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机动灵活，寻机歼敌

机动是取得作战主动权的最主要的途径，是指挥艺术的重要体现，早在1934 年 5 月，刘伯承就引用苏军有关条令的条文对“机动”这一概念作了界定：“机动是火力与运动相配合”，“是对于敌人采取很便利于战斗的部署，是迫使敌人部队处于不利于战斗的地位”，“机动的目的在于包围或迂回敌人的翼侧”。他还曾批评有人把“机动”误解为“临机应变”，作了超出指挥范围的过于宽泛的理解。可见他很早就对机动的涵义和作用有着明确而深刻的认识。

机动的意义，刘伯承认为它是弱军战胜强敌必不可少的办法。他说，毛泽东军事学说“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装战胜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学说”。这个军事学说，“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更需要机动”。他论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成长壮大、所向无敌的原因时，把机动列为其中重要的一项：“以装备与兵数劣势的军队对美帝国主义所装备的蒋介石现代化军队作战，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和强化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所独有的特质，而应为我们所把握以战胜蒋介石的。”(16)

机动的本质，刘伯承把它归结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达成战争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他指出：“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机动只是消灭敌人的一个条件，本身不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是机动的本质。所以我们机动作战就是要消灭敌人。只有消灭敌人才能解决问题，才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17) 机动是对敌我双方部队的调动和限制，“要靠指挥员切台时机的调动，

特别是勇于消灭敌人的调动”。机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指挥活动，主动性、创造性、灵活性、巧妙性是它显著的特点。从这样的要求出发，刘伯承十分重视对指挥员进行机动作风和能力的培养。他曾说：“干部决定一切，故教育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面，无论在军事上或在政治上，都应经常注意培养其战斗的组织性、主动性、泼辣性与顽强性，发扬我军的良好的作风”。他不断通过训练与实战总结促使干部“熟练一切战术原则”，“学习针对敌人优越兵器的新战术”，“提高战术素养”，克服“指挥上缺乏独立机动性” 的弱点，使干部的指挥“切合于机动的要求”。懂得了战术，还要会合理运用战术，“所谓合理，即合于进攻或防御之理，合于任务要求，合于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更要会灵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18)通过这些，“把所属全部力量有组织而有艺术地适时发扬出来，以取得最大的胜利。而且这一最大的胜利，是以最小的牺牲取得的”。他特别要求独立带领部队行动的干部应“在上级总的意旨之下，从政治上积极负责，独立自主，刚胆沉着，机断行事，

没有消极不做的事情，也没有犹豫不做的事情，也没有等待上级指示才做的事情。”(19)他曾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英勇的机动”。总之，指挥员要学会和运用一切必要的战术原则，并善于根据新的情况变换战术，这才具备了实施机动的基本素养，才有了实施机动的条件和可能。

机动在作战中的实施，刘伯承是通过多种机动形式来达到的。

大踏步进退的机动。“或者大踏步地前进，以突击敌之弱点而消灭之，这是主要的机动方针；或者大踏步地后退，以避免敌人对我弱点的突击，特别要避免敌人的合击。”(20)大踏步的进退。才能调动和耗散敌人，迫使敌人暴露弱点，便于人民军队乘隙予以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尤其是在内线作战的条件下，大踏步进退更是避免与敌进行战略决战，创造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而子敌以歼灭性打击的好办法。1946 年 8 月至、947 年 6 月，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部辗转机动于冀鲁豫战场，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出许多有利的战机，并毫不放松地捕捉住这些战机，打了一系列漂亮的歼灭战。定陶战役是以运动防御引诱敌两路夹击中的 1 个整编师孤军冒进，然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予以包围歼灭。儿战被毛泽东称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鄄城战役是撇开敌 7 个旅组成的强兵集团，从纵深里实行了大踏步的宽大机动，一面分遣小部队，迷惑抑留强敌；一面以主力秘密突然出现于战场，抓住孤立无援的敌 1 个多旅，一举全歼。滑县战役又是撇

开敌人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不管，从 3 股敌人的结合部突入其纵深配备，

对准首脑机关猛击，迅速粉碎敌人的抵抗，歼敌 2 个多旅。巨（野）金（乡）鱼（台）战役是运用“攻敌所必救，歼其救者；攻其所必退，歼其退者”的战法，三战三胜，连续歼敌 3 个半旅。刘伯承曾总结说：“我们的爱国自卫战争，就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

