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看到，这种现象即将消失

早在 60 年代（西方工业正处鼎盛期），麦克卢汉就预言：工业文明是两种村落文明之间的一个辉煌而又短暂的插曲。农业文明是因交通的不发达而形成的自然村落文明，机器的出现使人们走出村落既成为必要又变得可能（汽车、火车、飞机等机器造成了相对发达的交通）。而电子媒介的出现又造成了一种用不着背井离乡就可远行的交通状况，远在天边的都近在眼前，地球小得像一个村子（为此他首创了“地球村”一词）。

麦克卢汉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这看起来是一场“小机器”（网络化个人计算机）颠覆“大机器”强权的喜剧，但细想起来并非那么简单，因为一台 PC 并非像它看上去的那样小。PC 之“大”首先在于它不是萎缩性的“小” 而是一种浓缩性和增长性的“小”。与今天的 PC 相比，60 年代有几个房间大的“主机”是不折不扣的“大机器”，但就处理能力而论，反而前者是巨人，后者是侏儒。今天的 PC 如果按当时主机的性能体积比放大的话，可能比一座巨型工厂还要大。

但 PC 之“大”远非止于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互联网就是一台大电脑，所谓“上网”，就是通过操作我们自己的电脑来操作这台人类共有的大电脑。与之相比，工业时代的任何一台“大机器”都小不可言。大机器生产中的流水线实际上也是一个网络，它把每个工人的劳动整合起来；反过来，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条“流水线”，它也可以将各个 PC 用户的劳动整合起来。

所以吉尔德说，一个拥有网络化电脑的人不久将会拥有工业时代的产业大亨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获得了巨大力量的广泛的劳动个体将成为新经

济中的基本单位，并且常常是独立于任何组织而工作的。这种劳动方式是大机器产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奇特结合，它不是抛弃而是扬弃了工业时代的劳动方式，并在相当程度上返回到农业时代。

正如威廉·布里奇在他的《职位换代：在一个没有职位的工作间如何发财致富》一书中指出的，数字时代的工作环境更多地使人想起农业时代。大多数从事知识劳动的人极可能在他们家里工作，或在一个离家很近的地方工作。他们对于自己工作和生活的节奏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他们将决定何时和到哪里工作，何时给自己放假。信息产业说到底是一种“电子村落产业”。这种既新又旧的“村落产业”模式的出现，将导致一种既新又旧的文化

和生活模式。“不再背井离乡”（这是《数字化生存》的后记中的一个标题）将是大多数人共同的命运，“朝 9 晚 5”的工作模式和以 7 天为周期的休假模式即将消失。这既意味着“周末”的终结，也意味着一个漫长周末的来临。“后市场经济时代”

吴伯凡把信息时代的市场命名为“后市场经济时代”他指出：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农业社会里一个走村串户的木匠。他实行的是一种典型的非市场化的销售模式。在他与客户的交易中，供需双方直接见面，他完全知道他要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他没有可能也无必要生产需要库存的产品。

木匠的生产与销售合一的模式在农业社会中虽然常见，但毕竟是一种极端的形态，因为农业社会也有市场。不过，农业社会的市场（集市贸易）再发达，也没有实质性地超出直销模式的范围。

谈到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市场的差异时，学者们常常要提到一本重要的著作——卡尔·波拉尼的《巨大的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起源》。波拉尼认为，传统的市场是地方性市场，与现代市场有着本质的差异。在前一种市场上，人们从事的是物物交换或准物物交换，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是紧密相关的，并且受制于使用价值。

而且，卖方和买方是相互熟悉的，由这样的卖方和买方组成的市场，类似于一个互通有无的小集团。买卖双方或多或少都知道对方的要求，生产者完全是一种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虽然他的“计划”说到底是由他有限的生产能力决定的），甚至能按主顾的特殊要求而生产。在这种生产和销售模式中，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与他对需求信息的把握能力是谐调一致的。

