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对现代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

范硕

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在统帅部工作，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制定战略、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善于运用和落实最高战略决策，指导战争全局，又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建议，从而发挥和丰富了最高战略决策。建国以后，叶剑英长期在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上，运用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致力于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参与制定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对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叶剑英的军事理论已经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建设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理论

叶剑英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早期创建者之一，曾经参加孙中山组建的建国粤军驱逐桂系军阀统一两广的战争，参加国共合作后的国民革命军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策应南昌起义，领导广州起义，参与创建红军。在此期间，他对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孙中山提出的“武装力量应与民众相结合” 的思想，在实践中加深了认识。他回顾这一段历史经验，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加以总结，有深刻的体会，他说：“中山先生在这一段时期，根据过去几十年革命的经验以及当前的情况，了解到要想革命非有革命的武装不可，不能光靠暴动和运动旧军队倒戈的办法。因此，在桂林独秀峰下开始了整军。” (1)叶剑英参加了这次整军，事后写道：“要领导这些军队，要团结这些军队，去和北洋军阀进行坚决的战争，就必须给这些军队的将士以政治上的教育。使他们知道革命军队与普通军队，在政治立场上，在战略战术上，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给他们注射一些新的血液，树立新的军队的精神。”他总结经验教训说：“可是那个时期，主要是运用依靠个人的整军方法，让个人能接受革命思想，了解三民主义，还没有建立革命的军事制度去保证它。

1922 年中山先生回到广州后，根据自己研究的苏联革命经验，以及和加伦将军在一起研究了苏联建立红军的经验之后，深深感到要实行革命非得有革命的军队不可，这支革命军不仅要每一个成员具有革命思想，也必须有革命的军事制度，所以，后来下决心办黄埔军校，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中山先生那个时期的比较完备的建军思想。” (2)

叶剑英对党和毛泽东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也有深切的体会。他说： “1921 年的出师桂林北伐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在后方的陈炯明与北方军阀勾结起来，反对北伐，⋯⋯当北伐军打下赣州，节节推进时，盘踞广东根据地的陈炯明（当时在惠州）却密令叶举，由广西突然袭击广州，这就是陈炯明的公开叛变事件。那一次事件，中山先生虽然在永丰军舰上组织了朱培德、许崇智两部回师勘乱，并亲率永丰等五舰挺进广州作战，可是由于陈

炯明靠了运输上的方便，在韶关打败了自江西回师的朱培德及许崇智部队，以至中山先生不得不离开永丰舰，同时也暂时离开了广东。这个事件和以前的几次经验，使中山先生了解到，要想革命成功，北伐胜利，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地。他认为两广必须成为巩固的后方。因此，1924 年他规划了东征惠州、潮汕的战略计划。那时候，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已经毕业，并以黄埔一期学生为骨干组成了两个教导团，同时粤军已经过一番整顿。这些新生力量攻占了潮汕，回师消灭了驻在广州的滇桂叛军，初步实现了中山先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中国近代史上的 1927 年大革命所以能取得初步胜利，从军事角度上看，那几年的建军、建立根据地等工作，也为大革命准备了条件。”(3)为了进一步阐明根据地的思想，他在 1982 年的一次谈话中回顾历史说，三国时刘备和诸葛亮东联吴越，西取巴蜀，同曹操形成鼎足之势。西取巴蜀就是解决根据地问题。我们红军在井冈山就是搞根据地。诸葛亮的“隆中对”很了不起。

1927 年冬，叶剑英在参加和领导广州起义中，对建立人民军队、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思想有了更多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在广州起义武装力量遭到敌人反扑、围攻，起义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他和叶挺向苏联顾问诺尔曼一再提议在敌众我寡，孤立无援的形势下，不宜坚守广州，要把革命队伍拉出去转向农村，与农军汇合。但遭到拒绝。起义失败后，他到香港与聂荣臻一起研读太平天国的史书，联系探讨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仍然认为，没有将起义军及时拉出去，与农民军汇合，殊为可惜，从这次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他更加体会到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军队，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他写道：“广州起义失败了，但并没有完全失败，从广州撤出的一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又分别与东江，左右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把革命种籽传播到广大农村，继续进行着革命斗争。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要派自己的干部下乡。当时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不可能马上夺取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把它转入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根据地，并依靠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革命离开了巩固的工农联盟，没有农民积极参加，胜利是不可能的。可是这些教训，直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被一些党的领导同志所认识。⋯⋯只有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民族特点，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并依据这一原理，指导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如果广州起义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配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4)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叶剑英对毛泽东提出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有深切的体会，并广为宣传，坚持贯彻执行。

