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聂荣臻关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聂荣臻是较早认识这一重要规律的成员之一。

1927 年 11 月，南昌起义失利不久，他向中央军事部写信建议，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应“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5)以图发展。

1928 年，他在香港总结广州起义失利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本应在广州组织兵变，“发动了突然袭击之后，迅速地把起义部队从城市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6)1929 年，他在巡视东江地区党的工作时指出：东江红军应该坚决地发动群众，使群众在斗争中觉悟起来，支持红军，以造成广大的游击战争区域。这样，可以钳制敌人，“使敌人的战线延长，红军可得各个击破。东江目前的唯一中

心工作，便是坚决地实行秋收斗争。只有在这秋收斗争中，才可以把东江群众发动起来。东江才是真正的斗争区域，东江的斗争才能与红军的势力结合起来。”(7)从以上可以看出，聂荣臻在早期就认识到，人民武装起义，只有深入农村，与农民运动结合，建立根据地，才能站稳脚跟，战胜强敌。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在斗争实践中有了系统发展。

1937 年 11 月，他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 3000 名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 72 个县，面积达 10 万平方公里，人口 1200 余万，成为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之一，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8)。到 1943 年的 6 年间，他率领晋察冀军民，先后粉碎了日伪军以 2 万至

7 万兵力发动的 10 次大规模的“围攻”和“扫荡”，挫败了敌人 5 次“治安

强化运动”，进行了百团大战和多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作战 1.7 万余次，

歼灭日伪军 23.5 万人。聂荣臻关于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在斗争实践中获得重大成就。依据已发表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十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总结》、《在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提纲》、

《在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论敌后抗战》等著述。可将聂荣臻在农村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思想，作如下概括：

要胜利地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依托，行军作战要以它为依靠，兵员和供应要以它为来源。聂荣臻经历了丧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痛苦教训，备尝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根据地作战的艰辛，初到敌后所面对的种种现实，使他得出了必须在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结论。他认为，晋察冀边区孤悬敌后，得不到任何后方支援，又处在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干线之间（其中冀东、冀中区还分别面临北宁、津浦线），利于敌人快速调动，我军易受围攻。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敌人后方大规模开展游击战争，必须集中全力，把游击区扩大巩固起来，逐步成为强大的抗日根据地。“这样才能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把敌人从广大的华北领土上消灭或驱逐出去，以完成我们的战略任务。否则，我们既与国家总后方隔绝，而自己又没有足以长期生存发展的依托，没有自己的游击后方根据地，那么，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我们的游击战争势将无法支持。”(9)基于这种战略性判断，他于 1937 年 11 月中旬率军区领导机关由五台挺进阜平，到 12

月中旬，即以阜平为中心，成立了 4 个军分区，使晋察冀根据地初具规模，迅速打开了抗战局面。

不断壮大与巩固以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人民武装相配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以造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首要任务和中心问题。聂荣臻率部挺进敌后不到一个月，就遭到日军“八路围攻”。虽然在正确的作战指挥下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我军取得了反围攻胜利。但兵力不足的问题，他已深有感受。加上日军正加紧组织伪军、伪政权，以图巩固统治；汉奸、土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群众惶恐不安。据此聂荣臻提出了“八路军是边区的创造者，无八路军则无边区”(10)的论断。并以此为指导方针，分配主力部队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打小仗，收集武器，抓住群众的抗战热情，动员他们参加八路军，同时普遍组织游击队、义勇军、民兵、自卫队等地方人民武装。并在一切为了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民间已有的各种抗日武装组织起来，对众多的杂色武装进行整编改

造。然后对新部队整顿训练，淘汰不良分子，使之变成象八路军那样坚强的抗日武装。1940 年 7 月，他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八路军是“边区子弟兵”的口号，认为这个口号可以使“军政民分工合作，生产作战，血肉相连”(11)，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经过艰苦奋斗，1938 年底，军区主力军和地方军已发展到近 10 万人，另有民兵等人民武装 10 万多人，为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奠定了最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必须建立与巩固同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保证劳动群众占绝对优势的抗日民主政权。日军侵占华北，晋察冀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聂荣臻认为这非常不利，为了领导和团结全边区人民抗日，必须有一套政策，没有武装与政权，政策就无从实现，也不可能把各阶层群众全面组织起来。建立政权，是建立根据地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他提出，“为了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除了建立武装部队之外，我们更积极地恢复地方的政权。”(12) 在他的领导推动下，经过广泛的民主选举，由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组成的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1938 年 1 月在河北省阜平成立。边区政府的成立，使“一千余万的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领导，千万颗飘摇动荡的心，重新得到国家的爱抚，有所维系与依托⋯⋯这个边区政府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成为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的一个坚强的武器。” (13)1 月 28 日，王明致电中央，反对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聂荣臻 2 月 1 日在复电中指出，如按王明的意见，我们当放弃独立自主方针，这正符合阎锡山的要求，我们便要“为他人作嫁衣裳。”(14)他还重视用民主的办法促进政权建设。