然而“大机器”的强大威力彻底打破了这种和谐。对于此时的生产者来说，他对需求信息的把握能力和运输能力远远低于他的生产能力。大机器生产的巨量产品要求巨大的专门处理供需信息（包括从事大批量运输）的“机器”（机构、机制）。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这样的“大机器”——一台以抽象性、无个人性要求为特征“大机器”。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只能由这个抽象的“大机器”

（“看不见的手”）来决定。生产者根本不知道什么人在需求他的产品，也不知道需求量到底是多少。他的生产是一种无暇顾及具体需求，只需顾及市场需求的大批量生产。这样，整个社会的经济能否和谐地运行，完全取决于市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处理信息和调节需求。

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相信：这个抽象的大机器处理需求信息的能力是值得信任的——它能让既聋又哑的生产者耳聪目明，能像上面所说的走乡串户的木匠那样，使自己的生产与需求谐调一致。

马克思的伟大首先在于，他看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过是一只盲目的、颠三倒四的“手”。于是他设想，存在着一只真正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并且能完满地实现资源的最佳配制的“手”——“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体制。

不难看出，计划经济体制意在让人类走出以抽象、盲目的市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进入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信息的充分沟通和基于“充分信息”的有效管理与调控，是这个社会相对于市场机制的主要优势。然而问题在于，这个设想出来的新的“大机器”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真的那么强大吗？军事化的调配和指挥能够替代基于充分信息的管理吗？

这里所说的处理巨量信息（包括杂多的变量）的“大机器”是由制度和机器共同构成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相当于骑马的人与马的关系。当骑马的人是一个盲人，马又是一匹驽马甚至瞎马时，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历史证明，这个“大机器”在处理巨量信息时是力不从心的。在极其烦杂的信息面前，它的“CPU”（“中央处理器”）的性能、它的“内存”和“硬盘”实在是太微弱不足道了。最重要的是，大大小小的“计划委员会”，大大小小的企业无法联结成一个完整、稳定（“永不掉机”）的“内联网”和“互联网”。

然而，既要保留并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强大的生产力，又要弃绝贫弱的信息处理能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设想并没有错。计划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这种计划是否有依据。关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哪一个更可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假设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充分信息”是否可能？供求信息的透明度是否可以充分（哪怕是相对充分）地实现？不以丧失强大的生产力为代价回复到农业社会一度存在过的生产能力与信息把握能力相对和谐状态是否可能？

戴尔的制度创新（或者说“复古”）从侧面提供了部分的答案。制度的不断创新与信息的不断进展，有望治愈半身不遂的经济体制。戴尔的直销模式（一种不自觉的计划经济模式）奇迹般的成功可以看作是一个征兆：一个依托于作为“信息高速公路”的雏形的 Internet，以知识经济为内核的“新计划经济”或“后市场经济”正在来临。

农业社会是由无数个极小社区（村镇）组成的，它的市场是具备“充分信息”的市场。生产者在推销自己的产品时，不可能也无需向无数老死不相往来的人抽象地宣传自己的产品。而在工业社会，由于信息处理能力远远落后于它所拥有的生产能力，它只能通过信息和沟通不充分的抽象的大市场进行交易。这种抽象大市场必然包含抽象的、范围广泛的推销方式——广告。这也就是说，工业社会采取这种沟通不充分的推销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说数字时代的信息通道是“信息高速公路”的话，那么工业社会的信息通道就可以称作“信息铁路”。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允许个人在任何时间、地点，向任何目标行驶，而在“铁路”上，个人只能作为群体（整车旅客）的一分子而存在，而群体又受制于一个“司机”（按固定的时间、地点、路径运送旅客的人）。当“信息高速公路”足够通畅、稠密，“私人小汽车”

（网络化个人电脑）的性能日增而价格日减时，“铁路”被废弃是必然的。总之，以抽象性、空洞性、无反馈性、煽动性为特征的广告必然随抽象市场的消亡而消亡。数字时代是一个“与广告说再见”（尼葛洛庞帝语）的时代，一个向不知广告为何物的农业时代复归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