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发展 IT 不是误区

就在“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政府经济智囊林毅夫专访》在网上披露的第一周，《互联网周刊》的奇平视点，就对此作出了迅速的反应。

在《发展 IT 不是误区——驳“经济智囊”林毅夫教授比较优势论》一文中，作者对传统经济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脱离新生产力基础（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空谈生产关系调整，使传统经济学家以弘扬改革开始，最终却走进反对新生产力的泥潭。作为传统经济学家政策基础的比较优势论，是对创新优势的反动，已经不再能够作为新经济的政策基础。

林毅夫同当今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一样，一直相信“比较优势”理论。林毅夫的基本观点是，“当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多廉价的劳动力，节约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利润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而当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就能创造出最多的剩余”。“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不会导致中国永远落后，永远停留在比较低的产业层次上。相反，遵循这种发展战略会使我国资本快速积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程度逐渐降低，随着资源禀赋的变动可以不断从国外引进现成而较先进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比较优势理论，从李嘉图起，在经济学中，就成为大路货的东西。支持的和反对的都有。本来跟我们 IT 业大家发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然而林毅夫推崇比较优势理论的背后，有明确的政策含义，这就跟我们都有关系了。

这个政策含义就是，要中国按照现有的“比较优势”，发展一种与侧重

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不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用林毅夫的话来说就是：在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这方面的产业我们是不是应该赶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实际上这方面不见得是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真要花很大力量去做，可能是吃力不讨好”。至于发展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它用的技术基本上都是人家用过的，已经淘汰的没有优势的技术，这样中国是不是永远会落后于人家呢？其实这个道理，用一句话讲‘欲速则不达’”。“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用这种方式能够比较快地创造利润，积累资金，那我们资金就会由相对需（稀）缺变成相对丰富，资金的价格就会从相对昂贵变成相对便宜”。其实，林毅夫也不是一概打杀 IT，虽说硬件就不必搞了，但对软件的“有些部分”，政策上还是留了一个口子。但他的理论上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主张发展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如果软件也都是中小企业，估计同微软这等巨无霸较量，“比较优势”也大不到哪里去。

在反驳林毅夫的观点之前，先让我们看一看，林毅夫理论中值得肯定的方面。林毅夫提出比较优势战略时树起的的靶子，是“赶超战略”。即以往以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战略。这也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重工业导向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战略，是传统工业社会战略，是与信息和知识产业战略相矛盾的。此外，林毅夫指出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我认为也是客观存在的。

但从这里往后，我们与林毅夫的分歧就产生了。

第一个分歧在于：是要传统工业战略，还是要现代信息战略？

林毅夫的战略，仍是传统工业战略。只不过把资本密集，改成了劳动密集。这里的资本和劳动，都还是传统的。他说的资本，是指工业时代的资本；同样，他说的劳动，也还主要是工业时代的劳动。他没有超出工业时代经济的思维来考虑中国的未来战略问题。我们正面的观点是，按照信息经济的理解，信息经济中最主要的资本不是物质资本，最主要的劳动也不是工业劳动，而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资本与劳动的结合。你把它说成是资本密集也可以，劳动密集也可以。IT 的核心，正是这种人力资本，是建立在研发基础上的信息与服务的产业化。IT 需要大量劳动力，但不是简单劳动力；IT 需要资本，但不靠物质资本的堆积。可是林毅夫说的那个劳动密集，因为在中国条件下它本质上是排斥“信息产业和高科技”的，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它是现代的。尽管林毅夫在战术的意义上似乎也很强调人力资本，但它并不构成其战略的内在组成部分。

第二个分歧在于：是要增长，还是要发展？

中国当前存在比较优势问题不假，但是不是一定以比较优势理论制定战略，是另一回事。尽管林毅夫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是著名经济学家，他所依据的比较优势理论，也是敲起来叮铛响的经典理论。但我们同时也知道，还有另一种经典的理论。记得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在其名著《经济发展》中有一句话，说得同样精彩而中肯：“很明显，比较利益原理解释一国的现状比指导该国应朝什么方向发展可能更为有用。”这正是问题所在。林毅夫最近发过一篇《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43 年前，罗梅·鲁宾逊也发表过一篇《天赋要素与比较利益》，观点正好相反。在经济学中，增长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增长谈的是 GDP，发展谈的是产业结构。要不要发展信息产业和高科技，实际是后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

林毅夫最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增长问题的观点，如《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等，注意的只是前一个问题。其中谈到：“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保持自 1978 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所达到的平均增长速度，那

么，在渡过当前相对过剩以及东亚金融风暴所带来的难关以后，中国经济将可以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在下个世纪上半叶重新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所魂牵梦系的强国愿望”。

