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事求是、灵活机动

朱德在战争实践中，突出地表现了他的求实精神。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不机械搬用书本或别人的经验。他说：“一切最好的战略战术，都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的。”(55)他认为，对任何战争都可以也应该作具体分析，“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在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的对比之下来定出具体的战略战术。”(56)各要素在不同的战争中，其重要性是不完全相同的。如交通要素对于现代化军队来说，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但对游击队来说则并不重要。各要素之间情况也有很大差别，有的要素可能很薄弱，有的则有很大的优势。要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以战胜敌人。如武器落后，就应特别注意提高人的“政治素质和肉体素质”，使“使用这武器的人善于使用它，善于利用时机，利用旺盛的攻击精神，利用地形配合起来，必能发挥其威力。”(57)他认为战争是时代的产物，强调战争的阶级性，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十分重视在正义战争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只有对战争五要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后，才有可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

朱德用朴素的语言精辟地指出：“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 (58)即根据部队的装备、敌情和时间地形等各种条件来决定战略战术。他说： “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59)这种用兵新法同时也包含了极大的灵活性，因为，“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60)情况变化，

用兵方法也随之变化。他从不以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作战从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使敌军无法捉摸。许多从各种军官学校毕业的敌军高级将领，常常因此而败在他的手下，而又常常不服气。由于这种切合实际而又灵活多变的用兵原则，人民军队虽然装备比敌军差，仍能以少胜众，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生存并发展壮大起来。

朱德指挥作战一般不采用死守硬顶的单纯防御，而善于运用灵活的攻势防御，采取运动战、游击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凡是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战役和战斗，大致可以取得胜利；凡是单纯防御或盲目进攻，就会遭受失败。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时，他和毛泽东制定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作战方针(61)。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继续采取“诱敌深入” 的方针，同时，决定先打弱敌，指挥红军横扫敌军，发展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的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战术。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和毛泽东率领的红 1 方面军，千里回师，灵活用兵，以少数部队示形于敌，牵着敌军在高山险路绕行，创造战机，主力则集结侍机，伺机歼敌，表现了很高的指挥艺术。第四次反“围剿”，他和周恩来根据新的情况，采用了在根据地边缘地区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战后，他总结了红军战略战术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一般说来，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战术的主要原则是迅速、秘密、坚决”；“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箝制敌人的兵力。”(62)等等。无疑，这些用兵原则对于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的敌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来，教条主义者控制了军事指挥权，利用朱德的名义发号施令，而把他提倡的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抛在一边，“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63)这就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