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志还没画上第二只眼睛

王缉志没有画上第二只眼睛，是因为他认为四通打字机过早退出了历史舞台，四通打字机是如何走向衰落的，请看王缉志的讲述——

“在 1988 年，2401 打字机 SKD 散件的进口价格大约为 700 美元，四通和三井的合资公司（SOTEC）在组装之后的出厂价约 8800 多元，出厂之后销给四通集团的 OA 部，OA 部加价之后以 11000 元左右销给四通各地的分公司和经销商，卖给最终用户的价格为 13500 元左右。此外，打字机中的有些元件如汉字字库等是通过香港四通公司进口的，进口时已经加了很高的利润。由此我们可估算出每台打字机四通有多少利润。”

但是，四通的领导仍然不满足，专程到日本去，对打字机里的每个部件的成本进行了调查，例如，2401 的打印机机芯是富士通公司的产品，就假以其他公司的名义按每年数万台的订货量向富士通公司询价，得知这种机芯的价格在 150 美元左右。用这种方法，四通计算出 2401 的全部材料成本加起来

也不过 300 多美元。于是，一个计划在四通的领导层内开始酝酿：四通要求

三井对所提供的 SKD 散件进行分项报价，目的是如果你哪项报得高于我们所了解的成本价，我们就自己去采购。换句话说，要把三井口袋里的利润也放些到四通的口袋里。

“三井当然不愿意分项报价，于是四通就向三井施加压力，甚至对中入先生上纲上线说，你们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们并没有忘记。⋯⋯为了增加对三井的压力，四通停止了从三井进口 2401 打字机散件。由于没有了货源，市场上的四通打字机一度脱销，变成了紧俏商品，双方进入了一种僵持状态。僵持进行了一段时间，最后，三井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分项报价，即四通可以自己根据情况从日本市场选购部件，但条件是，三井不再在进口前对从日本提供的散件进行质量检验和保证，散件的质量控制由 SOTEC 自己解决。在四通同意了此条件后，三井的分项价格报了出来，从报价单上看，富士通的打印机机芯为 300 美元/台。这就是说，如果四通自己到富士通去采购打印机机芯，仅这一项，SOTEC 还可以降低 150 美元的成本。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当四通自己去富士通采购机芯时，该厂的报价是 300 美元/台而不是原先报的 150 美元，其他各部件生产厂的情况都与此类

似。最后，打字机所有部件材料的价格成本之和，差不多仍然等于 700 多美元。也就是说，三井已经和所有的部件生产厂协商过了价格，统一了口径。这件事，你说是这些生产厂商害怕大公司三井也好，你说是日本人团结一致对外也好，总之，四通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时候，四通发现自己在斗争中打了败仗，于是向三井要求恢复过去的传统做法，三井的答复是，倒退已经不可能了。由于要自己进行部件的质检和筛选，SOTEC 的生产成本反而比以前提高了。”

这一年，由于中途有一段时间中止了从日本进口散件，打字机一度脱销，四通的经营利润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这件事之后，四通的领导便决定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把新产品的型号定为 MS—2406。显然，根据计算，自己开发产品有更高的利润，当然，也不用再受日本人的气。我对这个方案表示了保留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我亲日，而是我认为，四通的翅膀还没有硬到可以立刻脱离日本人的帮助，从 2401 的开发中我很清楚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我心中本来有一个长远的开发计划，在两三年内最终会实现真正的国产化。我持保留意见，是从当时公司的开发能力和国内的部件配套能力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一个逐步国产化的计划，而不是一步到位。

“不知什么原因，是否因为对开发方案有不同意见，我不得而知，2406 的开发工作不让我插手，作为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我在公司里的权力开始被架空。

“2406 的开发方案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因为系统里所有的 BIOS，包括磁盘 I/O 等等，都由公司自己的开发人员重新来写。而且可笑的是，其中有些写 BIOS 的人过去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是说，由若干新手从 BIOS 做起，要开发一个完整的文字处理系统，可见工程是多么巨大，人手和时间都显得很不够。其实，如果用 PC 机的主板作硬件平台，完全可以设计一个简单而又达到同样目的新机型。

