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敌进我进

敌进我进是人民战争一项极其重要的方针原则。刘伯承对“敌进我进” 作了透辟的解释：“我军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9)因为敌进我进是结合敌后广大民众进行解放斗争的原则，只能为植根于民众、服务于民众的人民军队所恃有，而为一切与民为敌的剥削阶级军队或任何脱离民众的旧式军队所不可能具有。他以抗日战争中敌己友三方为例，深刻分析了这个作战原则特有的阶级性：敌迸我进， 对于八路军等人民军队实成为舍己为国、至大至刚的行动，原非那些脱离民众、空谈爱国的人们所能做到的；国民党军队曾有不少部队也进入到敌人后方，结果未能立足，或被敌人驱逐、消灭，甚至变节投降，这是由于维护阶级私利、凌驾于民众头上，甚至压迫民众的缘故；日军的作战见解是建立在“敌退我进”上面的，根本不屑把“敌进我进”列入它的作战条令。刘伯承认为，“敌进我进”既适用于战略范围，也适用于战术范围。 1934 年 5 月， 他在《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 有战略上的意义，也就是说当敌人调集重兵“围剿”根据地和红军时，红军派出小部分兵力透过敌人的碉堡封锁线，穿袭于其后方交通线上，不但可以

切断或停滞敌人粮弹的供应，吸引和耗散敌人“围剿”的兵力，支援根据地和红军的反“围剿”；而且可以利用敌人后方守备薄弱，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壮大革命力量。抗日战争中，刘伯承最先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并逐步加以补充和完善。1940 年 4 月，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上明确提出：“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要敌进我进，打磨盘应摸敌人的屁股。”(10)即是认为一味坚持敌进我退、诱敌深入，已不适合抗日民族战争的新形势了，必须采用敌进我进的新方针。同年 12 月，他主持编写的《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中，再次提到：“敌进我进：如在根据地内无消灭敌人机会时，小部分部队应积极打击敌人，主力应迂回或转移至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之运输线，并趁敌归巢时打击其一路或二路”。这是作为一种具体战法来讲的。

1942 年 3 月，在部署晋冀豫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时， 他把“敌进我进”提高到战略高度，提出组织和派遣大量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发动和组织群众，铲除顽固的特务、汉好，瓦解和掌握伪军伪组织， 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逐步建立游击根据地，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这个创见和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肯定与赞赏，很快成为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指导方针。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把它总结为指导全国敌后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有力地扼制了日军的攻势，推动了根据地和军队的发展，加速了战略反攻的到来。

1947 年 6 月底，他与邓小平一起，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执行战略进攻的任务，一举突破国民军党的黄河防线，连闯九道难关，千里跃进大别山。他认为这是典型的战略性的敌进我进：“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 然后再夺取城市”。这就粉碎了敌人要把人民解放军堵在解放区打的阴谋， 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解放军的兵源、粮源、饷源皆取之于敌区， 破坏了敌人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斗争势态，革命战争的车轮不可逆转地向前滚动，而当晋冀鲁豫南进野战军在大别山遭到国民党军 33 个旅的重点围攻后，刘伯承与邓小平又两度实行战略展开，先是以主力兵分三路，进入皖西、鄂东和大别山北麓，寻歼弱敌和国民党地方团队， 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后又分遣三个纵队挺进到江汉、桐柏和淮西地区， 突入敌人后方，蔓延和发展游击战争，拖散敌人，与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部队互相策应。这两次战略展开，刘伯承曾比喻为“新的跃进”，是“扩大战场”，“我们的面越宽越好，越能包围敌人的点线”，实质上就是“敌进我进”方针的新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