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徐向前的军事思想

朱玉

徐向前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在大半个世纪的革命军事生涯中，为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建设，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国防事业的巩固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活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对于整个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

徐向前在党的军事活动领域里的杰出贡献，是与他长期领导军队、指挥战争的斗争经历分不开的。1984 年，他在《历史的回顾》序言中写道：“我的青年时期，中国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年代。新与旧，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激烈搏斗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引导我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戎马大半生，幸存至今。我的经历是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的奋斗历史，联结在一起的。” 事实上，这也正是他能够从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教师，成长为杰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基本条件和因素。

1901 年 11 月 8 日，徐向前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淖沦河畔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

10 岁开始上学，先后就读于农村的私塾、小学，当过店铺学徒。

1921 年从太原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员。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奴役，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使年轻的徐向前壮怀激烈，决心献身于救国救民的事业。

1924 年，他与几个同学一道，响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号召，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接受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洗札，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在黄埔军校，他不仅学习了《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实地测绘》等基础军事知识，而且受“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和共产党员蒋先云的影响，成为我党领导的进步组织“青年联合会”的骨干成员，与国民党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 中的反共分子坚决斗争。毕业后留校任入伍生第三期排长，参加了第一次东征。

1925 年调国民二军，曾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 年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第一期少校队长，培养和训练革命青年。

1927 年 3 月，徐向前在武汉分校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终身奋斗的光辉道路。

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使中国革命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同年 9 月，徐向前受党的委派，去广州任工人赤卫队第

六联队队长，组织和训练工人，12 月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随撤出广州的革命队伍去东江地区，任团党代表、师参谋长、红 4 师师长等职，指挥部队与不断进剿的敌军作战、周旋，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初步积累了创立革命根据地和山地游击战的一些经验。

1929 年 6 月，徐向前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去鄂豫皖边开展武装斗争，

任红军师长、军长、第 4 方面军总指挥。在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和历次反“会剿”、“围剿”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建设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和游击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近战夜战等战略战术原则，多次组织指挥重大战役战斗，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威震大江南北。徐向前和红军其他领导人领导部队先后开创了鄂豫皖和川陕边两大革命根据地，消灭敌军 30 余万人，使红 4 方面军从一支 300 余人的游击武装发展为 8

万余人的正规红军，成为三大主力红军之一。长征途中，徐向前率红 4 方面军数过雪山、三过草地，打破敌人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有力策应了红 1、2 方面军的北上，于 1936 年 10 月在会宁地区实现了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长征结束后，党中央决定联合张学良、杨虎城等友军部队，首先控制甘、青、宁、陕等省，背靠苏联，造成西北抗日局面。

1936 年 10 月，涂向前、陈昌浩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 4 方面军的 3 个

军共 2.1 万余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不久，军委命令渡河部队改

称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与河东红军相呼应，适时打通新疆。在近 5 个月的时间里，徐向前指挥部队与数倍于已的敌军英勇血战，顽强搏击，共歼敌

2.5 万余人。虽终因孤军无援、粮绝弹尽等原因而失败，但牵制了河西的 10 多万敌军西向，有力的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任八路军 129 师副师长、第 1 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等职。开辟晋东南、冀甫、山东抗日根据地，保卫陕甘宁边区，贯彻和发展了毛泽东山地游击战争，特别是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并为我军培育了大批抗日军政骨干。解放战争时期，他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野 1 兵团（后改为军委直属第 18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指挥运城、临汾、

晋中、太原四个重大战役，歼敌 30 余万人，解放全山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大城市攻坚战和大兵团野战的经验。

全国解放后，徐向前曾任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国防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从 1965 年至 1987 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建国以来，徐向前一直参与军委的重大决策，在人民解放军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战略转变中，在长期的国防建设和民兵建设中，在新时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中，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徐向前在长期的革命军事生涯中，有许多重要军事论著。如红军时期的

《军事问题决议案》和一些战役计划及文电；抗日战争时期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新扫荡与我们的紧急动员工作》、《山东纵队建设任务及工作》、《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旧式地方武装》、《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阶段问题》、《认真做好部队的训练教育工作》、《努力练成攻坚的铁拳头》、《临汾战役总结》、《晋中战役总结》、《进攻太原的战术指示》：建国后的《国

防现代化》、《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历史的回顾》等。这些著作是徐向前戎马生涯的光辉结晶。

（二）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徐向前长期领导军队，独当一面，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是他的军事理论、军事建树的首要组成部分。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贯注干部队之中，是徐向前一贯坚持的根本建军指导思想。

徐向前认为，将部队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任务而斗争，是人民军队区别一切旧式武装的鲜明标志，也是它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所在。“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1)这种伟大精神因素，只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党，才能产生和形成，并使之切实贯注于部队之中。离开党的领导，军队就没有理想，没有方向，没有精神支柱，因而也就不可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敢于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的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严格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

1929 年 11 月，由徐向前、戴克敏共同起草，经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中，就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地位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规定“高级党委应规定全军党的工作路线，在士兵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使非党籍士兵群众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行动。”“红军游击到各地时，其军事行动应由党委及该地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之。”“各级政治指导员须由革命委员会派遣，各级军官命令须由各级政治指导员副署，才能发生效力。”“高级政治指导员，非同志不能充当”。要求加强对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的教育，加强士兵对群众组织的能力；加强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以造成红军内部的民主精神，帮助训练士兵，督促士兵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等工作。决议还对红军与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和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扩大红军、瓦解敌军、如何执行党的政策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这与同年 12 月“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徐向前回顾在鄂豫边初期建军的情况时说：“各级都建立了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搞党的工作。不论是师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要编到党小组，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学习党的决议、指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2)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也不断加强。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通过送彭杨学校学习或举办党的骨干分子训练班、政治干部训练班，培训党的工作干部；制定了军、师、团各级政治机关的工作细则，并编印了《党员须知》、《支部组织及其工作》、《连指导员须知》等，教育部队贯彻实施；支部建在连上，发展党员严格遵守入党条件，强调党员在战斗、训练、行军和日常生活中的模范作用；等等。

1936 年 7 月，徐向前在向美国友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介绍红 4 方

面军的历史经验时，概括了 8 条：（1）红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拥护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并且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而行动。

（2）红军来自农民和工人群众，而且有一部分来自白军的革命士兵和军官。（3）红军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4）红军有阶级觉悟。它的指挥员，战斗员有自我牺牲和斗争到底的精神。（5）红军代表群众的利益，得到群众的支持。

红军是中国彻底拯救民族的社会力量，它决心把这个使命坚持到底。
红军在斗争过程中，有改正任何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8）红军坚持真正的中国革命传统精神，并保持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这些要点，是徐向前建设红军的指导思想的缩影，也是红 4 方面军从一支弱小游击队伍发展为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根本原因所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领导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积极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不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有力保证了建军和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他强调指出：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的。“如何克服部队中的不民主的现象及一切不良现象？主要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军队各级首长都必须知道，首长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针对某些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倾向，他说：“有些同志强调自己是首长，有些同志打下几个胜仗后，就老子天下第一，否定党的领导作用了。实际上如果没有党的保证，你一个旅长一个团长又有什么办法打胜仗？你打了胜仗，即算是在战斗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也只是起了一分子的作用，有什么了不起呢？”(3)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比重及相互关系，是部队建设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就会影响作战和其他任务的完成，徐向前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指出：一般地说，军事服从政治。但在军队里，政治工作是服务于军队的，要用政治工作保障军事的胜利。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统一的，不能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既要反对军事干部只管打仗、不问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又要反对政治干部只管政治、不问军事的单纯政治观点。“军事和政治二者不能分开，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任务也是一个总任务的两面，二者同样重要不可偏废。”“不论是军事工作干部，不论是政治工作干部，对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两者间的相互关联，只有主要与次要之分，而无绝对对立的界限。”(4)“军队中最高的领导机关，是党委会。加强党委会工作及其领导作用，就可以解决军政的磨擦问题。党委会讨论决定后，军政干部分工去做，为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5)这些，是对于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精辟见解和说明。