“也许因为我们开发 2400 和 2401 都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司有些人估计 24O6 的开发也只需一年左右。他们订了一个很乐观的计划，在我看来，计划很不实际。之所以计划不实际，是因为制订计划的人对工作量没有概念。

于是，我开始不断地提意见，指出 2406 方案中的问题。“但是，我的建议和意见没有起作用。

“2406 的开发费用比原来设想的多了很多，开发周期也一拖再拖，最后

终于在 1991 年开发成功了，前后共花了 3 年的时间。成本并没有原先想象的

那样低，软件性能也没有比 2401 有突出的改进。当 2406 推向市场的时候，其售价比 2401 还略高一点。但是，2406 一上市，各地的经销商都纷纷反映该机有质量问题。本来，2406 是为了取代 2401 而推出的，但 2401 始终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后来以 2401 为原型机又推出了 2411，四通对于三井的依赖程度不见得因此而有所降低。

“回顾开发四通打字机的前前后后，真是感慨良多。我有幸为我国的办公自动化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是我今生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这首先得益于邓小平理论带来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实现自我的机会；其次是我找到了很好的合作伙伴，有许多事单靠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企业有一个能把握方向的领导人，确定了一个共伺的目标，大家又各有分工。此外.在一起合作的三井物产公司的人员，都有较高的个人素质，我们和他们公司之间的合作很规范，很讲信誉，也是成功的保证。

“在一次会议上，三井分析四通打字机成功的原因时说，硬件解决原理问题，而软件解决文化问题，原理是全世界相通的，而文化因地域而不同，最终与使用者接触的主要是软件界面，因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开发出适合中国市场的电脑产品。回顾中关村成功的电脑企业，无不与适应中国的文化特点有关。微软的 Windows 产品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始终认为应该开发更适合中国文化的界面，尽管我也是 Windows 的用户，而且算得上是电脑专家了，但是 Windows 中文版的许多提示，连我都看不懂，何况普通老百姓呢？

“国家的许多科研机构，每年从政府那里拿到开发经费，最后不少都打个水漂完事，比起他们来，四通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自主开发了对社会和对自己企业都有益的产品，给国家上缴了可观的利税，这是一种进步。

“但是，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公司获得巨大利润之后，如何继续保持高技术公司的活力，是个很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我虽然是四通集团主管开发工作的执行副总裁，但是我能够支配的开发费用还不到公司总营业额的 0.3％，而且就连我比较擅长的打字机开发方面的领导权也被剥夺了。尽管按照国家和开发区的规定，公司可以提取营业额的 7％作为开发费而纳入成本，但这些开发费提了之后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公司请人吃顿饭，唱一次卡拉 OK，动辄可以一掷千金，甚至万金，为总裁办张高尔夫会员卡可花几十万上百万，可是我要调用几万元的开发费都要经过很麻烦的手续。每当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就要我们写科技开发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但这是写给银行和政府看的，因此而得来的科技贷款却用到了其他方面，用去炒股票、炒期货、搞房地产。为什么会这样？除了产权和机制问题外，我认为首先是因为公司的第一把手和领导集体不懂技术，看不出为了公司今后的发展要做些什么，缺乏起码的技术前瞻性认识。例如，当时四通集团董事会的 7

名成员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搞技术的，在 1990 年以后，我主张开始搞多媒体技术，并在集团成立了电脑音乐事业部，但公司的大多数领导并不理解搞多媒体的意义，如果靠投票来决策，我永远是少数。

“说到电脑音乐，在 1991 年，我领导四通集团开发部的王岩、朱峰等人，

与日本 Roland 公司合作，开发成功了四通牌数码钢琴，并生产了 10 台样机。1992 年江泽民总书记到四通公司视察，段永基向江总书记介绍了这一新产品，总书记兴致勃勃地在四通门市部展厅里的样机上弹奏了一段曲子。但我只是事后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因为江总书记来的时候，四通公司总裁、主管销售和后勤的副总裁以及很多其他人员都在场，而我则被通知说，由于接待人数有限，不能出席。

“现在，四通打字机正在逐渐从市场上消失，其原因说什么的都有。让我们来看一些数字：中国有 12 亿人口，四通打字机销售最好的时候年销售量为 5 万台，同是使用汉字的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口，1997 年它的文字处理机的总销量为 370 万台，与这年它的 PC 机的总销量差不多。因此，四通打字机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其主要原因是开发跟不上而不是别的。