1938 年起，每年选举地方各级政权，并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地开展民主运动，改造、巩固政权。晋察冀完善的政权工作，有力地保障了战争胜利。

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关键在于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聂荣臻认为，要发动群众，必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与发展武装、建立政权相比，要使晋察冀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提高，群众抗日组织的蓬勃发展。在他的重视推动下，不到半年，晋察冀各地先后组织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救国会，会员达 120 万人。“群众对于战争的积极援助与英勇的配合行动，日益活跃地成为边区抗日的不可制服的力量。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基本的群众条件，这一条件的具备，就使我们晋察冀边区确定地从一个游击区变成了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15)他还认为，要建立根据地，地形与群众相比，人民群众是更为重要的条件。地形只是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之一，但基本上是人的条件。只要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山地，平原也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为平原村庄多，道路多，树木多，虽便于敌人调动，我们也易于隐蔽；平原人口多，资源也多，只要能在群众配合下控制广大农村，多组织小规模的游击活动，就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没有人民的支持，徒有良好的地形也不能生存。1938 年 3 月，他亲自到平汉路附近调查冀中平原的情形后，向八路军总部报告，建议开展平原游击战争。4 月，毛泽东发布了“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展巩固的强大推动力。
要想把千百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必须有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以分配土地来发动群众的。抗日战争时期，要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为此，聂荣臻与边区党

政领导干部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例如“二五减租，一分减息”政策，八路军到达以前，当地有所谓正租、杂租、小租等名目繁多的地租，农民收获农作物的 2/3 以上要交给地主；借贷年息有时高达本金的好几倍，农民遭受着残酷的盘剥。上述政策规定，地主只能收取农作物产量 37.5％以下的地租，贷款利息每年不超过 10％。“合理负担”政策，抗战初，一切军需粮款，规定都由地主、富农等富户出，负担过重。以后规定，农民收入多的也负担部分军需，大体做到按收入多少，合理负担。这两项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贫苦农民的抗战积极性，也适当保护了地主、富农的抗战热情。此外还有包括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逐步取代“伪钞”，实行统一累进税等为内容的财政经济政策，以及敌占区政策，锄奸政策等各项正确政策。在执行政策中，聂荣臻鉴于中央苏区“赤白对立”的教训，提出当时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偏向。他说，“敌针对我全民统一战线政策，专门挑拨我（进行）阶级斗争。过‘左’的政策，常为敌造成机会，所以我们紧紧掌握民族矛盾是第一个矛盾，而不为敌乘。”(16)因此，晋察冀在《双十纲领》中规定，对罪大恶极的汉奸、逃亡地主的财产没收，对一般伪军官兵的财产不没收；由敌占区回归边区的伪军官兵、地主，发还其原有的土地、财产；没收汉奸、逃亡地主的土地、财产，须依法判决，不服判决的可向边区法院上诉。