根据作战需要，严格训练部队，不断提高指战员的杀敌本领，争取战场上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是徐向前历来强调的重要建军原则。

徐向前认为，军队的战斗力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训练因素，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苦练出精兵，一支能在战场上过得硬的军队，平时必然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尤其是我们的军队，长期在装备上、数量上处于劣势地位，要想战胜敌人，就更要坚持经常、严格、刻苦的训练，从提高部队的质量上做文章。他说：“须知打仗是建筑在练好兵的基础之上的。作一个首长，必须学会打仗又会练兵，否则就不是好的指挥员。”(6)“部队的士兵和干部训练好了，仗就可以打好，可以减少伤亡，就可以取得胜利，部队训练不好，仗就打不好，就会增加部队的伤亡，战争就会失败。”(7)鄂豫皖红军建设初期，徐向前就要求部队“加强游击战争的战术训练”，“加强士兵军事技术”，

“加强连、排、班长的指挥能力”，言传身教，一丝不苟。他在总结红 4 方面军的练兵经验时指出：所谓练兵，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五练作风，至少离不开这几项基础的东西。对于指挥员，特别是中高级指挥员，则要求更高，应学习军事理论，娴熟战役战术原则，提高灵活指挥的能力，真正做到智勇兼备，游刃自如，克敌制胜。

为使部队具有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和适应各种艰险复杂条件的作战能力，徐向前在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曾针对不同的地形条件、作战对象、装备状况和作战特长，制定训练大纲，突出重点，区别对象，规定项目，组织部队严练苦练勤练，不断提高战斗力，主要方法是：平时训练与战场练兵相结合，战前训练与战后总结相结合，官教兵与兵教官相结合。在敌人的两次“围剿”之间，则利用相对稳定的时机，开展大规模的练兵运动，全面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例如，1933 年 6 月，当红 4 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后，就抓紧三个月的时间，开展了一场大练兵运动。这次练兵，在政治教育上，主要内容为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红军的斗争历史和纪律、革命的光明前途及其艰苦性、如何进行群众工作等。在技术上，强调进行射击、投弹、劈刺和土工作业的训练。在战术上，着重加强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夜间战斗的训练。在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上，专门印发了方面军领导干部所写的《与川军作战的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 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并组织干部研究和总结过去作战的经验教训。在练兵中，部队各级首长亲自动手，拟定训练计划，带领部队进行瞄准、射击、投弹、劈刺、跑步、爬山、夜摸、实战演习、紧急集合等等，大大改变了部队的面貌。大练兵结束后，全军发起外线进攻，连续取得仪南、营渠、宣达三个战役的胜利，共歼敌近 2 万人，部队发展到 5 个军 8 万余人，根据地总面积达 4.2 万余平方公里，

人口逾 500 万，建立了 22 个县市的革命政权，使川陕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又如 1934 年冬，红 4 方面军在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后，也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大规模整训。各部队根据徐向前主持制定的《军事教育计划大纲》的要求，组织和实施了技米以射击、投弹为主要内容，战术以夜间战斗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大纲对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以上干部及参谋的训练内容，分别作了具体规定。对营以上干部的教育计划大纲要求：（1）研究作战经验

——注意方法；（2）研究作战原则——读军事文件，多讨论，有疑即问；（3）野外战术作业——演习指挥方法，锻炼迅速判断情况与定下决心；（4）机会学习与训练——行军学习时研究行军，利用各种实际机会来学习与训练；（5）图上作业与沙盘战术（即沙盘上作战术的演习）。在清江渡军事会议结束后，徐向前还将师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专门研究战略战术问题，由他亲自讲课。一些老同志至今仍印象很深。

从实战需要出发，注意训练专长部队，是徐向前在练兵中十分重视的一环。在红 4 方面军，他曾培养出一批各具杀敌特长的主力师团：有的善长进攻；有的善长防御；有的善长追击；有的善长夜摸夜袭。打起仗来，集中在手，关键时刻投入战斗，能够有效发挥战役战斗中的“拳头”作用、“钉子” 作用、“尖刀”作用，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在川陕根据地召开的毛裕镇政工会议上，被授予“攻如猛虎”称号的 9 军 73 团、“守如泰山”称号的 9 军

75 团、“钢军”称号的 30 军 263 团、“夜老虎”称号的 265 团、“夜袭常

胜军”称号的 31 军 273 团、“百发百中”称号的 33 军 296 团，就是一些各

具战术特长，在战役战斗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解放战争中当我军转入进攻阶段后，攻坚大城市的任务提上战斗日程。由于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已随“刘邓”南下作战，徐向前指挥的多为刚从地方武装升级而来的部队，战斗经验少，装备也差，要完成攻坚大城市的任务，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徐向前并不气馁，坚信通过训练和实战，提高部队的攻坚能力，定能完成解放全山西的任务。他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狠抓部队战前、战中的教育训练，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会打仗又会练兵”，从攻坚中学习攻坚，把部队“努力炼成攻坚的铁拳头”。他指挥的临汾战役，历时 72 天，是个啃“硬核桃” 的典型城市攻坚战。由于部队战前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和战术技术训练，战中边打边练、战教合一，掌握了坑道对坑道、步炮工兵相结合、攻击和防御相结合、火力与爆破及突击相结合等多种战法，因而终于攻克了这座现代化的敌防御要塞。参战部队原来仅有两个旅会攻坚，战役结束后 9 个旅全都具有攻坚作战能力。

培养部队的优良战斗作风，在徐向前的军事理论和建军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8)因此，徐向前十分重视部队优良战斗作风的培养。他把红 4 方面军的传统战斗作风概括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认为这是它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艰险环境中，英勇善战，迭摧强敌，打不跨、拖不烂的重要原因之一。狠，即部队具有“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英勇气概，求战心切，投入战场后不消灭敌人誓不罢休。敢于和善于近战歼敌，或攻或防，500 米不打，300 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使敌人片片倒地。硬，即敢打硬仗、恶仗，坚韧顽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越是在艰难危急的形势下，越是沉着冷静，无所畏惧，“硬着头皮顶住”，“坚持最后五分钟”，直至化险为夷，熬垮敌人。因为当你最困难最严重的时候，也是敌人最困难最严重的时候；常常是当你因困难而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恰恰是敌人对胜利已感到绝望的时候。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谁能坚持最后 5 分钟，谁才能胜利。快，即果断神速，“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进行战役战斗，在周密组织计划的基础上，集中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势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断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时间就是无形的战斗力，只有争取时间，抓住战机，才能速战速决，歼敌制胜。猛，郎进若锋矢，战若雷霆。它既是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又是摧毁敌人的强大突击力量。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插猛进，宛如行蛇利刃；迫歼逃敌时，猛打穷迫，摧枯拉朽一般。部队越是勇猛，指挥员越是应慎重从事，要把这种力量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活，即灵活机动性。善于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和敌军的矛盾、弱点，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灵活变换战术，机动歼敌；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等等。徐向前认为，战斗作风是部队军政素质的综合体现，要在战役战斗中、训练教育中、日常管理中养成，最基础的是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素质。尤其是使