“一个高技术公司，领导人不熟悉公司主要业务的技术趋势，又舍不得在开发费上投入，那么它走向衰败就是迟早的事。

“我本来是搞技术的，不善于搞管理，也不愿搞管理，但是，我发现，不当第一把手，就无法把握公司的技术方向，搞高技术和开餐厅是两码事。我认为，要保证高技术公司的正确方向，公司的第一把手必须非常了解技术发展的趋势，同时还应该有卓越的管理才能。

“此外，遗憾的是，在公司得到巨大利润的同时，我个人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在打字机销售最红火的时候，一个 2401 经销员的脚上，一双皮鞋就值三五百元，而我当时每月工资收入只有 560 元，列在全公司第 19 名。在我 1992 年离开四通之时，我经四通集团办公室主任同意，搬走了一台 2401 打字机，几个小时之后，该办公室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奉上级指示，必须要回那台打字机，并立刻把机器拉了回去。1993 年，四通与我签了一个协议，承认我是四通创始人之一，并答应给我创业股，其数值与其他董事相同。四通股票在香港上市之后，我要求四通兑现该承诺，四通公司答复说，我们答应给你的是创业股，但是现在公司并没有创业股，所以不能给你股份。总之，搞经营的搞管理的搞后勤的可以有机会得到除工资外的其他好处，埋头搞技术的，最终只可能是替他人做嫁衣裳，这种事发生在一个高技术公司里难道不奇怪吗？”

三、梁冶萍与张树新

1998 年 11 月 17 日夜～18 日晨，无数人翘首以待狮子座，结果流星雨没有出现。据说流星雨在引力作用下，偏离了轨道。然而，另一场流星雨却在同一时刻真实地发生了：1998 年 11 月 17 日夜～18 日晨，在夜色掩映下，瀛海威的负责人从全国各地秘密飞往北京，他们没有进入市区，就在首都机场旁的天绎宾馆，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数小时后，他们又都悄然飞回各地。然而，一个惊人的决策已经作出：瀛海威网络流星雨集体脱离金融资本

轨道！

知识精英何以对老板说“不”——瀛海威“集体辞职”事件透析。

11 月 26 日一早，瀛海威全体中高级管理人员集体向董事会递交辞呈：海洋申请辞去瀛海威副总经理职务；

路高申请辞去瀛海威副总经理职务；

宋裔智申请辞去瀛海威副总经理兼深圳分公司总经理职务；王念庆申请辞去瀛海威总经理助理兼信息总监职务；

王玉梅申请辞去瀛海威特许加盟事业部经理职务；

孟利民申请辞去瀛海威连锁行销事业部经理职务；江雪海申请辞去瀛海威公关策划事业部经理职务；

周宇申请辞去瀛海威系统集成事业部经理和高级技术员职务；申潮申请辞去瀛海威高级技术员职务；

周波申请辞去瀛海威广州分公司总经理职务；宫军申请辞去瀛海威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职务；张成申请辞去瀛海威福州分公司总经理职务；张军申请辞去瀛海威西安分公司总经理职务；王忠宇申请辞去瀛海威沈阳分公司总经理职务；公丽申请辞去瀛海威哈尔滨分公司总经理职务；

“辞职兵团”是瀛海威除总经理外的整体管理团队！

在辞职报告中，“辞职兵团”这样写道：“11 月 12 日，我们联名上书梁冶萍董事长痛陈瀛海威面临的巨大危机。来自梁总和李总的‘瀛海威需要彻底改革，而非改良’、‘瀛海威业务将彻底转型’、‘瀛海威将凤凰涅磐’ 的寥寥数语，使我们顿悟了董事会对公司未来走向的决断。立志于中国信息服务业的我们，深感已无用武之地。”这是矛盾的交汇点。

在冲突背后，存在两条线索：

一条线索，是对中国互联网历史发展的判断不同：在国情和未来的双重尺度下，究竟适合发展百姓网，还是企业网？

另一条线索是，在知识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反复碰撞中，知识精英与金融精英对于谁占据主导的地位，意见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