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敌我双方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灵活果断地指挥作战

在战争年代里，邓小平认为贯彻中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要从实际出发，细心研究敌人和我们对敌斗争政策乃至方式方法，正确的灵活的把上级对敌斗争的指示运用于自己的实际中，从而正确的决定自己的作战方式。

坚持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他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我们的原则“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灵活机动地指挥根据地军民开展抗日斗争，他从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提出“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33) 的方针。抗战初期，针对日军大兵团作战，铁壁合围、反复“扫荡”的战术，提出“反扫荡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腹地游击战争的有力坚持与外线游击战争的有力配合”(34)。要求抗日军队和游击队，都必须有高度的自动性、积极性与灵活性，利用运动游击战和普遍的游击战的方式，寻找日军弱点，打开局面。在日军开始进攻时，提出作战的主要方式是集结相当的兵力，主动的寻求运动战的机会，求得歼灭日军一路，击破他路，以粉碎其进攻；同时加强活动于日军侧背，以侦察牵制与消耗其进攻部队，要不断袭扰疲惫日军，打其交通部队，要善于在每一时刻中找敌弱点，予以打击，避免敌人消耗抗日武装的企图。在论述游击战特点时指出，游击

战是没有防御的，永远是进攻的。要把游和击紧密结合起来，游而不击，击而不游，或不游不击，或不顾一切的硬拼，都是错误的。在主动作战时，应坚决勇敢不怕牺牲，以达成歼灭敌人之目的，但在不利和被动的条件下，则应大胆转移，以寻求有利机会打击日军，防止对拼消耗，轻易决战。在日军推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和“治安强化运动”中，邓小平针锋相对的提出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全面对敌的方针，大胆组织游击集团，发展敌后武装工作队，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同日军的“蚕食”进犯斗争。还与刘伯承共同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即是日军向根据地前进，抗日武装向日军占领区前进，日军掌握其占领区、抗日武装开展敌占区工作，在这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中，邓小平强调要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机动歼敌相结合。他与刘伯承、徐向前等先后组织指挥了著名的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战斗，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等，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反动气焰，振奋了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改变了华北的战局，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1943 年 9 月，刘伯承赴延安学习，他主持全师党政军工作，领导部队对日伪军连续发起攻势作战，直到抗战胜利。

开展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与刘伯承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十条军事原则和作战指导方针，同战区实际紧密结合，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把敌人调动起来打，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创造了许多战争史上的奇迹。

1947 年 6 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与刘伯承率 12 万大军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6 月 30 日起，在鲁西南战役中，运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的谋略，以佯攻、佯动等迷惑敌人的手段来伪装与掩护自己部队的进攻路线与突击目标，以声东击西、忽打忽离，不攻示以攻，欲攻示以不攻，形似必然而不然，形似不然而必然，似可为而不为，似可不为而为之的灵活战术，让敌人顺乎常规地推断，刘、邓却反其道而行之，造敌错觉，分割包围了国民党军 3 个整编师。蒋介石亲自出马，急调西安、山

西等 11 个整编师驰援。中央军委鉴于敌我众寡悬殊，指示可视情况撤出战场

休整。邓小平纵观战局，认为胜利在望，机不可夫，率部奋力拼搏，歼敌 9

个半旅，打破了蒋介石声称的“足抵 40 万大军”的黄河天险。他在解答《时局与任务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对城市好打就打，不好打就不打，你采取重点防御，我就占面，有机会就占地方，地方占多了，人口增加了，兵员解决了，财经也解决了，反过来敌人就困难了”(35)。8 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与刘伯承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毛泽东部署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方针掩护下，摆脱国民党军 23 个旅的尾追侧击，进入大别山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他在《关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提出，初期，作战问题要以“当时当地的敌情而定”，“要掌握住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采取宽大机动去寻歼弱敌，待敌情地形熟习后再进行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关于分遣与集中的运用，提出“以野战军集中打大仗，以军区部队分遣占地盘，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打小仗”。在国民党军大军压境时，采取放弃一切次要城市、据点，免遭损失。同时在有利于集中的原则下，分遣以分散敌人，造成敌之弱点，而后适时集结兵力歼其一部，打破被动局面。

11 月底，蒋介石调集 14 个整编师共 33 个旅的兵力，对刘邓大军全面围

攻，轮番“进剿”。邓小平针对刚刚开辟的大别山区，群众尚未发动，战场狭窄，补给困难等情况，提出与刘伯承分兵对敌的决策，亲率 3 个纵队和当地军区部队坚持内线斗争，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与国民党军周旋。当国民党军围攻解放军主力时，解放军外线部队兜击敌人后路，内线部队主动分散机动，歼灭小股敌军；当国民党军主力被迫分散，解放军又适当集中，歼灭孤立之敌。这样辗转机动，保障了刘伯承率一部兵力乘虚回渡淮河，北返 500 里，完成战略再展开。