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斗争。因此，根据地的建设也必须包括上述各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挫败敌人的“总力战”。聂荣臻认为，在根据地的各种斗争中，只有军事斗争的胜利，才是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敌后抗战，又决不单是武装斗争问题。我们以简陋的武器与强敌周旋，必须依靠于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利用我们政治上的优势与军事斗争相配合，才能对抗敌人的军事优势。“六年余敌我斗争之尖锐与复杂之形势，不仅表现于军事方面，而且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之综合斗争⋯⋯我民族自卫战，必须为全面性之总力战⋯⋯ 若根据单纯军事观点去组织抗战，决难取胜。”(17)晋察冀边区正是运用这种综合斗争的手段，才得以多次粉碎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与“总力战” 等各种图谋的。
山岳根据地与平原根据地，各块根据地之间，必须相互支持，互为依托。晋察冀边区拥有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几块大的根据地。它们被敌占主要城市和铁路干线所阻隔，又反过来包围着敌占城市和铁路干线。聂荣臻说，根据这个特点，“应把这一问题（各根据地之间的互相支持和互为依托）提到战略的高度。”(18)在他的组织指挥下，1940 年 10 月的平西反“扫荡”，1941 年 5 月的冀东反“扫荡”，1941 年北岳区的秋季反“扫荡”，1942 年冀中的“五一反扫荡”等几次大的反“扫荡”斗争，都由于互相配合支持和互为依托，或取得了胜利或减少了损失。他还认为，山地是依托，平原是粮仓，两者不可分离。抗战期间，冀中的兵员及棉花、粮食等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北岳区的军需民用，成为北岳区坚持抗战的重要条件。北岳区多山，地形良好，是晋察冀边区的发源地，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冀中、冀东等根据地的运筹决策、干部训练等大多在此进行。冀中遇到强敌“扫荡”时，部队常越过平汉路，依托山地坚持斗争，又在适当时机返回冀中。冀东则经平北与北岳区保持密切联系。这样就形成了敌我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态势。由于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人民群众在我们一边，所以从总体上说我们包围着敌人。晋察冀抗战的历史证明，各根据地

之间（包括与晋东南、晋西北根据地）的互相支持，互为依托，是战胜日军的重要条件之一。

根据地既要巩固，又要不断发展，要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困难时要着重反对保守主义，顺利时要着重反对冒险主义。聂荣臻初到敌后，即以北岳区为中心，尽力向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发展，迅速打开了局面。开始执行的是从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到 1939

年初，贯彻中共中央“巩固华北”的指示，直到 1940 年，他着重抓了改造政权、整训军队、健全党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优势扩大统一战线等项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同时，支持第 120 师挺进冀中，组织冀热察挺进军向平北、冀东继续发展。这一时期执行的是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1941 年以后，日军重兵“扫荡”、“蚕食”，晋察冀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他号召，“必须（在）发展中坚持⋯⋯否则，（既）不能发展，亦不能坚持。” (19)终于渡过难关，到 1943 年进入重新发展的时期。1950 年，他凭借创建根据地的丰富经验，在代中央草拟的一份复电中说，“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建革命的根据地，巩固根据地，再依托根据地，扩大发展根据地，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进政策，使巩固根据地与发展根据地相结合的原则。所谓波浪式的推进，就是根据地扩展到某一境地，就要暂时停止推进，而进行新区的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等项巩固工作，到新区已经可以作为依托（时）再行推进。”(20)这个答复，为毛泽东批准，只加了“既”和“又”两个字。（9）贯彻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要根据敌人的特点及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实行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综观聂荣臻在抗战时期的指挥特点，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

正确处理“点、线、面”的辩证关系，着重控制面。聂荣臻认为，日军最大的弱点是占地广而兵力不足，只能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几何学运动”的战略方针。针对这种状况，他着重组织小部队和游击队，向敌后反复袭扰，以游击战不断疲惫敌人，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他还指示所部，在敌人占领的“面”之中，要千方百计发动和依靠群众，建立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加强敌我犬牙交错的态势，以不断缩小敌人对“面” 的占领。这在“点线面”斗争激烈的冀中、冀东、平北等根据地都取得了良好成绩。他还始终要求部队，只要一有机会，就用各种形式开展交通破袭战，以斩断敌人的“线”，孤立敌人的“点”。他说“无论如何，不让敌人修通沧石路（沧石路由津浦线上的沧州到平汉线上的石家庄，横贯整个冀中区，日军曾企图先修成公路，再发展成铁路），彻底破坏正太路，这对于支持华北抗战，有极大的战略意义。”(21)抗战期间，由于我军的积极破击，沧石路始终未能修通，正太路、平汉路几度中断，这对遏制华北日军的行动和“点线面”扩展的企图都起了重要作用。聂荣臻关于“点线面”斗争中着重控制“面”的战略性指导思想，使晋察冀的各个根据地，无论是山地还是平原，始终牢牢地掌握着对“面”的占领，敌人只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被动挣扎。
对于孤军深入根据地的敌人，则集结主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配合下，利用有利地形，以运动战或伏击战歼灭之。为此，1938 年 10 月，他决定整训一批大的游击兵团——团一级的作战部队，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使之不仅能打游击战，还能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歼灭战。

