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战争时期，在建立敌后根据地，反击日伪军“扫荡”、 “蚕食”中，正确运用并且丰富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1937 年 9 月，115 师刚刚到达山西前线，罗荣桓就根据毛泽东关于在敌之翼侧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指示，率领师政治部的大部分干部和少数部队，到达山西和河北两省交界处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为在这一带建立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此后，罗荣桓又率 115 师部队开辟晋西

吕梁山根据地。1939 年 4 月，他与陈光率 115 师师部和主力一部到达山东后，又领导创建鲁南根据地。他根据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复杂形势，提出“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插，就是插到日伪军与国民党军之间，隐蔽地由边缘伸入腹地建立根据地；争，就是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收编抗日武装；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势力的地盘，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的势力范围；打，就是打击日本侵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坚持统一战线，团结进入山东的东北军和其他与我友好的国民党部队，孤立反共顽固派；反，就是反“扫荡”、反磨擦。这六字方针，不但正确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而且概括了山东各部队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经验，有许多重要的发展。

罗荣桓坚决贯彻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反对以大兵团正规战为主的思想。

1938 年 3 月，在山西前线，他与陈光指挥 115 师部队，采取以小部队打小仗的办法，将部队以营、连、排为单位，分散预伏在蒲县至大宁之间道路

曲折、地形复杂的午城、井沟一带若干个阵地上，此起彼伏地分段阻击和消耗活动在这条补给线上的敌人，平均一天打一仗，有时一天打两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转移到别处打。连续打了五昼夜，共歼日军千余人，焚毁敌汽车 60 余辆。取得了用兵少、伤亡小、歼敌多的战果，创造了游击战争的范例。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罗荣桓介绍了午城、井沟战斗经验。

罗荣桓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后，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继续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反对脱离实际热衷于打运动战的思想。从 1942 年 8 月起，罗荣桓连续发表了《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等文章，论述游击战争战略思想。他针对有的同志认为敌后抗日军队的战略指导原则应该逐渐走上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的思想，明确地指出：“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这是由于敌人还强大，占领城市及交通运输便利；而我们则是愈益处于被分割封锁之农村中，装备亦极低下，弹药不易补充，虽然依靠人民，建立了根据地，但仍是没有巩固后方的作战，更无法解决技术上之贫困。尤因为敌人频繁残酷的进行‘扫荡’，摧毁洗劫我根据地，蚕食紧缩我根据地，使我们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损失，机动回旋地区狭小，更加紧张了。那么我们有什么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呢？如我们不从具体情况出发，而迷惑于曾有过或现在还有的某种战例，妄自以为有了过早地转为正规战的可能，会造成有害的行为：当着胜利发生拼命主义；遇到困难失掉信心。”(28)

罗荣桓同时指出：攻围寨战、运动战，在游击战中也是存在的。这是由于我们在普遍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中，容易找到敌人的弱点，制造敌人的弱点，使我们能够集中部分兵力从运动中打击敌人；或乘着敌人立足未稳，防守松懈，攻破其某些薄弱的据点（围寨战）也是完全可能的。但这都只限于局部战斗，我们一般的作战方法还是采取伏击偷袭敌人，完成于短促时间以内。如果少数敌人深入我们占优势地区，一时增援又来不及，而地形、群众等条件均于我有利，我们可以使用一切方法予以消灭，甚至运用包括阵地战、运动战性质的手段，如简易的坑道爆破，强攻据点、围寨、打击敌援兵等，但这并不是完全的正规战，而仍是以游击战为前提的。(29)

罗荣桓不但强调必须以游击战为主，而且号召普遍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他提出：“我们主力军，地方基干武装，都有必要分散地方化，扶助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应成为这一游击战组成的重大因素。因此我们主力甚至地方基干武装，在建设自己上高度强调正规化，忽视对民兵游击小组的推动，这对贯彻游击战指导方针是有害的。”他指出：“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并且是愈益趋于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一切违背这一指导方针的东西，都要去掉。”(30)

在坚持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的方针下，罗荣桓根据山东的斗争形势，从战略和战术方面，分别提出了坚持根据地的边缘游击区，和普遍采用“翻边战术”这两个重要决策。