用新部队，第一炮一定要打响，通过多打胜仗去提高士气，锻炼他们。开始的时候，“不用新部队打强攻或打阻击战，因强攻和阻击战伤亡大，而是用他们去打追击战。”“追击战，伤亡小，战果大，取得胜利，鼓起大家的劲头，搞上几次，新部队有了实战经验，士气越打越高，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就会形成。”(9)他的《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一篇全面阐述军队战斗作风的重要文献。

徐向前特别重视指挥员对培养战斗作风的重大责任和作用。他常说：红 4 方面军有的部队善长进攻，有的部队善长防守，有的部队勇猛，有的部队稳当，这与带兵的指挥员的不同特点，有很大关系。培养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指挥员的责任。解放战争时期，他到晋冀豫军区指挥作战，就注意狠抓战斗作风的养成。他教育干部说：当一个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要胆大心细，抓住战机，英勇果断，不顾一切。打歼灭战对敌人要狠！对自己指挥的部队，在歼灭敌人的行动上也要狠！要不怕疲劳、伤亡和消耗。这种狠，为的是不失战机，减少而后作战的麻烦。临汾攻坚战役中，部队伤亡较大，有人主张撤兵，徐向前坚持打到底，不拿下临汾决不收兵。晋中战役中，部队连续运动作战，疲劳已极，有的纵队领导干部要求休息两天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爬也得爬到战斗岗位上去！正是有了这股狠劲，才取得攻克临汾和晋中战役的胜利，同时，也教育了干部，锻炼了部队。他在《努力炼成善于攻坚的铁拳头》一文中，特别强调培养优良战斗作风的重要意义，要求部队要养成“谨慎细致，迅速、果敢、勇猛、沉着，不怕困难，不怕苦，胜不骄，败不馁”的战斗作风。他还指出：“一个部队的作风，大半是依据指挥员的特点形成的；部队的作风，大半是指挥员带出来的；而且这种作风形成以后，很不容易改变。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同志，要很好地注意自己的作风，要养成良好的作风，因为你的作风是直接影响部队的。”(10)他强调选择指挥员，最好的是能顽强不屈，坚持最后 5 分钟。要修养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员须注意：一是勇猛果敢，但不要急躁粗暴。勇猛果敢是包括智慧的。二是谨慎细致，但不要犹豫不决。

从严治军与爱护士兵的统一，是徐向前带兵的一个重要特点。

军队作为高度集中统一的保护人民的武装工具，徐向前历来强调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严格的管理，严格的纪律。军令如山倒，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决不许稀稀拉拉，松松垮垮，违法乱纪，败坏人民军队的声誉和战斗力。在红 4 方面军，他与其他领导人制定了十项军纪：

（1）不拿穷人一针一线；（2）不拿穷人粮食；（3）对穷人态度要和蔼；

（4）爱护枪不要弄坏；（5）节省子弹勿乱打；（6）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

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8）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9）得物质要先顾伤员同志；（10）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对于违抗军令和违法乱纪者，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徐向前要求所属部队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教育指战员自觉遵守和维护纪律，同一切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他说：“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下级必须坚决服从。对命令和指示有意见，也可以提出；但当上级未修改命令前，仍须坚决执行。破坏制度、违抗命令，就是破坏纪律，破坏纪律要纪律制裁。我们要把军队的纪律严肃起来，要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11)当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部队面临解放并经营大城市的任务，徐向前特别强调执行城市政策、城市纪律的重要性。他用李自成失败的惨痛教训教育干部，

语重心长他说：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只图做官、享福、贪污、腐化，搞女人，抢东西，军队毫无纪律，把北京城搞得一团糟，“结果李自成身败名裂，最后在九宫山被杀头，真是亡党亡国亡头。”“谈到城市政策，首先我们要反对李自成思想。”(12)为严格执行政市政策、城市纪律，他规定部队入城之后，要坚决服从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防司令部的决定和命令。如有违犯城市纪律者，首先逮捕起来，再查究明白；如果武装反抗或干涉城防司令部的逮捕，应加倍处分。

徐向前认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从严治军与爱护士兵是统一的，二者不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同旧式武装的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内部的具体体现，实质上就是爱护士兵的路线，为兵服务的路线。因为士兵就是穿上军装的人民群众；部队中最广大的群众是士兵，在战场直接冲锋陷阵的也是士兵。离开了广大士兵，就谈不上战役战斗的胜利，谈不上军队的巩固和发展，谈不上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中的贯彻。因此，上自统帅，下至排长，不管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或其他机关，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牢牢树立爱兵观念，树立为兵服务的思想，“要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教育和训练，要关心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要爱护他们的生命如同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13)如果官兵关系出了问题，干部首先要检查自己是不是爱兵？对战士生活关心怎样？对士兵训练怎样？对战士伤亡后的态度怎样？徐向前经常教育干部：人是最宝贵的，部队的有生力量主要是人。一个人从小孩子成长到当兵的年龄，需要 18 年到 20 年，是很不容易的。人死不能复活，而且我们的士兵都是自己的阶级弟兄，干部一定要有强烈的爱兵观念，做到从政治上爱兵，从战术上爱兵，从生活上爱兵。新兵来了，要热诚相待，爱护他，教育他，巩固他，提高他的技术，使他从一个老百姓变成军队中的一员。战斗之前，要严格训练，不训练就叫他们上战场，等于“送死战术，草营人命”，是不容许的。逃兵回来了，要安慰他，爱护他，感化他，弄清他逃跑的原因，再对症下药去教育他，决不能任意伤害、污辱、打骂、处罚他。带兵的干部，一定要反对不关心士兵、爱惜士兵，眼睛只向上看、不向下看的极坏倾向。他说：“干部首先是战士的，是士兵的同志，是士兵的师长，是士兵的表率，是士兵的知心朋友。然后你才能把兵带好，才能使各个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战士，变成一个战斗的集体，部队才能有战斗力。”(14)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只有把从严和爱护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起来，才真正体现人民军队的阶级本色，才能上下一心，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无往而不胜。

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旧式地方武装，是徐向前重视解决的一个问题。鄂豫皖红军建设初期，对土匪、枪会及反动武装的政策问题，徐向前等领导人就作过一些具体规定。例如，对于土匪队伍，“不能随便收编，应使我们的政治影响扩大和深入到他们群众中去，夺取其群众，使其群众反对其首领。如有投诚者，须彻底改编。”“绝对不准土匪随便扯红旗，应使其扯有革命意义的旗帜（如人民自卫军），做铲除豪绅地主等工作。”对于各色枪会，要求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到他们的群众中去；要通过他们的家属进行争取和瓦解工作；必要时坚决消灭枪会的首领。“在白色乡村我们的政治影响到成熟时期，须斟酌客观情形，即改变为赤色组织或灰色组织。”对于民团的团了及其家属，“应发生社会关系，藉以联络感情”，“哗变过来的团丁，要慎重处理。”对哗变过来的白色军队，“应举行慰劳会、联欢会等，