1959 年 11 月 7 日，叶剑英为纪念古田会议决议发表二十周年，撰写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一文，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他写道：“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里，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解决了我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观点，就是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是政治领导军事，而不是军事领导政治。

这些原则是通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来实现的。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而决不允许凌驾于党之上，或向党闹独立性。关于党和军队的这个关系，毛泽东同志后来形象地概括为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叶剑英针对有些人对毛泽东建军原则有所忽视的情况，强调指出，毛主席所独创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作战指导原则，以及一套人民军队的规章制度，这不仅是民族范畴内的东西，而是国际范畴内的东西，换一句话说，是已经达到国际标准可以“出口”的东西，有人只知道需要“进口”，不知道自己可以“出口”，这是一种殖民地的思想。毛主席的建军原则和作战指导原则，是中国勤劳和勇敢的劳动人民在自己长期解放斗争中，特别是从最朴素的人民游击战争到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现代化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集中群众智慧的表现，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光辉创造。世界上有许多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都遇到一个问题；究竟应该建设怎样的军队，才能保卫自己的革命果实，匈牙利人民有过教训。所以，掌握自己的民族特点，吸取世界的先进经验，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军建设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二阐发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争的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作为中央军委参谋长和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参与制定抗战战略方针。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出席南京国防座谈会，作了“政略、战略”问题的重要发言，提出“战略上持久，但战术上仍应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战略上虽采内线，但战术上仍应取外线，随时包围敌人，故，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广大民众之运动战，以此三原则以行作战。”

叶剑英根据全国军事局势和各个战场的战况，撰写军事论文、发表演讲，阐发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如《论北方战局》、《在敌后的两年》、

《东北的七年》、《论日军的跳跃作战》、《游击战线上的军事问题》、《粉碎敌寇新的战略进攻》等三十余篇被新华社汇编成《叶剑英抗战言论集》出版，发行量很大，产生了广泛影响。叶剑英非常重视抗战全体性，他指出： “我们抗战，是全体性的战争，进行全体性的战争，需要有全体性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因此我们领导抗战的司令部参谋部，假使在战略或战术思想上，只因循着旧时的途径，把自己的工作内容，拘束在一个单纯的军事范围，只是单纯看到自己的部队，应如何针对着当前的情况，定出一些行动计划就算完事，把许多政治因素，例如政治工作配合的程度，群众动员的程度，游击运动的强度等抛开，不加以估计，不把这些力量（政治的军事的群众的）统一在一个作战计划之下，配合起来，组织成为带着更多全体性的战斗，象这种作战的领导，已经不适合抗战的要求了，必需重复说一句：全体性的战争，必须有全体性的领导。”(5)他在《目前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文中阐释持久战的问题，指出：“大家明白，中日战争的全过程在战略上有三个阶段，一为敌人进攻，我方防御；二为敌人保守，我军准备反攻；三为我方反攻，敌军败退，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多次阵地战中惨败的教训，他指出：“我们应该换一个新的作战方式，就是一方面正规军组成主力，在一些军事要点上和敌人打运动战，另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广大的游击战。”“这种运动战和游击战配合起来的新的作战方式，

在作战上，比从前进步了，我们在第二期作战采取了这种新的战术的结果，敌人进攻的锐气大大地消减了。”

1939 年 5 月，叶剑英与司徒文森谈战局时，分析了当时日军采用“全面、跳跃作战的方针”。针对这种方针，我方的对策是：“以静制动”。“在某几条可以被进攻的线上，我们把兵力布置好，当敌动时我们以镇静的态势打击他，在敌人静的方向我们则积极的动作起来，争取主动的运动战。因此我们对付敌全面跳跃作战的原则，在战略上是以静制动，战术上以动制静。” “还须大规模在敌后进行破坏工作。在敌后我们的口号，应该是破坏重于作战”。“各方面的抗敌工作，均应引用到大规模的到敌后进行破坏工作上去。”

在“积小胜为大胜”的著名的演讲中，叶剑英指出，抗战进入第二期以后，“必须是战而胜之，不是拖而胜之，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在战斗中获得胜利。”“由于我们一方面在战斗中消耗敌人力量，另一方面，我们的力量继续增加，这才使敌我力量起变化，获得力量对比的优势，可以进行有力的反攻。”他强调指出，在二期抗战中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小胜；而要争取小胜，在今日战术必须有所改变。虽然我们在战略上防御，可是在战术上必须采取攻势，战术的内容可以说“一切为着进攻”。战术上要“袭其所必来”，“攻其所必救，防御必须是为进攻的防御；退却的目的也是为了进攻。”他指出， “用全力求小胜”“以大力打小仗”整个战场的作风必须有这样一个转变，今后必须在战术上应用这些原则求得胜利，才能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最后胜利的到来。”(6)

