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视战术研究和战术指导

朱德作为全军的总司令，既要参予战略决策，更要具体组织和指挥战役、战斗。他说：“每一次战役，不是坚决的胜利，便是残酷的失败，我们要从较远的眼光来提高我们的军事学术。”(64)他形象地把军队的作战经验比作一大篓子散钱，而把战术比作钱串子，可以把作战经验串起来，不再是散的了。他很重视总结实战经验，把它上升为理论，成为战术；再用以指导部队的实际战斗。他不但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战术，还动员广大指战员一起研究。他说：“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65)他认为，高级干部要注意战略战役，一般同志要注重战术。如果部队不懂得战术，要想取得战略战役的胜利也是不实际的。1933 年 6 月，他在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编辑出版的刊物《红色战场》上提出了关于山地战的九个问题，引导大家讨论，以提高战术水平。有的战斗没有打好，他总要在战术上寻找原因。如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第 5 团在屋头街战斗中，未能消灭敌人，自己略有损失，战后总结又没有抓住要害。朱德写了《对于振堂、伯钧两同志屋头街战斗论文的意见》帮助他们提高到战术上进行总结。此外，为了指导中级和初级指挥员提高指挥和掌握队伍的能力，撰写了《怎样指挥和掌握队伍》、

《怎样学习行军》、《对防空应注意之点》等文章。在每一次比较重大的战斗以后，他总要从战术上来总结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以充实、验证已有的战

术，或对原有战术加以发挥和补充，这几乎已成了习惯。甚至长征期间，他在左路军受张国焘挟制的情况下，为了保存红军实力，他忍辱负重，仍不放松指挥作战并作战斗总结，对部队进行战术指导。从保存下来的他在 1935 年 10 月、11 月间写的六篇战斗总结看，大多反映了他关于山地战、隘路战、追击战、运动战、遭遇战、袭击战等战术思想，有的还对原有战术作了补充和发挥。如 他在总结天芦战役的青龙场战斗时，除指出要在战略上打敌之主力，在战术上则打敌之弱点外，还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实行迂回、包围、截击，逼他退出阵地进行运动战，最容易消灭敌人，”等等。

抗日战争开始后，战争诸要素发生了变化，作战方法当然也要随之变化。为了对付日军的奇袭和合击，1938 年 1 月，他和彭德怀提出了十六条战术原则，其中包括：在敌分进合击中，应在敌诸支队暴露的外翼侧实行机动；应突击敌之后尾而不是先头部；对敌进攻保持高度的突然性质，迅速解决战斗， 能迅速转移突击方向；行动极端秘密，利用昏暗夜间接近敌人，战斗过程主要是白刃战；在主要方向突击时，对次要方向以游击队袭击以迷惑之，等等。(66)充分体现了他提出的迅速、秘密、坚决这三条关于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2 月又提出指挥作战的五项基本原则，其中第四条提出：“如遇敌人进攻， 只以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的、迅速的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这是他早期的关于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突击方向，而以小部于次要方向箝制和吸引敌军的战术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1938 年 4 月，就是采用这种战法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其他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作战，大体也是这样打的。在抗战两周年时，朱德把抗日根据地这种就利避害的机动战的原则概括为：“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意为掌握火候），转入外线。”(67)这个机动战原则，体现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在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客观情况提出了两个大难题，即如何攻破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和如何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主力。朱德亲临前线，具体指导了石家庄战役，取得了攻坚战的成功经验，总结出：坑道作业，炸药开路，炮、炸、步协同：集中火力，突破一点，迅速扩张等一整套攻坚战术(68)，解决了第一次难题。对于另一个难题，朱德提出了“钓大鱼”战术， 把国民党主力比作大鱼，定出系统的斗争方针，用迂回曲折的办法与它斗争。大鱼上钩后，不能马上扯上来，先要把它弄疲劳。“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69)实践证明，这种“钓大鱼”的作战方法极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