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改变收买的形式，并须抖散改编。”(15)抗日战争开始后，各式杂色武装蜂起，他们既有被我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利用的可能，是各方面都在争取的力量。徐向前在冀南和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大力进行收编和改造杂色武装的工作，使八路军的兵力、枪支在短期内获得迅猛发展。例如，冀南的段海洲部 6000 余人，

赵辉楼部 3000 余人，收编后分别编入八路军 129 师建制，其余 20 多个县的数十股杂色武装亦分别被收编溶化，仅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兵力发展到 1.8 万余人，枪支 1.1 万余支，有力推动了冀南平原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1 年，徐向前的《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旧式地方武装》一文，分析了旧式地方武装的特点及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他指出：“这些武装—— 如民团、警察、保安队及各种会门武装等，在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不论我们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周围，有很大的数量存在着。”“为了加强抗战的力量，争取他们和拯救旧式武装到光明路上来，这是摆在我党我军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对待这些武装，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凡属不愿投降，不甘为日寇驱使，而愿意同我们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我军共同抗战者，我们应一律欢迎并予以下列保证：（1）与八路军、新四军之主力部队同等待遇，一视同仁。（2）不缴枪。（3）不改编，保持其原有干部与编制。为适应战争环境和提高战斗力，而在组织上必须适当调整时，亦应先经过其同意，而不应勉强。（4）帮助其进步。关于如何把握这一基本方针，使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徐向前指出：第一，由于这些武装一般原是地方旧势力的工具，内部组织成分相当复杂，有很多旧社会的恶劣传统和习惯；地方性较大，调动整训不易，接受进步思想迟慢，因而在我们的观点上，要首先承认这些特点，并承认改变这些特点是一个艰苦的较长期的过程。争取和团结他们的方式方法，既不能操之过急，简单从事，又不能放松领导和宣传教育，听之任之。第二，应从他们的现有政治水平出发，逐步教育和提高他们，适当的迁就和让步是必要的。“这种必要的迁就和让步，表面上似乎是消极的后退的，可是实际上是积极的前进的。迁就是为着提高，让步是为着诱导其进步。”第三，在组织问题上同样不能要求过高，而应在其政治上逐渐提高之后，在其自觉自愿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组织调整和建立各种新的组织制度。第四，应善于分析他们内部各种不同分子的政治水准，使其先进者推动落后者一道前进。第五，在军政纪律和战斗行动上，我们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教育说服他们，并应善于等待和帮助他们以其自己的经验，来认识我军的特点及与群众血肉不可分离的重要性。第六，适当的鼓励是必须的，而且是重要的。只要他们有改正弱点和缺点的一点或半点进步，就应欢迎。“表扬其优点和长处，鼓励其进步，哪怕是极小的进步，同时也就是为着克服其弱点和缺点，是提高他们政治的组织的战斗的积极性最好的方法。” 这篇文章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党的争取和改造旧式地方武装的方针和方法，对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迁就主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有重要意义。

（三）

中国革命战争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历史发展过程。在 22 年的时间里，战争双方反复较量，呈现极其复杂的矛盾运动形态，具有多种作战形式，徐向

前运用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根据“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在驾驭战争、指挥战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战略战役战术指导原则，对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源自红军的游击战。组织指挥山地和平原游击战争，是徐向前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军事实践活动。

徐向前于广州起义失败后，就在海陆丰地区领导红 4 师坚持游击战争，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

1929 年 6 月至鄂豫边领导红 31 师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半年之内取得连续粉碎敌人三次“会剿”（“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的胜利，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年 11 月，他和戴克敏共同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中，将红军的游击战争经验概括为七条作战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与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原则是一致的。徐向前说：“红军人少武器差，打大仗不行，要靠多打小仗取胜，积小胜为大胜。”“关键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打也好，跑也好，进也好，退也好，集中作战也好，分散游击也好，都离不开这一点。”(16)上述作战原则和指导思想，是进与退、打与跑、集中与分散、红军力量与群众力量的辩证统一，反映了红军建设初期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使鄂豫边一支仅有 300 余人的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实现从游击红军向正规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基础。后来，红 4 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正规作战，仍然离不开游击武装力量的配合。在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地区或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游击区和游击武装，始终是红军军事斗争策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战略转变，从正规红军的运动战转变为山地游击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徐向前与“刘邓” 一起，率 129 师开辟晋东南根据地，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粉碎日寇的六路围攻、九路围攻，多次袭击敌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依据的基本作战原则是：小打而不能大打（量力而行，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活打而不能死打（战术灵活多样，采取侧击、伏击、尾击、吸敌打援等战术手段，多打运动之敌）；快打而不能慢打（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速战速决，打完就走）；稳打而不能蛮打（每战周密计划，细致侦察，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不打无把握之仗）。徐向前于 1938 年 3 月下旬指挥的响堂铺伏击战，

就是一个成功的战例。这次战斗以 3 个团的兵力，设伏于涉县和黎城之间的

山险隘路地带，仅半天时间，即干净利落地歼灭日寇第 14 师团两个中队 400

余人，焚毁敌军车 180 多辆，显示了敌后游击战的威力。

1938 年春，徐向前率一部兵力去冀南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首次提出“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战略口号，发动了群众，打开了局面。当时，许多干部习惯于搞山地游击战争，没有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对于能不能在冀南平原地区发展和坚持游击战争缺乏信心。徐向前对冀南的情况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于 5 月间专门

写了《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回答这个问题，文章分析了开展河北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后指出：河北的地形，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是广阔的平原。游击队在平原上活动，自然没有象山地那样多的地形的便利，相反地，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便利的运动条件。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得出平原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井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他说：“河北是人口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17)这是彻底的唯物史观在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上的鲜明体现，是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冀南地区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提供了新鲜经验。在冀南一年反“扫荡”中，徐向前指挥军民战斗 400 余次，杀伤敌军 5000 余人，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巩固和发展了冀南抗日根据地。他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经验，将平原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概括为：（1）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

冬季防守，夏季进攻。
白日隐蔽，夜间行动。
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5）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

（6）无固定后方作战。（7）开展麻雀战。（8）部队不断转移位置。实践证明，这些作战原则是行之有效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徐向前调任八路军 1 纵队司令员，在山东领导广大军民坚持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他在《粉碎敌人的新扫荡与我们的紧急动员工作》一文中，分析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基本形势，指出敌人新“扫荡”的特点是：第一，日军对后方的“扫荡”，日见严重与残酷，敌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差不多已成为正面的战斗。第二，敌人的“扫荡”是连续性的。第三，许多主要的城市及大的村镇，被敌占领，将来还会日益增多，敌人可利用碉堡政策来形成较巩固的据点与封锁线。第四，我们的游击区逐渐缩小，被分割成许多小块，困难也增加了。第五，汉奸政权、伪军及敌特更加活跃。第六，敌人在分区“扫荡”下，“扫荡”次数增加，时间短促，规模较小。在小规模“扫荡”难见效益时，大规模“扫荡”就会到来。第七，敌人在“扫荡”中，将多采取以游击战对我游击战的袭击战术。在重要据点上屯集兵力，进行短距离的袭击。同时将强化交通联络工具，组织特种部队。第八，敌人对我将更多采取经济破坏、封锁、掠夺、毒攻政策。针对敌人新“扫荡”的上述特点，徐向前提出的军事对策是：第一，要在战略战术上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基本作战形式是游击战，但要争取向运动战发展。只有巧妙的把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才能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第二，集中正规军和游击兵团主力，机动地歼灭敌人一路或打击敌人。第三，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被敌人所暗算，但须反对逃跑避战。要利用有利时机或创造有利时机来打击敌人，不利时则必须转移。不会保存力量与不肯积极打击敌人，都是没有前途的。第四，力争主动，反对被动。在战略上说，游击战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则应是进攻的。无论游击战或