说实在的，我不认为靠 GDP 达到世界第一，中国就可以摆脱落后挨打处境。因为 CDP 只是原子的实力，在信息社会中，比的不是原子的实力，而是比特的实力。就好比工业国的英国打农业国的中国时，不比谁麦子多一样。如果看比特的实力，结论就可能正好与林毅夫得出的相反。我国 R＆D 经费投入规模，与我国的经济总量极不相称。1991～1996 年，我国 R＆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总体上都是在 0.7％以下。这种状况，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入强度都有较大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能力研究报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的国际比较，中国各项信息能力，除一项外，全是倒数第一。中国信息能力总水平按百分制得分仅为 6.17，成绩排在斯里兰卡之后（所以我们还必须从赶超斯里兰卡做起）。林毅夫和其他传统经济学家从增长经济学角度比 GDP，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去适应现状。但我们从发展经济学看产业结构调整，觉都睡不着了，必须赶超，首先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高科技。只有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才谈得上“应朝什么方向发展”。

第三个分歧在于：要赶超，就不能要市场了吗？

林毅夫的理论有意无意透出这样一层意思：赶超战略都是与市场背离的政府行为，只有比较优势战略才符合市场经济。这不符合实际。而且把发展IT 的韩国受的挫折，与搞房地产的东南亚国家混为一谈，又不把搞 IT 赶超比较成功的新加坡摆进去，有失公允。首先，“小步快走”就一定能自然而然把劳动力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吗？让我们看事实，倪光南举过一个例子， “我国的微机企业比家电企业有更多的体会。1992 年，联想、长城、浪潮、长江等主要计算机公司与微软经过多轮谈判，达成以每份 10 美元购买 10 万份 DOS 操作系统。当时的一台高档微机约为 1.5 万元，操作系统的价格仅占整机的 0.5％。到 1998 年，一台高档微机降到约 1 万元，但每份视窗操作系统的价格却大大增加了，根据微软官司中涉及的有关资料，它对大公司收费约为 35 美元，对小公司则为 50 到 86 美元，这样操作系统至少要古整机价格

的 3％，而对小公司和低档微机，这一比率可高达 10％。从 1992 年到 1998 年，微机的硬件性能提高了 10 倍以上，价格却下降了 50％，但在同一时期里操作系统的性能并没有像硬件那样大幅度的提高，价格却反而上升了许多倍，难怪所有做 PC 的公司都叫苦连天，因为丰厚的垄断利润流入了微软的囊中。”好了，我们按比较优势理论，服从国际分工的产业安排，原想挣个马甲换下破衫，结果连裤子都快叫人扒了。中关村在国际分工中别的没学会，可大家都认识了一个词：黑。联想不是挺符合国际分工的吗，曾经都快要攒机了，可利润在哪里，“遵循这种发展战略会使我国资本快速积累”的效果在哪里？对比较优势理论来说，“‘最佳模式’，说白了就是：中国人只需做买卖，不必搞技术”，可倪光南老头子很倔，“我们不接受这种‘最佳模式’，因为我们懂得，要想不被垄断，要想不受欺侮，必须大力发展科技，

特别是像操作系统这样的核心技术”。这是从市场上得来的经验。我们不可能完全退出 IT，即使我们和美国好得像“小密”一样也不行。因为哪天一翻脸，美国人像这次要掐断南联盟的互联网一样，断了我们的 CPU 来路，那就不好受了。

其次，赶超就不能按市场经济做了吗？事实上，中关村现在正在做的事，就是用市场的方式赶超。比如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就是冲着林毅夫说的“中小企业”去的。只不过此“中小企业”不同于彼“中小企业”，它是信息产业和高科技的“中小企业”。从历史上看，1636 年哈佛大学成立的时候，美利坚还是英国殖民地，它搞研发，比较优势在哪里？富兰利林也不懂什么比较优势，但他有创新优势。从国际上看，印度搞软件，与美国快要称兄道弟了，当初按比较优势，它该去搞粮食或开铜矿。由此可见，比较优势是一个方面，但产业结构跟上历史潮流这件事，是考验领导者远见的活儿。非得有点能动意志，否则不足以成大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搞信息产业和高科技，该搞“两弹一星”就搞，该做风险投资就做，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没必要自己限制自己。企业家的能动意志就是创新，战略家的能动意志就是前瞻。没有这个做后盾，光搞比较优势，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是像英国、日本那样乖乖服从某个“领导”，二是像伊拉克、南联盟，落后挨打。

林毅夫的理论精神有一点我们十分赞成，就是始终坚持改革，坚持市场经济。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分歧。上述三个分歧归结为一点，实质是，我认为，改革是新的生产关系，但必须与新的生产力结合。江泽民说得好，“电子水准已经成为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发达国家最强大的生产力标志”（那时还不兴互联网）。离开 IT 这一最新最活跃的生产力因素去谈生产关系调整，就会落到时代的后面去。市场经济不能脱离新生产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