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经济落后美国 40 年

在科技部的资助下，科技部技术创新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设计了一套包括综合指标和产业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对我国知识经济进行研究，并将我国和美国进行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从包括知识的生产、投入、激励、存量、流通等指标在内的综合指标看，如果把美国现有水平作为一个发展标准，以 1 来衡量的话，我国仅有 0.26。

包括研究与发展、教育、信息及高技术产业在内的知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水平，就是知识产业发展度。我国 1996 年知识产业发展度为 23.06

％，还不及美国 50 年代 29％的水平。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在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上，美国第三产业比重已达到 75.4％，我国 1995 年仅为 31.1％。这表明，我国仍处在工业化中间阶段，第三产业比重过小。

科技部技术创新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柳卸林认为，如果说美国刚进入知识经济阶段，我国则处在知识经济的萌芽期。

三、中美日欧科技实力比较

然而，对中国知识竞争能力远远落后的判断，并非人人都赞同。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采用一种引起争议的方法，对中国的知识竞争力，就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人员侯国清、张义芳、黄宁燕在《中美日欧科技实力比较与中国科技发展》一文中，引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等研究成果，重点对中国和美、日、欧的科技实力进行了简单对比。该研究表明，研究开发投入方面，研究开发人数：美国人多势众，中国略超日本。

研究开发经费：美日德法英位居前五，中国排位第十七。

有了科技投入才有科技进步，投入越大产出也就应当越大。当然，良好的研究开发管理可提高科技投入的效益。所以研究开发投入是衡量一国科技实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研究开发科学家和工程师美国的研究开发事业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1993 年，美国的研究开发科学家和工程师为 96.27 万人，相当于日本研究开发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数（54.11 万人）的 1.8 倍。比欧盟15 国的总和还高出 25％。日本稳居第二位。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研究开发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1996 年达到 55.9 万人，略超日本同年数字（55.2 万人），这是可喜的变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研究开发科学家与工程师第二大国地位是建立在巨大的劳动力基数上的。若就每万名劳动力中研究开发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这一相对指标而言，中国则有非常大的差距。1996 年中国每万名劳动力中有研究开发科学家和工程师 6.8 名。日本的这个指标为 80.4 人，居其次的美国为 74.3 人。中国仅为日本的 8％，美国的 9％。与经合组织 29 个国家的平均值 55 人也相差甚远。

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增长较快，1997 年达到 368 亿元人民币，是 1990

年的 2.9 倍。尽管如此，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研究开发经费仍少得可怜。

据国际统计，1996 年中国研究开发经费为 39.33 亿美元，在世界上排名 17 位，仅相当于美国的 2％左右，为排名第 7 的韩国的 30％。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在一些领域内也有差距。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在一些前沿领域已有一定实力，因此不必妄自菲薄。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我们的弱势，准确定位，选准重点发展领域，确定可及目标。由此我国定能成为一个科技强国。

即使是这份乐观的报告，也意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在一些领域内也有差距。”中国在现代化浪潮中落后的现实，显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信息社会误导说之争

就在人们开始把“知识经济”、“信息社会”这些概念当作一个价值上的先验假设接受下来，准备沿着比较实证的道路，进一步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1998 年 12 月底，ChinaByte 网站上一条《宋健提出，“信息社会”论调可能带欺骗性》的消息，引起整个产业界的巨大轰动。这条消息，是根据《中国科学报》1998 年 11 月 25 日上宋健发表的文章《对付金融危机工程科技界可以发挥作用》摘要编写的。随后，张光斗又以《要特别重视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基础产业——读宋健同志＜对付金融危机工程科技界可以发挥作用＞一文有感》，支持并引伸宋文的观点。

事实上，宋健的原文在上下文中表达的意思，并不像 ChinaByte 网站浓缩加工后那么强烈、刺激。但奇怪的是，《中国科学报》网站 11 月 25 日版上，并没有这篇文章。因此绝大多数看不到《中国科学报》这份发行量很少的报纸的人，对观点的了解都是建立在这则消息上的。甚至文中所指的“作家”也让人误以为是指国内的 IT 评论家。

IT 媒体首先产生了反应，《互联网周刊》发表了以“奇平视点”为代表的两整版的反应文章。随后，以《信息产业报》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关于“信息社会”的大讨论。

无论怎么评价这场辩证中双方观点的准确程度，这是中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前夜爆发的一场大讨论。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当代中国第一场真正的关于新东西方文化比较（工业文化与信息文化比较）的大讨论，是中国在新的现代化历史背景下，围绕信息技术发展发生的关于现代化的“体”与“用”关系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