运动战，在进攻敌人时固然是主动，在不利形势下适时退却、转移，另求机会，也是争取主动。分兵把口自处防御地位，是不了解争取主动权的原则，必须反对。第五，加强正规兵团的整训，充实旧的力量，扩充新的力量。第六，整理地方游击队，扩大游击队，加强对游击队的训练。第七，加强主力兵团及地方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用政治保障军事的胜利，第八，注意交通联络与侦察网的建立，保证在任何环境中不致受到严重损害。同时，注意供给工作和医药卫生工作的加强。第九，游击队与主力兵团要达到确实有机的配合。主力兵团孤军奋斗，游击队单独游击，双方都不能完成其任务。只有游击队与主力兵团配合作战，才能粉碎敌人的“扫荡”，使游击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第十，要与友军密切配合作战，发扬互相策应、相互帮助的优良作风。但对专门创造摩擦，消灭抗日力量的罪恶行为，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肃清。从 1939 年下半年至 1940 年上半年，山东军民在中共山东分局和徐向前同志的指挥下，积极贯彻上述作战原则，连续粉碎日寇的多次新“扫荡”，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部队和地方游击武装愈战愈强，在战术思想、指挥艺术、战斗作风等方面，都获得很大进步。

运动战是人民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是劣势装备的我军战胜优势敌人的基本手段。在徐向前指挥的战役战斗中，运动战占主要地位，并往往具有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鲜明特点。

徐向前认为，作为以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为主要特点的运动战，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主要作战形式，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条件和规律所决定的。面对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战略态势，人民军队离开了运动战，不是流于与敌死打硬拼的军事冒险主义，便是流于畏敌怯战的逃跑主义，不可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达到逐步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战争目的。驾驭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中心点在于一个“活”字，即高度的灵活机动性。其中包括灵活分合兵力、调动敌人、避实击虚、选择战场、制敌机先、迂回包围、速战速决、乘胜追击等一系列作战指挥艺术。他说：“如果说阵地防御战、城市攻坚战叫，打死仗，的话，那末，运动战就叫‘打活仗’。离开了‘活’字，便不成其为运动战，更谈不上保持战役战斗中的主动、优势地位，达到大规模歼敌制胜的目的。”(18)

早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徐向前就以擅长“飘忽”战略、运动歼敌而著称。每当优势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临，他都采取诱敌深入、避实击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适时从运动性的防御转入进攻，在进攻中大量歼敌。

1930 年冬的第一次反“围剿”，鄂豫皖红军当时只 6000 余人，而敌军

的“围剿”兵力为 8 个师、3 个旅，约 10 万人。红军在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的指挥下，避开向鄂豫边区进攻的敌军主力，转而向深入皖西边区的一路敌军进击。东西香火岭一战，歼敌 3 个团，使该路敌军遭致命打击，余敌仓惶撤逃；红军遂回师西向，迅速转至鄂豫边区作战。经磨角楼、新集、西出平汉路等战斗，打乱了敌军的部署。趁敌军调动之机，红军抓住北进突出的岳维峻第 34 师，将该敌包围于双桥镇地区，速战速决，予以全歼。活捉

敌师长岳维峻，歼敌 6000 余人，终于取得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重大胜

利。这次反“围剿”，历时 3 个多月，红军运用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围点打援、奔袭奇袭、近战夜战、迂回包抄等战术原则，与根据地广大人民武装

力量相配合，先后共歼敌 1.5 万人，显示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威力。这是鄂豫皖红军首次进行的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标志着这支部队从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变的完成。徐向前回忆说：这时，运动战开始成为红军的拿手好戏，并非偶然。一是红军是从游击战起家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打，有游有击，有进有退，本身就是“运动战”，只不过是一种低级的非正规的运动作战的形式罢了。力量发展起来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是很自然的。二是红军觉悟高，肯吃苦，服从命令听指挥，战斗作风过得硬。吃不饱，穿不暖，照样能连续行军，连续作战。三是无论内线作战或外线进攻，都有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掩护。根据地人民的条件，是红军运动作战的最可靠的保证。

1931 年，敌人第三次“围剿”前夜，红 4 方面军已经发展到 3 万余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鉴于根据地周围的敌军尚未完成“围剿”的准备，他决心一反过去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反“围剿做法。“先发制人”，组织外线进攻，各个击破敌人。从当年 11 月至翌年 6 月的 7 个多月内，徐向前集中红军主力，忽北忽南忽西，连续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进攻战役，在外线歼敌近 40 个正规团共 6 万余人。战后，方面军总兵力发展到 4.5 万余

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 4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350 余万，建立了 26 个县的革命政权，威胁武汉、南京，引起国民党营垒的极大震恐。徐向前在总结这次反“围剿”的经验时指出：“‘围剿’和反‘围剿’的不断反复，是我国十年内战的主要形式。毫无疑问，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内线歼敌，是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基本方针。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容许在一定条件下，用积极进攻手段，事先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呢？当然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防御和进攻，要看条件。条件允许，对我有利，‘先发制人’，进攻歼敌，何乐而不为！在战争问题上，最要不得机械论。机械论只能捆住自己的手脚，招致战机的丧失，战争的失败。”(19)这次反“围剿”，主要采取“围点打援”的战役战术手段（四大战役有三个战役是围点打援），即依托根据地，先用少部兵力把外线敌人的突出、孤立据点围困起来，吸敌大股援兵出动，主力红军选好战场，趁援敌运动在野外，立足未稳，予以包围全歼。如苏家埠战役，徐向前指挥红军 3 个师从皖西根据地出发，东渡淠河，以一部兵力

分别包围六安、霍山间的 3 个据点——韩摆渡、青山店、苏家埠之敌，而将

主力布于六安以西的樊家桥、戚家桥一线，准备打援。第一次援敌出动 1 个

师，被歼 1 个团，余敌逃窜。第二次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亲率 15

个团 2 万余人来援，钻入我预设的口袋里，经一天激战，即全部被歼，苏家

埠等据点亦被解放。是役历时 48 天，共歼敌 3 万余人，俘敌总指挥厉式鼎及

5 个旅长、12 个团长，创造了红军战史上的光辉战绩。徐向前也因此而被称为善于“围点打援”的红军将领。

在川陕根据地，徐向前从当地的地势、敌情、我力等条件出发，创造了“收紧阵地”这一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反“围攻”作战形式。每当优势敌人的数路“围攻”来临时，红军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战法，即依托根据地内的山险、隘路、坯口、密林，先以部分兵力“分兵把口”，节节防御，步步抗击，逐步向心退却，诱敌深入，待大量消耗和疲劳敌人之后，再集中兵力实施总反攻，大规模歼灭敌人。这种不同于鄂豫皖时期“飘忽”歼敌的作战形式，主要特点是：第一，在战役上是持久的，在战斗上是速决的，战斗形态多样化。如反三路围攻战役，历时 4