叶剑英十分重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1939 年初，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国民政府主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先后任副主任和副教育长，领导拟定教育计划和章程，亲自准备教材，亲自主讲。叶剑英被公认为“游击战争战略家”。曾经被国民党战时新闻处查获的一篇“新闻通讯”上披露了教学实况。文章写道：“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程表上规定是十二小时，占全班军事学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课两个小时中总要发生学生提请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一次上课，都是肃静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 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子里爬过，也都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本上爬过，到下课的铃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记满了硬笔写的字迹的笔记本，在他们都认为太少了，‘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游干班第一期毕业前，叶剑英亲自组织了一次为时四天的大型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收到好的效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视察报告》中写道：“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游干班培养大批游击专家和骨干，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发展。

后来叶剑英虽然离开了游干班到重庆工作，但仍然十分关心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他指出：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战略之一。“游击运动发展到有根据地时，可以由较大的游击战争形式，发展成为没有巩固后方可是有临时依托的运动战。”(7)他要求正规军也要配合游击战，“只有正规战与游击战在时间上及空间上适切的配合，才能战胜凶恶敌寇。”(8)他分析华北以及整个敌后战场的形势，指出：“从战略观点看

来，要保障西北，必先巩固山西，欲保障山西，必须坚决地进军河北，而河北平原的游击队的支持，必须得到太行山与泰山两条山脉的游击战相呼应。” 他提出为开展游击战创造必要的条件，说：“在今天这样一个艰苦的游击战线上，我们要粉碎敌人‘扫荡’的进攻，只有给游击队以各种合理的自由的条件，才能想象。”接着他列举了要给游击队以动员群众的自由，以建立根据地的自由，以收复失地的自由，以向正规军发展的自由，“只有游击队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普遍地发展起来，正确的执行游击队所担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任务，才能粉碎敌人的扫荡。”为了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开展游击战，叶剑英将敌军对我游击战的对策概括为：“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旋磨打圈”“小群游击”“掠夺粮械”等五个特点，要求我们根据敌军改进其进攻方式，不断变化的战术，进一步研究游击战中的战术问题。(9)

叶剑英非常关注世界战局的发展趋势。

1940 年 1 月，他发表了《新年论欧战》一文，分析各个交战国的特点，指出战争的广泛性和长期性。他写道：“尤其是在持久战中，这是无可争辩的。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得到说明。现代的战争，将来一定是持久的绵延不绝的，消耗的战争。因此，战争走向长期和消耗的阶段，经济作用占极重要意义。在经济战争中最本质的问题，便是许多交战的国家，都没有支持长期消耗所必需的原料，而不能依存于世界市场。以英德两国为最。假使经济战争的结果，便足以屈服德国，那么世界战争发展前途，将发生严重的变化，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假使经济封锁德国，为德国反封锁政策所击破，最后，依然不免发动主力战。那么帝国主义混战，将急转直下的开展。⋯⋯假使世界上没有新因素产生的话，帝国主义大战将继续展开的。”最后叶剑英归结道：“英德经济战争，和苏芬问题，对于战争前途颇有决定作用。假使张伯伦十八个月封锁德国的计划，可以成功，苏联红军，援助芬兰的行动，又不能及时的胜利的解决，那么，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反苏战争的危险，将要增加；假使张伯伦封锁计划不能成功，而苏芬问题又可以及时的胜利的解决，那么，帝国主义战争，将要一直的开展下去，要求以革命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的混战。这就是欧战发展的两个可能的方向，同时也是全世界和平人类，准备用空前的力量，用革命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世界和平的总指标。”

叶剑英这些独到的分析判断，经过以后的抗战实践检验是十分精确的。三坚持粉碎蒋介石进攻的自卫战争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剑英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返回延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等职。在此期间，他参与制定粉碎蒋介石进攻的自卫战争的战略方针，并认真贯彻执行。叶剑英针对当时一部分人对自卫战争战略方针认识不清的情况，多次阐释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的关系问题。他说：“把战争打到蒋管区去，是外线作战，内线作战是有后方的，是在十年来熟悉的战场上作战。”“总司令部已宣布解释了自工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进行全国的新反攻，把主力打到蒋管区去，这样打法，即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有人问，何必打出去呢？叶剑英回答说：“这个方针肯定的是对的。今天打出去，不是一种偶然的动机，而是根据一年来战争发展的规律和斗争形势决定的。这即是蒋管区人民要求我们帮助他反饥