大踏步进退“包括有适应战机的强力行军不怕疲劳的一项”。(21)刘伯承十分重视这个“走路问题”。他总是把走路跟实现战略任务联系在一起，以此教育指战员。进出大别山的战略大机动，一些人认识不清，有抱怨情绪。他说，千里跃进的伟大任务是在中原歼敌，建设新解放区成为继续前进的基地。不停地走路把脚走坏了，是为了这一任务，吃大米吃不惯是为了这一任务，走山路跌骑马跤是为了这一任务，自己做衣服制鞋子也是为了这一任务，转来转去还是为了这一任务。他又把走路列为战术的范畴：“部队行动有三个内容：一行军，二宿营，三战斗，走路也是战术。你如果不会行军，不会宿营，还有什么战术？”并指示部队“在战斗间隙中就要预先锻炼”，以适应大踏步机动的需要。

围歼敌军的机动。刘伯承认为，由于人民军队善于宽大的机动，捕击敌人弱点，所以战役的围攻较易完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实施围攻战斗，以较小损失换取最大的胜利。他的结论是：钳形攻势，合围割裂。他指出，按一般战术原则说，要大量消灭敌人，必须是合击（合围）与聚歼，但为了容易消灭，又必须将整个敌人防御配系割裂几块，才便于己方的优势兵力对敌人的劣势兵力实行各个合击，以求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对于各个敌人的消灭来说，也必须是合击中有割裂，割裂中又有小的合击，才容易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合围就是防止敌人突围逃走，割裂才能各个歼灭敌人。割裂必须判断敌人防御体系，寻求其弱点，如敌人接合部、突出部、指挥部、展开态势的间隙、纵长队形与便于我军接近和割裂的地形之类。运用绝对优势兵力与火力，施行主要的向心的钳形突击，而使两个突击方向会合于一点。如

此不断地割裂敌人成块，而各个歼灭之，就是围攻战斗指挥的要旨。

割裂的动作，应“自突破敌人防御正面开始，必须从突破口透入纵深，贯穿到底；又必须队突破口分向两翼卷击，扩大突破正面，以肢解其防御体系。因此，主要突击方向必须有强大的兵力，作纵深的梯次配备，以便适时机动，扩张战果。”(22)担任辅助进攻任务的部队，也都应从各方向同时动作，尤其是从各方面同时施行向心的钳形突击，使敌人四面受敌，无法使用预备队或从某处抽兵实行抵抗或突围。在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须根据情况作诱伏或侍伏，或作封锁的布置。

这一整套围歼敌军的机动战术，是他创造性地吸收和运用中外进攻战术的理论，结合自己的战斗实践而总结出来的，是他的进攻战术原则的精华。粉碎敌人围攻的机动。刘伯承提出的原则是腹地坚持与外线突击相结

合。这是从抗日战争的反“扫荡”作战中总结出来的。日军对晋冀豫根据地的“扫荡”，为了摧毁 129 师师部等首脑机关和部队主力，主要是采用各方面且进且击地各向腹地作大合击，组成“铁壁”、“铁桶”、“铁环”等样式的合围圈。各方面敌人先在前进道路上各自进行局部的合击，然后齐向腹地某点作向心的共同的合击。后一个大合击（合围）圈，刘伯承把它称作是根据地军民的“利害变换线”，入即有被捕捉的危险，出则获得了机动的自由。

根据地军民的反围攻作战，以全面的（到处都有）全力的（以军事为轴心，结合政治、经济、文化、防谍）游击战争为主，基干军队与人民武装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协调一致地行动。基干军队进行机动作战，适时分遣集中，在内线与外线上夹敌活动，并适时把主力由内线转入外线，扼其补给咽喉，断其交通，袭击要点，基干军队主力适时由内线转入外线，是以有力的接敌侦察，指挥员准确审核敌人行进的路程和时间，进行果断机动为前提的。一旦须作战斗突围时，或按当时敌我态势，以一路或数路从敌接合部、薄弱部突围；或乘敌人尚未构成合击圈之前，以小部队作掩护，以突然的痛击造成敌人局部的混乱，然后就势分道撤出转至外线；或从敌人突然构成的合击圈里，坚决分遣撤出合击圈外。切不可在敌合击圈里畏缩徘徊，这只能徒增损失。转至外线的主力，应组织相当的突击力量，猛烈突击敌占区或补给线上的重要目标，尾击合击之敌，迫敌回顾，这是粉碎敌人围攻最有效的手段。外线主力的突击，又必须有腹地坚持的小部队进行呼应。因为小部队与合击者的接战可以掩护主力真实行动的所在，尤其是在敌人闻枪声而集结的规律的条件下必须如此。否则，敌人可以及早转移围攻目标，合围圈外的基干军队主力也就失去了机动的自由，反围攻战斗难以获得良好的效果。