个月；反六路围攻战役，历时 10 个月。战役进程中，交织着攻与防、进与退、伸与缩、分散与集中、被动与主动、包围与反包围、突破与反突破、阻击与追击等诸多战斗形态。各部队往往刚结束一个战斗接着又转入另一个战斗，几乎没有问歇的时间。第二，运动性的阵地防御战，是红军迟滞敌人前进，逐步消耗和疲劳敌人的主要手段。敌人步步为营，不是长驱直入；红军节节抗击，不是大踏步地后退。敌人每夺取一个阵地，向前推进一里、二里，都要付出惨重代价。红军则利用川北南低北高、山险路隘、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在运动性的阵地防御中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大量杀伤敌人。第三，战役开始后，红军要在全线同时抗击多路优势敌人的进攻，与敌反复较量、“磨蹭”。因而从局部上、一个防御方向上看，红军兵力相对集中；从全局上、整个防御战线上看，则红军兵力相对分散。兵力高度集中的过程，也就是逐步向心退却，准备实施总反攻的过程。第四，战略退却的终点和决战战场，一般选在根据地的后部，而不是中部、前部，因为愈到根据地后部，山势愈陡险，红军兵力愈集中，愈利于实行决战防御和转入反攻。第五，大规模运动歼敌，在反围攻的最后阶段实施。红军利用敌人的沮丧、疲惫、恐慌、补给困难等行雷霆一击，乘胜追歼逃敌，扩大战果。第六，部队要掌握山地战、隘路战、河川战、丛林战、阵地战、攻坚战、追击战、夜摸夜袭等多种战术手段，因地制宜，灵活歼敌制胜。这也是平时和战场练兵的主要内容。

1933 年 11 月至 1934 年 8 月的为期 10 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在红 4 方面军的战史上占有光辉地位，突出表现了徐向前的卓越指挥才能和“收紧阵地”这一作战形式的强大威力。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集 25

万兵力 110 余团（后增至 140 余团），铺天盖地，压向川陕根据地，妄图“3

个月内”聚歼红军于大巴山下。为粉碎敌人的围攻，徐向前指挥 8 万余红军兵分东西两线，组成宽正面、有重点、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体系，与敌鏖战。在战役进程的前 8 个月内，红军经四期收紧阵地和两次反击战，先后共

杀伤敌 3.7 万余人，使敌人的三期进攻计划严重受挫，加剧了各路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军心的混乱。7 月间，刘湘孤注一掷，发起以夺取万源为主要目标的第四期全线进攻。在东线，刘湘将其全部兵力的 4/5 计 80 多个团投入战场，向万源方向猛烈进攻。这时，红军收紧阵地已到了极限，同时面临粮食缺乏、弹药不足、部队疲劳、伤病员增加等许多困难，如果顶不住敌人的疯狂进攻，红军就有一败涂地的危险。徐向前成竹在胸，处变不惊，坚决排除了那种主张向汉中撤退的意见，决心利用万源地区险要地势，实行决战防御。面对轮番猛攻的敌第五路精锐旅团，他要求部队沉着应战，寸土不让，以少胜多，坚守到底。经过近 20 天的血战，红军连续打退敌人的 5 次大规模进攻，阵前敌尸累累，共毙伤敌万余人，终于使敌人的攻势到了“三而竭”的地步。徐向前抓住战机，立即组织反攻，一举突破敌人的防线，席卷两翼，扩大缺口，猛插纵深，将敌军的东线阵地劈成两半，造成大纵深迂回歼敌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不让部队按徐向前的意见东旋，结果未能兜住刘湘 3 个精锐师，打了个击溃战。徐向前继而挥军向西线突破，实施大纵深迂回，

在黄猫垭地区切断敌第二路的退路，歼敌 1.4 万余人，获反攻以来的最大胜利。徐向前总结说：“实施决战反攻，打破敌堡垒主义的攻防体系，必须注意下列几点：（1）反攻前以最大耐心，最大限度地消耗、疲劳、沮丧敌人。

（2）反攻时一个拳头打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准敌人的薄弱环节，实施突然、凶猛、连续的突破，扩大缺口，直插纵深。（3）得手后实行大纵深迂

回包围，断敌退路，利用敌人的张皇失措，迅速分割歼敌。”(20)反六路围攻战役，红军先后共歼敌 8 万余人，不仅创造了红军史上的辉煌战绩，而且提供了实行决战防御和大纵深迂回歼敌的宝贵经验。

红 4 方面军从 1932 年 10 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至年底入川建立川陕根

据地，西行转战 3000 里，是一次属于战略退却性质的流动转战。其艰难困苦和危险的程度，要比在根据地内的作战大得多。原因在于：一是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实行转移、退却。敌人的重兵前堵后追或平行追击，弄得不好，就有被敌吃掉的危险。二是红军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打了走，走了打，连续作战，连续行军，不仅疲惫至极，且供应困难，有耗无补。三是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战争的不确实性和偶然性大为增强，红军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易按自己的预想找到新的立脚点。在这种情势下，对于指挥红军转战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最严峻的攸关部队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徐向前率军在被动中求主动，在恶战中求生存，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家大智大勇的素质和力挽危局的能力。枣阳新集之战，红军被敌 5 个师 1 个旅包围合击，右翼制高点被敌控制，甚至方面军总部亦遭敌突击，情势危险万分。他组织部队浴血苦战，反复突围，歼敌 3000 余人，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红军进至漫川关附近，又被敌重兵包围在康家坪至任岭的深山峡谷间。那里地势险恶，只有一个陕窄的山口可以突围，但已被敌人的交叉火力封锁。这时，张国焘主张化整为零，将部队分散突围，就地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他说：“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结果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组织指挥下，利用暗夜，以两个团的兵力向山口猛烈突击，虽伤亡很大，但突围成功，保证了全军的安全转移。此后，红军一面打击敌人的堵截，一面打击敌人的追击，边打边走，和敌人比意志，抢时间：越秦岭，走关中；复越秦岭，南渡汉水；再翻大巴山，进军通南巴。先后共歼敌万余人，红军自身仍保存了 1.4 万人，占撤出鄂豫皖时总兵力的 3/4。如果按照张国焘的意见在危急时刻分兵突围、分散游击，那就不会有西征转战的胜利，也不会有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后来，红 4 方面军在长征转战中进行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土门之战，包座之战，数过雪山，三过草地，以及第二次北上中突破敌人的甘南防线等战役战斗，也都证明徐向前关于在战略转移中必须保持兵力集中的思想的有效性。

解放战争期间，徐向前指挥的晋中战役，是一个大规模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的杰作。这次战役，历时 1 个月，人民解放军以 6 万余兵力（大部分是从地方武装升级不久的部队），在晋中平原与阎锡山重兵集团的野战主力决战，共歼敌第 7 集团军总部及 5 个军部、9 个整师、2 个总队计 10 万余人，

解放 14 座县城，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的典型战例，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徐向前说：“晋中战役，我兵力不如敌人多，装备不如敌人好，部队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但自始至终居主动地位，一月之间，鲸吞敌十万之师，说到底，就是充分发挥运动战的灵活机动性的结果。” (21)这次战役，徐向前坚持的作战原则是：第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整个战役分为三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即诱敌进入我军伏击圈内，一举歼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全部和第 40 师大部，共 1.7 万余人。接着，转为我主力北进，断敌退路，合围敌野战兵团，又歼敌一部。最后，是