罗荣桓认为：“敌人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蚕食，由来已久，而目前犹在加紧进行中。我们各抗日根据地，如鲁南、泰山区几乎已全部变为游击区；鲁中沂蒙区亦已被封锁割裂，在交通联系及工作指导上深感困难；冀鲁边与鲁西，情况更形紧张。”(31)他指出，如果对这种情况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在敌人继续紧缩包围的形势下，根据地将会继续沦为敌占区或退化

为游击区，他认为，不很好地坚持游击区，就不可能巩固根据地；不大量地发展游击区，就不可能建设和扩大根据地。因此必须把坚持边缘游击区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为了坚持边缘游击区的斗争，罗荣桓提出了隐蔽、精干、分散、机动等一系列方法和措施。他说：“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使其成为我们外围的扩张线，活动的跳板，以打破敌人紧缩政策，建设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这对我们克服最艰巨的一段过程是有特殊意义的。”(32)

在日伪军对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对边缘区进行大规模蚕食的情况下，罗荣桓为了扭转各抗日根据地日益困难的局面，总结历次反“扫荡” 的经验，从 1942 年提出并逐步在山东战略区广泛采用了“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的“翻边战术”。

开始，敌人用“分进合击”的战法“扫荡”时，八路军一般以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比较好的老区为依托，在根据地内分兵与“扫荡”的敌人周旋。敌人采用“铁壁合围”的篦梳战术以后，八路军在根据地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罗荣桓认为，如果我军仍然局限在根据地之内与敌周旋，就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包围圈步步紧缩以后，更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因此，为了粉碎敌人的“铁壁合围”，他提出必须采取“翻边战术”，就是把主力部队部署在与敌人接近的边缘地带，当敌人“扫荡”时，主力部队不是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而是趁包围圈尚未紧缩，还有较大的空隙时，及时选择敌之弱点，打到敌人的后方去，迫敌回援，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挫败敌人的“扫荡”。

罗荣桓亲自指挥 115 师部队，在 1942 年 11 月进行的海陵反蚕食战役和接着进行的郯城战役，就是运用翻边战术的范例。海陵在滨海根据地的东南部，南临陇海铁路，东接江苏赣榆，是山东与华中根据地联系的要地。日伪军为了切断我军南北联系，极力“蚕食”这个地区，向北一直到了距 115 师师部长期活动的地带只有一二十里，对滨海抗日根据地南部构成严重威胁。1942 年秋后，日伪军策划对根据地“扫荡”时，罗荣桓也制定了在海陵地区

进行反蚕食作战的计划。当敌人集中 1 万余人兵力，分 12 路向沂蒙山区“扫

荡”时，在战斗打响后第二天，罗荣桓即指挥 115 师部队，迅速向陇海铁路挺进，开始进行海陵战役。八路军出敌不意地逼近敌人控制的陇海铁路，6 天内连克敌据点 16 处，歼敌 1000 余人，115 师部队仅伤亡 40 余人。海陵 6 个区，原来被敌人蚕食得只剩下两个完整区，这次战役恢复了三个半区。山东抗日根据地普遍采用“翻边战术”后，由被动转为主动，使我军能够更有计划、更主动地反击敌人的“扫荡”。

随着军事斗争形势逐渐好转，罗荣桓又及时提出：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和在主要方面的集中兵力作战相结合，由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发展。从 1944 年开始，罗荣桓指挥山东军区部队，发动了一连串战役攻势，有计划地进行讨伐伪军的连续作战，逐步打破了敌人对各根据地的分割、封锁，并且逼进到敌之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附近，把斗争推向敌人的心脏地区。

1944 年 8 月，山东军区部队在罗荣桓统一部署下，连续攻克由日伪军联合守备并有坚固设防的沂水县城和利津县城。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题为

《山东捷报》的社论，认为这一连串的胜利，说明山东八路军已由反“扫荡” 为重点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作战。

在向日伪军进行的局部反攻中，罗荣桓特别强调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重要性，各区普遍加强了对敌伪军的瓦解工作。从 1944 年 7 月起，连续争取了王道、莫正民、张希贤、韩寿臣等大股伪军的起义。在罗荣桓指挥下的山东军区各部队，经过一系列战役攻势后，1945 年 8 月展开向日伪军的大反攻，迅速解放了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几个城市外的山东大片地区，歼灭日伪军 6 万余人，山东八路军部队发展到 27 万人，占八路军、新四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以上。罗荣桓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为山东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