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用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促进战争胜利的重要策略方针。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指导所属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民众团体，积极开展政治争取、瓦解敌军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他在领导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斗争时指出：“利用一切线索，一切机会，加紧争取与瓦解伪军组织。敌人强化伪军伪政权，我们则应强化瓦解争取工作，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36)。在敌占区工作及伪军工作方面，我们有一些成绩，但个别区域个别同志常常忽视这些工作，忽视可能争取的人，甚至多树一些敌人，当然对抗战有损，而对敌人有益，必须纠正，必须加强争取瓦解敌军的工作。在谈到争取瓦解敌军的策略方法时，他指出，要打拉结合，只强调争取放松打击，或只打击不争取都是不对的。“在打的阶段中，要善于运用打中有拉的策略指导原则。在拉的阶段中，要善于运用拉中有打的策略指导原则”(37)。军事打击是中心环节，要随时掌握好这一环节。对于敌伪，一面打入争取瓦解，一面抓准良好机会打击消灭之，打也是为的争取，总之，要打得恰当，拉得及时，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这是瓦解敌人的基本出发点。抓住每一个矛盾的缝隙，乘机发展自己的工作。到敌人内部去积蓄力量，去起发酵作用，去打下我们组织的基础，为我们的反攻及战后工作作准备。1945 年，邓小平面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妄图大规模进攻解放区的严峻形势，向部队发出指示：为了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1948 年 10 月，平汉战役中，面对国民党来势凶凶的数个军的进攻，邓小平与刘伯承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部，再及其余，各个击破；一方面亲自出面或派人加紧进行争取国民党新八军起义的工作。在战役进程中，国民党军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感召和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于 10 月 30 日率部起义，从而促进了战役的全面

胜利。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黄维兵团为摆脱解放军的围困，组织了 4 个

主力师齐头并进实施突围，在此关键时刻，参加突围的国民党军第 110 师师长廖运周（中共地下党员）：根据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指导，克服了国民党特务和极右军官监视等障碍，率部起义成功，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给黄维兵团以致命的打击，从而加速了黄维兵团的覆灭，收到了仅靠军事打击所不及的良好效果。

捕捉战机，决战歼敌。194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发起淮海战役，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甫线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邓小平任战役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野战军对徐淮地区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战役发起后，与陈毅率部袭取宿县城，腰斩津浦铁路，扼敌南逃北援之通道，提前达成对徐州之敌的战略包围，为战役顺利发展，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重要条件。在决定战役第 2 阶段的作战

行动中，中央军委于 23 日电示“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是以现态势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我们应力争这一着”(38)。邓小平纵观战局变化，决定在军委对淮海战役总的意图下，从战场实际出发，不借一切代价先消灭由豫南远道来援、兵疲粮缺而又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并与刘、陈当夜请示军委，现在“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果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39)。24 日 15 时，军委、毛主席复电总前委：“完全同意先打黄维”(40)。并指出在“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41)。针对这一艰巨任务，邓小平在中原野战军纵队干部会上说：“我们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不惜最大牺牲，不怕一切困难，要歼灭黄维兵团。即使中野打光了，能消灭这支工牌军也是值得的。”在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指导上，总前委根据战局变化，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方针，黄维兵团未进入包围圈时，总前委制定了“欲擒故纵”的方针；针对敌人机动能力强的特点，不与其大规模的正面交锋，采用“攻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进展，对敌压缩”的方针；为消弱敌军优势火力的威胁，减少伤亡，采用“地堡对地堡，战壕对战壕”，使部队从地下隐蔽接近敌人；在围困后期，一反“网开一面，虚目生路”的传统战法。改用“围师不阙”，坚持“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困饿之”的战法，最终将黄维兵团全歼。这充分体现了军委和总前委从实际出发，把握战局发展，从而保证了淮海战役的全胜。

1949 年 4 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根据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

进军的命令，继续指挥第 2 和第 3 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战前，总前委召开

第 2 野战军、第 3 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着眼战略全局，全面分析情况，从最困难设想，研究渡江战役部署。邓小平归纳大家意见，亲自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第 2、第 3 野战军部队组成西、中、东三个集团，第 4 野战军一部配合作战。战役采取全面部署，重点进攻，敌变我变，灵活用兵，声东击西，造敌错觉，创造有利战机，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快速歼敌重兵集团等战法，指挥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和长江以南广大地区。11 月，与刘伯承率部进军西南，在第 1、第 4 野战军配合下，采取大迂回和大包围的方针，迅猛的动作，实施战略追击，横扫湘鄂，直取两广，争取了云南和西康的和平解放，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四省，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支持西南半壁，持久顽抗的迷梦。

纵观邓小平 28 年的战斗历程，在一些重大战役的指导上，提出的许多独到见解，充分反映了他善于统览全局，立足战区，以中央及军委的战略意图，统一整个野战军的思想，竭尽全力创造性的完成上级赋予的重任，在作战指挥上，他深思熟虑，刚强果断，不拘泥于古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洞察敌情，敢打硬仗，扬长避短，以弱击强，因敌制胜。他是集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的卓越领导人。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军事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及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在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参与领导中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从各个方面给予关怀和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

一次伟大转折。其重要意义在于拨乱反正，摆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政策，开辟了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它标志着“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42)。与此同时，国防和军队建设也相应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这时起，特别是 1981 年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作为党的军事工作的主要决策者，亲自领导国防和军队的改革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新时期，军事工作面临的形势，国防和军队担负的任务，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以及军队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等，同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长期相对和平的环境，给国防和军队建设带来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某些旧的军事观念与现实发生了许多矛盾，亟待新的军事理论，新的方针原则予以回答和解决，这一历史重担自然落到军委领导人邓小平的肩上。新时期以来，邓小平依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结合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的实践，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主要有《邓小平文选》中的“军队要整顿”、“军队整顿的任务”、“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军事著作。(4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4)中的“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等文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45)中的“东欧西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 等文章。还有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接见外宾时的多次谈话等著述。邓小平的这些著述深刻地阐述了现时代的特征、战争与和平、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目标、任务，和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的军事理论体系，是和平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指引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进程。

1989 年 11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高度评价了邓小平领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功勋。会议认为“邓小平同志虽然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但他提出的军队建设的理论和方针、原则，今后仍然是我军建设所必须遵循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新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会议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的十年，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十年是军队在改革中不断前进、战斗力有了很大增强，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十年，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军建设十年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他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军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他关于军队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今后军队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作甲”(46)。

邓小平新时期的军事思想，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