总攻合围圈内的 3 万余敌军和追歼逃敌，解放县城。也就是说，在战役进程

中将敌 10 万余人切成几块，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们。第二，出敌不意。临汾战

役结束后，部队仅休整 20 余天，即北上晋中作战；以少部兵力佯动于汾河以西，而以主力从晋中平原东侧的山区开进，突然杀向敌军腹地，拦腰开刀；初战胜利后，大踏步北进，直插太原附近，断敌退路；敢于以劣势装备的部队同敌机动能力甚强的野战兵团决战；等等，都出乎敌人的意料。第三，恰当创造战场。从晋中平原的地形地貌出发，选择战场着眼于既有后方依托，又能抓住敌人。第一阶段作战，战场选在平遥、介休之间。那里前有汾河阻隔，后有太岳山区作依托，南面的灵石被我占领，北面的祁大路被我切断，敌进退失据，便于我分割歼敌。第二、第三阶段则将敌野战兵团逼入远离铁路线的徐沟、太谷、榆次间，瓮中捉鳖，一举歼敌。第四，神速运动。时间就是无形的战斗力。为争取时间，抓住敌人，徐向前提出的战斗口号是：

“坚持最后一口气！”“爬也要爬到战斗岗位上去！”“抓住敌人就是胜利！”部队发扬不怕疲劳、连续行军、连续作战的顽强精神，赢得了时间，为全歼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五，攻防交替，灵活变换战术。部队掌握两套本领，既善于进攻，又善于防御，随时根据敌情、任务的变化，变换战斗形态。进攻时，集中优势兵力、火器，采取火力、爆破、突击三结合的打法，迂回穿插，分割歼敌。防御时，控制要点，构筑阵地，组织火网，正面牵制与翼侧反击相配合。追歼逃敌时，猛打猛追，尽量扩大战果。

徐向前指出：“毛主席曾经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来概括人民军队的作战特点，我以为深有道埋。古往今来，优秀军事家指挥战争，驾驭战局，无不重视灵活机动四个字。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尤其如此。它是运动战的核心，运动战的命脉，运动战的奥妙所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论过去、现在或未来，都是我军研究和实践的主要课题。”(22)

培养部队的攻坚作战能力，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适时进行攻坚战役战斗，也是徐向前带兵用兵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条件下，应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但决不意味着放弃有利条件或必要情势下的攻坚战。红军时期，徐向前指挥部队作战，就打过一些阵地攻坚的硬仗。一种情况是，要拔除根据地内残存的白色据点。如鄂豫皖根据地初步形成后，不少恶霸地主和数以千计的民团猬集于新集，凭坚固守，成为根据地的心腹之患。红军在旷继勋、徐向前的指挥下，决心攻克这个反动堡垒。因城墙高达两丈余，全部用岩石砌成，红军缺乏攻城炮火，围攻一个星期，难以攻克。后根据徐向前的提议，改用坑道作业的办法攻坚。部队利用城北的民房作掩护，秘密挖掘一条长达四五十米的坑道接近城堡，把数百斤炸药装到棺村里推进坑道引爆，一举炸开城墙缺口，攻入新集，首创了红军以坑道攻坚的战例。另一种情况是，红军要创建和扩展根据地，要消灭依托县城或山险防御工事的固守之敌。如在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的黄安、商(23)、苏家埠三个战役，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先围住点上的守敌，待解决来援之敌后，再利用守敌的慌乱心理，实行攻坚，容易一举突破。在川陕根据地进行的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则是典型的山地攻坚战。敌人利用山险要隘，层层筑垒防守。徐向前指挥部队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攀登悬崖绝壁，向敌阵地猛攻，连续突破敌人多道防线歼敌制胜。长征途中，他指挥的包座之战，歼敌胡宗南第 49 师，也是一个山地攻坚的模范战例。

解放战争期间，徐向前指挥的运城、临汾、太原战役，均为城市攻坚战。临汾战役历时 72 天，打得十分艰苦，但终于攻克，徐向前在《临汾战役总结》中说：此次临汾之役，双方均用堑壕作战，地堡对地堡、坑道对坑道，每一据点每方土地均反复争夺，多者达三四次，敌精锐 30 旅在各次争夺战中消耗

殆尽，我全役共用炸药 10 万斤，炮弹 10 万发，战斗持久残酷，规模宏大，足称阵地战范例。此次作战又因时间拖长，最后发展为地面下的立体攻势，敌我在地面下均有交通壕，再下有地道及坑道，攻势剧烈复杂，紧张达于极点。部队因思想准备不足，对此缺乏预见，开始攻击时一般均操之过急，表现深厚之游击战运动战作风，猛打猛冲，队形密集，不爱筑工事，不精打细算，不讲求协同动作，因而招致过份伤亡，多走弯路。他指出，临汾攻坚战的经验教训证明：第一，部队从游击战、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必须有思想的、物质的、组织的、技术的充分准备。第二，必须善于分散敌之兵力，以便迅速突破与分割敌人。应从两个以上不同方向进行突击，并保有两个以上的突破口，但火力不应分散，而应将 60％以上火力集中于主要突击方向。突破手段一般应以坑道爆破为主，强行爆破与炮火开缺口为辅。因坑道爆破具有较高之威力，并能以其突然性使敌猝不及防，易于攻克。第三，必须注意步炮工诸兵种之协同动作。凡火力集中使用，完全压制敌火力；坑道方向距离正确，爆破口填平外内壕；步兵乘爆炸烟雾于炮火向两翼纵深延伸之瞬间勇猛冲锋；——三者能密切配合者，突破必能成功，否则必遭受挫折，徒增伤亡与消耗。毛主席评价说，“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我军九个旅（7 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23)太原攻坚战役中，徐向前鉴于部队对一些战术原则认识不够明确，战斗动作上往往不能协调一致，特规定了十条战术原则：充分准备、精心计划；进攻防御，都要精通；军事民主，命令服从；坚决顽强，果敢勇猛；隐蔽突然，敏捷机动；主要方向，力量集中；插入切断，连续进攻；发挥爆破，步炮协同；互相援助，一致行动：全歼敌人，建立战功。这些原则，在部队中深入教育，要求熟练掌握，从而有力保证了太原攻坚战役的胜利。

（四）

人民战争是我军依托革命根据地进行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三位一体的战争。徐向前在长期的军事实践活动中，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早在 1928 年 5 月，在坚持东江游击战争中担任红 4 师师长的徐向前就曾向东江特委建议：这个地方南面靠海，东临平原，山也不大，机动余地小，再呆下去不是办法。应当把 2、4 师的千把人集中起来，拉到粤赣边界去打游击。那里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山多山大，有较充分的活动余地，不容易被敌人消灭掉。待看准机会就咬敌人一口，能慢慢地补充发展自己。这个建议，可以说是建设根据地思想的萌芽，但未被特委采纳。

1929 年 11 月，徐向前在鄂豫边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中提出红军的任务是：

