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武装斗争与其他形式的斗争密切结合

中国的革命斗争，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必须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但红军和八路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战略上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和包围的状态。贺龙从自己的革命实践中深刻的体会到，作为一个战略区的指挥员，要能独立地领导好本地区、本部队的革命斗争，除了要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外，还必须善于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本地区、本部队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制定出与此相

——一适应的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同时，还要有政治上的坚定性，有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不怕砍脑壳”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并且还必须注意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讲究斗争艺术，采用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

善于发现和利用敌人的矛盾

贺龙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深深体会到，在敌人的营垒中不是铁板一块。由于他们为了各自的私利，在大军阀之间，大军阀与地方小军阀之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中央军与地方军、嫡系和杂牌之间，日本侵略军与伪军之间等等，由于他们的利害关系不同，彼此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极其

尖锐的斗争，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贺龙指出，敌人的这些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也必须利用。我们就是要根据敌人这些内部的矛盾，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或运用谋略，制造和加深敌人的矛盾，通过不流血的秘密斗争，达到自己之目的。

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

贺龙一贯强调，为了实现党的革命的目标，必须把坚持政治上的原则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主张对敌人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尽量扩大团结面，努力争取利用中间力量，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他坚决抵制说什么“中间力量最危险”，那种四面出击，自我孤立的左倾路线。贺龙说：“把敌人搞得很多，自己没有力量对付，这样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对能争取的就争取，能改造的就改造，如果要那么纯，对井冈山王佐的部队就不该争取了。”(70)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回到湘西。当时那里既有国民党的正规军，还有许多地方的团防和地主武装，而且到处有“神兵”。他面对这样强大的反动势力和复杂的政治局面，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对各种敌对势力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神兵”，基本是采取团结争取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政策。贺龙认为：“‘神兵’ 虽然都是迷信团体，但其成员大都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了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组织起来的。除了被地主恶霸掌握的一部分，一般地还不欺压群众。因此我们就设法与之联络。对其领导人物，采用争取和分化的办法，对下层则加紧团结、教育。但对于为非作歹的，则坚决给予打击，”(71)于是，一部分“神兵”被分化瓦解，有数百名基本群众参加了红军；一部分则成了红军的同盟军。同时，贺龙对地方武装，除对最反动的团防，比如石门县的罗效之，桑植县的陈策勋，而且都是叛徒，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外，对其他的则尽量争取或让他们保持中立。”桑植县八个区的八大诸侯，他争取了七个。”(72)由于贺龙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仅使红 4 军在敌人连续不断的进攻面前站稳了脚跟，而且日益壮大。

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充分调动和运用一切有利因素

贺龙认为，既然敌人之间存在矛盾，只要对革命有利，我们就要千方百计的去扩大和利用它。在大革命时期，贺龙提出要“拉关系”，他广泛开展社交活动，不仅同社会贤达、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广交朋友，而且在敌人营垒中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所以，当军阀想把他的部队吃掉时，他巧妙地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借助在军阀中某些“私人关系”，多次转危为安。

1925 年 4 月，贺龙率建国川军第 1 师驻防湖南澧州，并兼任澧州镇守使。

湖南军阀赵恒惕因贺龙不听他的招唤，于 10 月下令湘军对贺部发起进攻，欲将其消灭。因赵恒惕的参谋长提前向贺龙透露了消息，预先作了防范，使赵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8 年 2 月底，贺龙回到桑植开展武装斗争，但经费和供给非常困难。当时，鹤峰县的团防头目王文轩是他的“旧友”，贺龙通过他，筹集到了几千元钱和一些粮食，解决了燃眉之抗日战争时期，贺龙同志率领 120 师转战晋西北和冀中地区，他更自觉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与争取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在晋绥地区，贺龙团结争取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傅作义。他说，我们对友军、友党、政权和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保持友好关系，团结一致，对付共同敌人。“我们不但曾多次协同友军作战，并在工作中帮助友军，而且在困难危险的时候，曾不借一切牺牲，

救援友军。”(73)同时，还帮助他们补充兵员。“抗战开始，晋绥军赵承绶、郭载阳从绥远退下来，只有八九百人，⋯⋯于是我们帮助他补充兵力，发展到了八九千人。”(74)“傅作义将军要去收复绥远，我们当时派一部分力量切断平绥路，箝制敌人，并派整个的 358 旅协同傅作义将军向绥远进攻。后

来傅将军部队撤退，敌人追击，反攻占偏关，我 358 旅、警 6 团又掩护其撤

退，并积极进攻收复偏关，将敌打退。”(75)骑 2 军要退过黄河，贺龙派“警

6 团掩护他们撤退，打了两大，并把他们丢掉的枪炮，溃散的人马全部送回他们。”(76)在冀中，贺龙把高士毅、魏大光等开明士绅和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士都团结争取过来。同时，他与国民党中的投降反共逆流，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大限度地孤立并坚决打击像张荫梧、白志沂等一小撮假抗日，真反共，专门制造摩擦的顽固派，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这对开辟晋绥抗日根据地，巩固冀中起了重要作用。贺龙在革命斗争中注意运用政策策略的成功经验，从一个侧面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正确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