饿，得到土地，得到民主。在经济上，我们要开源节流。在军事上，打乱了敌人部署，便于消灭蒋介石。他还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外线作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过去一年的自卫作战，我军已经大量歼灭敌人，壮大了自己，我们有力量打出去：敌人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已转入加强两翼的重点进攻，在它的中间出现了薄弱环节，有利于我们从中间突破；蒋军士气低落，后方空虚，便于我们打出去；为了保持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后战胜蒋介石，我们必须打出去。”叶剑英强调指出：十年内战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毛主席即主张把主要战争引到蒋管区去，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但今天打出去，与过去一样，于我更为有利。不打出去，是蒋之要求，不是我们的要求。蒋介石要求我们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我们不打出去，即犯了错误。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高潮的前夕，刘邓大军一打出去，蒋介石就焦虑不安，暴跳如雷。一再叫嚣要加强长江防务，并在武汉正忙于设防搬家。中央指出，打出去要建立根据地，要大量歼灭敌人，大量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政权。经过反复作战，才算是建立了根据地。(10)

在土地会议期间，对解放区的巩固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曾经有过争论。有些同志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解放区应在巩固中求发展；有的则主张现在是发展时期，应从发展中求巩固。叶剑英在答复这个问题时，他指出：这个问题在我们军队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争论。红军长征到陕北，中央提出东征打阎锡山，很多人强调应在巩固中发展，不赞成东征。当时，毛主席主张东征，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巩固。应发展而强调巩固，这是保守思想；不顾主客观条件，不能发展而强求发展，这是冒险思想。叶剑英说：“今天发展是我们作战的基本方针，一定要发展，一定要它稳的住，老解放区有责任帮助正在发展的刘邓（大军）。一切保守自私，没有远见，没有整体观念，对我们是有害的。”(11)

叶剑英对毛泽东制定的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十大军事原则”，以及有关争取胜利的一系列指示有深刻的领会。在 1948 年 1 月的一次会议上，他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报告后，指出，一年多来，捩转了蒋介石的形势，捩转了革命形势，我进攻了，把战争推向前进了。我们前面进攻，后面拔钉子。如石家庄被我们解放，石家庄蒋的守兵调走，不仅依靠于我们政策的正确，还要依靠于敌人的错误。⋯⋯今后，我们更加努力，把所有解放区联系起来，蒋介石就成为瓮中之鳖了。现在沈阳、长春、吉林都已孤立，孤立之后，我们就能拿过来。军事和政治一样，也是先孤立它，后攻取它。孤立之后，才能打下来，守得住。他最后归结说，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胜利，就由于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略和战略，这十条军事原则很重要，也是毛主席的原则。”

但他并不主张机械照搬，而主张随着战争局势的转化，灵活运用。在解放战争面临伟大转折的历史时期，他曾经指出：“先前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目的为保存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今天要大量使用力量，不怕牺牲，大量歼灭敌人，大量发动人民。这样广大乡村人民的发动，即成为我们生根、稳步发展的关键。乡村城市同样重要，我们先占乡村，再占城市，要加强乡村工作。”(12)这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新的发挥。战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叶剑英在建国后，继续正确执行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作战

指示。在解放广东、解放海南岛以及建国后的剿匪作战、海边防斗争、巩固国防的自卫反击战中，他都正确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主持或参与制定作战

计划和布署，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西沙之战中，叶剑英与邓小平一起，亲自坐镇总参作战室，日夜守候在电话机旁，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对瞬息万变的战争态势，发出一个又一个的作战命令，粉碎了南越当局派兵突然向我西沙群岛发起的进攻，收回了国土，取得重大胜利。

四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中的八大关系

1954 年，叶剑英奉调到中央军委工作，1955 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代理刘伯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

20 世纪中期，世界跨进核时代。原子弹、氢弹、导弹、火箭等新式武器的出现，极大地改变着战争的样式和进程，这就给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毛泽东提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任务。叶剑英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一建军任务，他说，军队的现代化和革命化是个统一的整体我们要通过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使我军革命化，又要通过军事训练使我军现代化。现代化是军事任务，同时又是政治任务；革命化是政治任务，同时也是军事任务，不能把两者分割开来。

为了统一恩想，妥善解决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叶剑英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八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