消灭敌人一两个军为目的，必然是数天数夜的一场恶战。往往包含连续几次战斗。因此，战役前商定作战计划是首要之着。务使各兵团首长到齐，经过会议，了解全部作战企图及各兵团在总企图下的本身任务，估计和预见到战斗发起后的复杂过程，对各种意外的不利情况应有预见和各种准备。这是全战役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主要在能造成各兵团协同，上下一致。会开得不齐心，宁可再议，甚至放弃战役之进行，另寻新的战机。
战役战术的准备：作战计划制定后，立即草就作战命令，召集各兵团首长，共同作地图研究。同时协商各种技术准备。如弹药准备，通信手段检查、粮秣，医药、保管、打扫战场等项的专门会议和计划等。野战军司令部应派前方指挥所到主攻方面，主持战场指挥。
战役兵力部署和动作：一是选择战场，我军宜隐蔽集结距敌二天路程，预定敌我对进各一天，其遭遇地点，一般是最利歼敌的预选战场，而以易攻难守的地形为最好。二是兵力使用，总兵力在我军超过敌军三分之一的优势下即可部署机动。兵力配备，应力求分割敌军部署，如敌军是两个军以上，我以一部担任一翼或两翼的钳制，而集中三个纵队左右的兵力，首先歼击敌一个旅或两个旅，求得以多打少，各个击破，切忌“一杯干”。三是大胆使用钻隙挖心的突击方法。一般是使用一个或两个坚强纵队，施行锥形突击，楔入敌军纵深，大胆从两部敌军之间（两个师或旅之间）钻隙透入。不被两边敌军的夹击所抑留。要乘其夹击未组织前，即已透入其纵深。我军宜将三个至四个旅重叠起来，象利刃插入敌心脏，然后分割、肢解。这支突入部队从敌接合部钻入敌之纵深时，宜专寻敌之指挥机关和直属部队猛攻，使敌神经中枢首先受到突然打击，造成阵势混乱，前卫后退，后卫不前，左右翼各自就地自守，给我以各个歼敌的良机。陈毅根据华东野战军在 1946 年

12 月至 1947 年 5 月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一系列胜利的大歼灭战的实践，充分认识到这种战法的以下依据：第一，敌军的接合部在通常情况下是两不管地区，空隙似小而实大。我军夜间钻入，压垮其警戒或联络部队，容易得手。第二，敌之第二梯队纵深，是敌指挥机关及直属队分布地区，战斗力最弱，行李马匹最多，防御能力亦最弱。第三，当敌之指挥机关挨打后，其前后联系将受阻，其归路易被我切断，敌将更恐慌。第四，敌之友邻兵团，一面为我侧击部队所钳制，一面受我突入部队的威胁，必以自保固守为先着。在我军突入一两日内来不及改变部署，也难于组织有力的应援。第五，我军突入敌之纵深后，应先打垮敌人，夺取敌人的驻地为我之立脚点，这是敌军难于防御与意料不及的。陈毅强调说：“我军对敌几个军靠拢使用推进战术时，不用此钻隙挖心的办法，只从正面或侧翼进攻，皆无法达到歼敌目的。此种战法，形式上突入敌之包围是冒险的，实际上是一种集团兵力的奇袭，乃是奏效最易的。”四是强有力的正面攻击和两翼钳制。我军举行钻心突击之前，必须先在正面作有力的攻击与在侧翼作有力的钳制。正面有力的攻击迫使敌人专注意前线和正面，不及顾虑其后方和腹部，两翼钳制则遮断或麻

痹其增援，便利我先歼敌军之一部。没有这两方面的积极动作相配合，贸然楔入敌阵是危险的。五是注意扩大战果，克服战场在胜利后之混乱。战役进行的第一晚，每需 24 小时左右才能与敌接触。当夜仅能驱逐外围之敌即已天亮。第二天天亮后除继续进展外，宜以组织当夜第一次总攻为指导中心。第二晚，力求歼灭敌一个团或一个旅。第三天白天继续战斗。第三夜是带决定性的一夜，必须保证敌之大部被歼。但也不可性急，能给部下以时间组织一两次强有力的攻击更好。当第三、四夜可判定敌之大部被歼时，则第一个战役之目的大体已达到，即应作扩大战果之部署。如不能奏效，则应考虑主动撤退，不可恋战。但也不可为左右和部下片面意见及局部情况动摇，因敌军此时亦更困难。统帅的明智和独断，恰恰需要在此时表现和受考验。(33)

四军事哲学思想

这是一个涉及陈毅的军事思想的哲学形态的问题，是体现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方法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