1939 年，晋察冀军区和第 120 师部队，连续取得了陈庄（1939 年 9 月，

第 120 师在晋察冀部队配合下，于河北省灵寿县陈庄附近歼灭日军 1200 余

人）、大龙华（1939 年 5 月，晋察冀第 1 军分区部队在河北省易县大龙华经

激战，歼日军 360 多人，缴获日军机密文件 50 多册）、雁宿崖、黄土岭等歼

灭战的重大胜利。其中尤其是 1939 年 11 月上旬先后举行的雁宿崖、黄土岭

战斗，晋察冀军区集中主力五个团一个支队，在第 120 师一个团配合下，诱

敌至有利地形，伏击围歼了日军独立第 2 混成旅团 1500 多人，击毙其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此后，加上各军分区组建了大批地方武装的主力——地区队，迫使敌人再也不敢以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深入边区“扫荡”了。这对根据地的巩固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围攻”反“围攻”、“扫荡”反“扫荡”，成为晋察冀边区敌我军事斗争的主要方式。聂荣臻提出了反“围攻”、反“扫荡”作战的指挥原则：对分路“围攻”‘扫荡”的敌人，一般先用小部队、游击队和民兵不断袭扰，同时组织适当兵力打击敌运输供应线，以疲惫消耗敌人，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选择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股或一部。在敌兵力占较大优势，我军不可能阻止其前进时，以灵活的游击战与敌周旋，主力适时转至外线机动，免遭大的损失。对深入据守边区腹地的敌人，要连续猛烈袭扰，破袭其运输补给线，配合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围困的办法逼退敌人；待敌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抓住撤退途中的有利战机，选择其薄弱的一路或最后梯队，突然包围歼灭之。敌“围攻”“扫荡”的兵力过于强大时（如 1941 年秋季，日

军集中 7 万余兵力，对北岳和平西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主力一开始就适当分散，相机尽早转至外线，实行“走就是防御”的方针，并在外线选择有利时机，着重打击敌后方交通线及运输补给部队。在这次反“扫荡”中，他还亲率少量部队，留在根据地中心区，对付敌重兵合围，然后机动灵活地跳出合围圈，以造成转到外线部队的有利战机。这次反“扫荡”，经 66 天 800 余战的艰苦斗

争，我军虽伤亡近 2000 人，但歼敌 4700 余人，挫败了敌人图谋。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北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这次“扫荡” 犹如“狮子扑鼠”，以失败告终。在反“围攻”反“扫荡”战斗中，他还充分利用群众支持、地形熟悉、山地作战等对我有利的各种条件，广泛组织夜袭战、伏击战，并率领军民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多种游击战手段杀伤敌人。

以“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粉碎敌人的堡垒推进政策。1941 年秋季大“扫荡”失败后，敌人强调兵力高度分散配备，在我根据地周围普遍增筑堡垒及封锁沟、墙，实行以堡垒推进为核心，以“蚕食”与“扫荡”、制造无人区、经济封锁等相配合，逐步缩小包围圈的“囚笼”政策，企图困死我军。到 1942 年夏，敌人所到之处堡垒几至逐村皆是，其密度比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高，晋察冀根据地面积几乎缩小了一半，面临严重困难。聂荣臻鉴于当年“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人“以堡垒对堡垒”，把自己缩到了一个小圈子里，导致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果断作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略决策。他一面号召与组织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利用夜幕，平毁敌人的堡垒和封锁沟、墙，一面命令主力部队，“必须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22)另以部分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缉成几十支百多人的

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以打击和瓦解伪军伪政权为主，同时颓丧日军斗志。经过一系列斗争，逐步变被动为主动，至 1943 年，根据地大部分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

从以上可以看出，聂荣臻关于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具有理论意义。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关于首先要发展武装和建立政权，为创建根据地奠定基础的思想；关于依靠政策发动群众，然后紧紧依靠群众来赢得战争的思想：关于只要有了群众，在平原也可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关于各根据地之间互相支持，互为依托，在敌我之间形成包围与反包围，以战胜敌人的思想；关于建立边区子弟兵，以增强军民鱼水情的思想；关于以军事斗争为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斗争相配合，以对抗敌人“总力战”的思想；关于根据地要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思想；关于在“点线面” 的斗争中，着重控制“面”的思想；关于反“围攻”反“扫荡”作战指挥的指导思想；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以打破敌人堡垒推进政策的战略思想等等，都深刻地反映了客观规律。这些思想，进一步丰富或补充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战争特点。在我国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这些思想，与毛泽东军事思想一样，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