撤退的机动。机动作为趋利避害、趋胜避败的行动，不但有主动突击敌人弱点的一面，还有避免敌人突击自己弱点的一面。因此，当处于不利态势时，撤退是机动不可缺少的一种形式。有些指挥员把撤退看成是纯粹被动的行为，不懂得撤退的真正作用，更不愿去通晓撤退的动作；不了解撤退也是一种机动，是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必要环节。刘伯承指出：“退却战斗虽是一般军人所不愿听的事，可又是最难指挥的事，且是在运动战中又确有必要的事”。那么，怎样把握撤退的时机，适时定下撤退的决心呢？刘伯承认为：

（1）当战斗没有胜利希望时，“估计能够胜利就打，不能胜利就撤走。或正在打，一见得不到胜利时，也要撤走”，“即使是战斗开始才发现无胜利把

握时也应撤退”。因为面对优势而有准备的敌人还留恋于无把握的胜利，那是有害的。（2）保障、巩固胜利的撤退。战斗虽已取得胜利，但由于敌方增援、本方后续兵力不足等原因，再打下去将会陷入被动，那就应毫不犹豫地撤退。抗日战争中的长乐村急袭战，刘伯承指挥 129 师主力及兄弟部队激战竟日，获得歼敌 2，000 余人的辉煌胜利。黄昏时敌援兵赶到，刘伯承权衡战场形势，觉得打退敌人增援部队的先头虽有余，消灭敌人全部则不足，于是决心巩固已得胜利，将主力撤退到山地待机。战后他总结说：“我们善于采用退出战斗的战术，乘敌不觉，运用少数兵力，积极游击在宽大正面上，把主力突然隐蔽迅速撤退脱离敌人。但是我们的撤退是击退了敌人，为了保障胜利而撤退，并不是被敌打败而撤退。”(23)（3）局部受挫影响全局时的撤退。某一战斗或战线重要环节失利危及战役全局，尤其应当机立断，指挥整个部队撤退，否则必将招致更大的损失。这也是一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处置。夜间战斗的机动。刘伯承指出：“机动的形式，表现于夜间的进攻战斗。” (24)战争年代，他曾多次陈述过这样的理由：从敌我力量对比上来看，敌人炮兵强，火力强；我们是步兵强，善于准确投掷手榴弹，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所以敌人力求昼战，我们则宜于夜战、近战。夜战能避敌之长，就敌之短，发扬我们的长处，避开自己的短处；能更好地隐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抗日战争时期，他主张夜间战斗以伏击、袭击为主。日军惯用夜行晓宿的战术，根据地军民则扼据要处，预先埋好地雷，而后设伏于日军行进道路的侧背，侍其触发地雷时，从侧背攻击，往往收效很大，夜间袭击可利用敌占区敌人的松懈自大与深入根据地腹地敌人的疲乏不堪，突然、果断地乘隙向敌人密集射击、投手榴弹、引发地雷和展开白刃战，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而自己却能从容安全地转移。解放战争时期夜间战斗的机会和规模得到扩大。他要求战斗发起前要精密地实际侦察和周到地计划。接敌运动，分担不同任务的部队尽可能采用共同队形，以使行动迅速，不失联络和避免误会；指挥部则应明确区分各部队运动道路，以免混乱。战斗不依靠火力，而应以突然动作短兵相接，与手榴弹相结合，注意部队后续与先头相接，扩张战果或巩固已得阵地。战斗结束后立即整顿部队。各部队间要规定好联络记号，

这些记号要利于自己联络识别，敌人不易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