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中介论

吴伯凡是当代中国信息文化学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孤独的狂欢》一书。吴伯凡最精彩的文化观点之一，是信息时代消解文化中心。请看他接受的一段采访：

记者：有人说网络带动了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开放，同时也造成了异类文化的入侵，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吴：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共识。在网络时代，空间的模式被改变了。过去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中心和边缘，像中国以自己为中心，称西方为西夷，南方为南蛮；欧洲中心化则以距离划分出中东、远东等等，而网络空间一下子就消除了过去的空间距离，人和人都可以是中心，这就是消解中心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它的社会、文化都是全方位的开放。

而在这同时，好像是没有中心了，可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互联网的产生是缘于美国，所使用的语言、技术都产生于美国，在这里面带有一种泛美国化现象，互联网上 95％的文字都是英文，学电脑被迫去接受英文，包括英文文化的影响。

到了下一代，他们的英文肯定都很好，他们所耳濡目染的东西实际上就暗中接受了这种文化霸权的东西。

因此，从表面看，好像是人人都可以参与到互联网里面来，文化全方位开放，但实际上是在隐含的霸权主义的影响下求生存。

记者：根据消解中心化的理论，美国的这种文化霸权是否会被弱化？吴：我认为不会。互联网发展这么长时间，像德国等国家都没能分化这

种霸权，这里是因为美国的牛仔文化环境就是天生生产这种东西的，它只能产生于美国，发展于美国，这种文化是与电脑密切相关的。可以自问一下：信息产业有没有超过美国的？

记者：那么像电视台这类的媒介，其作用是不是也会被消解呢？

吴：是的，这里就又有了一个理论：中介的消解。国外出了本书，叫《注意力经济》，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谁占有了注意力，谁就占有了资源。

在大众传媒时代，实际上是一种掠夺注意力，少数的垄断集团对注意力的掠夺。而互联网产生以后，等于是一块大蛋糕切得很小很小了，每一个人都可能拿到一份。现在带宽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那么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办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哈佛大学有个教授自己创了一个词，叫“消解中介”。由于中介的产生，

增加了交易成本。大众媒体是无反馈终端，很多广告就不去作产品本身的广告，而是通过广告语让你注意，像什么“今年 20，明年 18”，他也知道你不会相信，但是你记住他就行了。而在互联网上买方和卖方可以直接联系，只要有实用性的信息就可以了，这样中介的作用也就逐渐地消解了。

印刷媒体必须有字数限制，这是原子媒体的逻辑。如果是数字媒体，根本就没有这种限制；这也是中心被消解的一个方面。

到了将来，很多人会去追求创造欲，而不是去追求金钱。就像中国以前的文人，写了首诗，然后“邀二三知己，共赏之”。这根本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不了的，应当从人性的角度去解释。

记者：像《斯塔尔报告》被翻成中文并在网上传播，是不是就属于这种创造欲？

吴：应当是。我太太曾想在网上找一个英国作家的小说，一查还真有中文，可惜只有一半。后来一看作者留言，原来是他爱好这个东西，自己给敲到网上的，他说，如果你也爱好这个，可以继续翻译，然后发个 E-mail 给他，他再放到网上。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记者：像刚才你提到的文化中心又被消解了，中介又被消解了，那么是不是平民文化会逐渐取代精英文化？

吴：精英这个词是在法国 17 世纪才出现。是工业社会、专业化以后才产生的，是从事某些行业的人。而在农业时代，则是人有某种职业，然后去从事其他的事，很多巨匠都是工匠，像莎士比亚是个跑龙套的，米开朗其罗是个工匠。

我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就有点回复到过去那种非职业化的精英，我们现在谈到的精英都是职业的精英。

创造性活动和他的职业是可以分开的。以记者这个职业为例：美国 1992 年的大骚动，就是有个人在家里看到警察在街上打黑人，就用摄像机拍下来，送给了电视台，播放后，引起纽约骚动。实际上这个人就是当了一次超级记者，这也是对职业的冲击。对于个人来说，他的信道是充足的，网络提供了一个论坛，所有的人在 365 天，有一天可能成为了记者，有一天可能成为了别的什么人，但是他不靠这个来谋生。

在传播不那么发达的情况下，还是能将精英文化（像《红楼梦》）传播下来。在现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候，就类似于工业时代前，虽然传播的速度慢了一点儿，但是精英文化不会被淘汰，不会被降低，真正的大师会逐渐浮出水面，不会被埋没。

二、数字时代的还乡

吴伯凡的另一精彩观点，是数字时代的还乡。意思是信息文明在更高层次上复归到农业文明，信息文明是人的本质的复归。

吴伯凡在“数字时代的还乡”一组六篇文章中，展开了这个见解—— 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由缓慢、松弛到快速、紧张，因为每个农民都深知道“人误天一时，天误人一年”的道理，而且农忙时节的劳动节奏和强度是工厂劳动无法相比的。所不同的是，农民的紧张和松弛的周期（以“年”计）比工人的（以“周”计）要长得多。“上班族”过着一种没有季节的生活，决不比农民少（1 年 100 多天）但却是零散的休假日并未带来多大的轻松感，反而造成了对于“黑色星期一”的心理恐惧。（这就好

比分 5 次睡 10 小时的人要比 1 次睡 10 小时的人觉得劳累得多。）

这种转变的本质是工作和生活的节奏从“天定”变为“人定”，从大周期变为小周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大机器的强权”。大机器与传统农具的差别在于，它不但是一种劳动工具，而且构成人的永动环境。它运作起来既不分白天和黑夜，也不分春夏秋冬。农业社会的时间结构仅受制于太阳的“强权”（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加焉？”），而大机器将这种时间结构一笔勾销，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单调而刚性的时间结构。

大机器的强权更表现在它在空间结构上的高度集权：它所在的地方（工厂）才是人们的工作场所。（费时费力的上下班过程也造成了额外的紧张和劳累。）农业社会的生活场所（家庭）与工作场所（农田或手工作坊）是合一的，至少是相邻的，人们在自己的家附近工作、种地，或者在家里做各种手工活，所以他们对于他们的生活具有相当的控制能力。

大机器造成了这两种场所（分别被称为“班上”与“家里”）的分离。此时的劳动变成了以机器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劳动。随着生产的机械化，人的活动规律也变得机械起来：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当然也包括在另外的固定的时间里不做什么事——“假期”的概念随之出现了。固定的假期，固定的工种，固定的劳动时间，现金工资⋯⋯这一切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人来说都像是天方夜谭。

由此可见，“工作”就是“上班”的等式并非从来就成立的。“度周末”

——周期性地在固定的时间休假、过家庭生活——只是历史只有 200 年的工业社会的特定现象。它完全是由“大机器”所决定的时空结构和工业社会特有的劳动组织方式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