（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2）坚决实行土地革

命。（3）夺取反动武装。（4）保障和扩大苏维埃区域。赤卫队的任务是：

保障革命区域。（2）肃清反动残余。（3）帮助临近区域民众斗争。红军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是：（1）红军对地方民众团体，有帮助肃清一切反动势力的责任。（2）地方民众团体，对红军有帮助给养、侦探、向导、补充等责任。（3）红军游击到没有群众组织的地方，政治部应负责组织之。在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应尽量帮助其发展并健全其组织。这些，都说明他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已经开始系统化具体化。1930 年春，鄂豫皖根据地正式形成后，徐向前和其他领导人抵制了“立三路线”要鄂豫皖红军攻打武汉的冒险计划，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和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西出平汉路，“三战三捷三扩编”，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31 年 8 月，他和曾中生同张国秦的“南下之争”，也是围绕如何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进行的。当时，张国焘要红军主力占领英山后，远离根据地直出安庆，威胁南京，这显然是一个军事冒险计划。徐向前、曾中生等则主张“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黄（梅）、广（济）、蕲（春），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反对东出安庆。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里指出：“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感到，红军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广大的工农政权的力量维系着，则如是艰难困苦的生活，任何人也带不了的。⋯⋯同时，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24)1932 年底，徐向前率军进入川北，分兵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川陕边根据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这块根据地发展到 4.2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逾 500 万，建立了 22 个县市的革命政权。毛泽东高度评价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和作用。”(25)徐向前分析川陕根据地能够建立的原因，一是敌人营垒有矛盾，混战，不统一。那时，四川军阀正在成都地区混战，川陕边兵力空虚；同时，四川军阀又反对蒋介石的兵力入川“剿赤”，因而给红军以立脚生根之机。二是红军入川时有 1.4 万人的兵力，有了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才能打开局面，歼敌制胜，发动群众，建立一切。红军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是创建根据地的主要条件之一。三是川北的地形条件、自然条件、群众条件非常好，是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群众受压迫很深，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深受广大农民的拥护。

从创建鄂豫皖根据起，徐向前就重视“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强调“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在发展红军力量的同时，配合地方党组织扩大地方武装，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战支前。他提出红军与赤卫队的关系是：红军对各县赤卫队，应帮助其军事和政治的训练；赤卫队参加红军作战时，须绝对受红军指挥；赤卫队长应与红军发生密切关系，双方军事会议，应互派代表参加。第一次反“围剿”的双桥镇大捷，歼敌岳维峻第 34 师，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拿着大刀、长矛参战，呐喊声响彻环水两岸，场面极为壮观。

1931 年冬的黄安战役，红军歼敌赵冠英第 69 师等部 1.5 万余人，攻克黄安县城，也是广大群众积极参战和支援的结果。当时有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做饭。”就是军民一

体歼敌制胜的生动写照。鄂豫皖时期，地方武装曾发展到 20 余万人；川陕时

期，亦达 9 万人。历次战役战斗，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人民群众同红军一道作战，或运送给养、弹药，或转运伤病员，或修桥铺路，或转运缴获的胜利品，或帮助红军抓俘虏等，生动的事迹不胜枚举，对争取反“会剿”、“围剿”、“围攻”的胜利，确实起了重大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在晋东南、冀南、山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收编杂色武装，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民兵武装，为粉碎日寇的“扫荡”，制止国民党军队挑起的军事磨擦，发展八路军正规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冀南，人民群众挖掘的地道总长达万里以上，极大限制了日寇在平原地区机动作战的能力。在山东，从 1938 年下半年至

1940 年上半年的一年内，军民一体进行的游击战斗 2000 余次，毙伤俘日军

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 2 万名、伪军 2. 5 万余名，破坏公路万余里、铁路 500

余里，炸毁火车头 36 个、车厢 162 节，有力打击和箝制了日本侵略军。解放战争期间，徐向前指挥的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个重要战役，群众参战、支前的规模更大。在临汾战役中，支前的民工出动 20 万人，群众自动捐献的

门板 26 万块、梁木 10 万根（供部队挖坑道用），粮食数百万斤。临汾周围上百里的村落里，门板全部献出，出现了夜不闭户的感人情景。战后徐向前说：“此次临汾战役所以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主要是由于人民的支援。如广大民兵、民工直接参加战勤工作，后方的供应始终保证了部队的胜利进行作战。如要论功行赏，那第一功应该归之于后方的支援”。(26)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的伟力的最深厚的根源，人民军队如果孤军作战，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那就不会有革命战争的胜利。

（五）

全国解放后，徐向前积极主张人民解放军实行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战略转变，以便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他参与了军委的一系列决策，对军事战略、编制装备、合成指挥、战区划分、训练教育、国土防空，院校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建设、军事科学研究等重大问题，提出过许多建议和意见。从 1963 年起，军委分工他主管民兵工作，担任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结合民兵工作的优良传统，徐向前对民兵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重视民兵在保卫国防、和平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反对任何轻视民兵工作的观点；在全面加强民兵建设的同时，重视搞好海边防地区和重要人防城市的民兵建设；通过整顿、教育和训练，不断提高民兵队伍的素质，尤其是基干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素质；民兵建设以抓好基层为主，不要铺大摊子，搞空架子，县以下组织民兵营即可，不要“大办民兵师”；劳武结合，以劳为主，城乡民兵都要带头搞好生产，民兵的活动要服从生产，军事训练尽量分散、就地、小型化、反对形式主义；坚持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建设的双轨领导制度；等等。这些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民兵建设，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解放军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党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重新判断，实行新的战略转变，向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建设方向迈进。徐向前于 1977 年任国防部长、军委战略委员会

主任，重新审定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军事战略和作战预案，主持了 1980 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贯彻党中央和军委新时期的国防战略思想，确定了军队精简整编的方针和原则。他对新时期的国防发展战略、军队建设和民兵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

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人民军队必须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阶级本色。对于这一点，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必须服从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要充分利用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研究和掌握现代先进军事科学技术，把国防现代化搞上去。（3）明确作战对象，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作战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可能遭敌人侵的方向，或诱敌深入，或坚决抗击，要根据地势条件决定。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决不可轻视。军队要居安思危，立足现在，准备未来，重点设防，纵深配备，依靠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体制，准备迎击和战胜大规模入侵之敌。（4）精简军队，合理编制。兵不在多而在精，在于总体力量的合理编制与合成。在我军精简 100 万人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科学地定编定员定装。平时编制要为战时服务；领导体制要改革；各军兵种的比例要合理；各战区的地形、任务不同，编制不能机械划一；编制一旦确定，要保持其相对稳定性，不要任意改动。

大力改善武器装备。军队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就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要改变武器装备的落后状况，必须大力加强对新式武器的研制，充分调动科研队伍的积极性。
人才是建军之本。军队的编制合成与现代化装备，要靠人去掌握，没有大批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德才兼备的干部，特别是领导骨干，编制再合理，装备再先进，也不顶用。要改革干部工作制度，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爱护人才。院校是造就人才的基地，要切实把院校工作摆到战略地位，不断加强。（7）大力加强军事科学研究。现代化战争和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尤其是军事科学的研究和创新。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既要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又要结合新的条件加以发扬光大；既要尊重我们自己的经验，又要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要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军事科学。

（8）寓兵于民，加强民兵建设。要贯彻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的国防建设方针，改革民兵工作，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调整组织，确保重点。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加强战略后备力量。坚持对民兵的经常训练教育，充分发挥他们在经济建设、保卫海边防和维护社会治安中的积极作用。

徐向前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活动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中形成的，是一部丰富的军事教课书，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