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革命的特点在于经过工农运动、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 国”

陈毅常以西南民间谚语“叫化子打狗靠一面墙”来比喻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对革命根据地的依存关系。对于根据地问题，他发现外国的军事著作很少提到。他认为根据地思想是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融合了中国汉、唐以来的历史和近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所

发现的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真实情况的反映。因此，创造根据地，坚持根据地，爱护根据地，发展根据地，便成为党与人民大众的根本革命思想。”(12)

陈毅的这种认识早在 1929 年就已初见端倪。他在与周恩来、李立三反复商议后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总结了罗霄山脉的经验指出，“有一个比较足以维持的经济基础，自然有可能作为一个发展或保持的根据”，进一步强调“农村的政权或游击队应该是一个斗争的单位”。

革命指导中心是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这是一个革命道路的大问题。南昌、广州等一系列城市起义的失败，已经表明“城市中心”的指导并不切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对此进行着潜心探索，陈毅是其中的一位。陈毅探索这个问题具有下述有利条件：一、他先后分别了解过南昌起义——潮汕失败、秋收起义及井冈山初期的斗争和广州起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对中共中央领导的这三大起义作过综合研究；二、有协助朱德等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千里转战中探寻武装斗争与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实践经验；三、成功地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湘南起义转而实行湘南工农武装割据，取得了建立地区级以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创建和发展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等一系列根据地建设的初步经验；四、特别是有了朱毛会师之后近一年半的农村游击战争经验；五、到达中央后将近一个月对全国局势和各地区斗争经验的综合了解及在中央及三人委员会指导下的专门研究。

对于这个问题，1951 年纪念建军节 24 周年时，陈毅在《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的过程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形式既不可能是大城市首先暴动的方式，也不可能是北伐形式的重复， 而是采取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波浪式推进的方式，使中国革命在长期斗争中取得胜利。”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陈毅往往是将它放在人民军队的创造与建设之前来叙述的，而且是以毛泽东为代表来阐明这个问题的。陈毅说：根据地斗争思想，毛泽东认为“是根据下述条件而产生的：第一、中国是被各帝国主义侵略与分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第二、中国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内部不统一，存在着长期混战；第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几种经济并立，并未形成支配全国的经济中心，许多地区经济上保存自给自足状态，使根据地斗争在经济上的坚持虽然十分困苦但成为可能； 第四、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第五、中国战争的长期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个思想的表述是异常简约的。如何将它演进为带领中国革命到最后胜利之路的呢？陈毅写道：“先建立各种小块大块农村根据地，通过正确的土地政策与广大工农群众取得密切联系，使各项政策取得大小规模的试验；在于让军事上作各种准备与进行长期的锻炼；在于组织问题上、干部问题上作各种准备；在于向全国人民发出革命的号召，动员和鼓舞他们进行革命斗争，逐步壮大革命力量，争取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在于使党取得经验以增强党的主观掌握能力，以便能顺利地应付和领导全国的大小事变。”(13)陈毅指出：以上这五个方面，也就是科学的根据地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