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哄的人确实不少

在中国，有个什么新名词进来，就会有一大群人跟着起哄。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是为了借机捞一把。于是，有些人明明是干着我们的民工兄弟也会干的活，也说自己搞的是“知识经济”，要求国家照顾；有些人随便拿个什么破东西，就说是“知识经济”的什么宝贝，利用中国老百姓的科技知识还处于初级阶段，想捞一笔；也有一些人只要说自己搞的是知识经济，就怎么干怎么有理，怎么糟踏钱怎么有理。故此而引起人们反感，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起哄是一回事，我们不应上当受骗，却不能因为有人起哄就认为知识经济是假的了。

知识经济还是真的。我认为，它确实是未来的大趋势，我们中国人必须认真对待这一挑战。

段永朝：话语的权力

搞技术出身的数字论坛成员段永朝，对“妖魔化”信息社会表现出极大愤概，给予了尖锐的驳斥：

15 年前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是里根时代的产物，当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以冷战为背景、以高科技为先导的竞争狂潮。为对应美国的战略挑战，苏联有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日本有“第五代计算机”计划，中国有“863”计划，而欧洲则宣布了“尤利卡”计划。“尤利卡”的命名据说是来自阿基米德逢皇上之命，解决“金皇冠是否缺斤短两”的难题，进而发现了浮力定律时，光着身子跑上大街狂呼的一句话，意思是“我知道了！”但据后来的说法，“星球大战”根本就是里根政府的一个“骗局”，为的是耗费社会主义阵营的钱财，让社会主义阵营在军费开支上劳民伤财，进而达到颠覆的目的。这个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在我不可能像詹姆斯·邦德那样，跑到五角大楼或者克格勃总部翻阅最高机密的情况下，不由我不信。不过这实在是与我无关的事情。只是一件搅得天翻地覆的天下大事，突然被不明身

份的消息灵通人士说成“骗局”的时候，心里总是不免像吃着了恶心的东西一样。“妖魔化”的说法是另一件类似的事情。一段时间里，一些好心人不知如何地心潮澎湃，觉得自己的同胞兄弟们都被大洋彼岸的阴谋家们妖魔化了，或者至少这些同胞兄弟们在他们眼里，免疫系统要糟糕到比 HIV 携带者还要差的地步，经不起任何的风吹浪打，所以便认真地负起“匹夫之责”来，开出好心的药方，以免上那些“妖魔们”的当。

说实在的，我是怕被“妖魔化”的，也怕被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认为已经受了“妖魔化”的毒害。这两种感觉都不好。第一种是真的被“妖魔化” 了自己却不知道，这很不好，比如 30 年前的那场浩劫，就是一次“妖魔化” 的过程，至今许多人心有余悸；第二种是自己比较木讷，明明觉得还不至于很傻，就被人不容质疑地告知：“你已经被妖魔化了”，然后就要亮出屁股打针，如果我不打，那就是“讳疾忌医”，很不好，那就打吧。

我是搞电脑的，电脑这个东西就很让人那个。因为从 CPU 到操作系统，从数据库到 ATM，从 Internet 到电子商务，长久以来对中国人来说总是一件郁结于心的事儿。说它是个事儿，是因为改革开放就不可能不承认技术，特别高新技术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不可能不利用人类（当然包括美国人）最新的科技成果，特别电脑技术、网络技术；就不可能不承认我们还是有差距，特别至今我们不会生产 CPU，没有把自己的操作系统卖到美国去。说它是一件“郁结于心的事儿”，是因为这毕竟是很没面子的，毕竟是很令人扼腕的，就像 13 亿人竟然找不出几个踢足球的一样，毕竟也是说不过去的。

如果话就这么说，我看也没什么，那就好好开几个会，好好检讨一下，看看什么地方的确比别人差，又该如何改进，或者干脆好好地埋头做事。可是不然，最近听到的一些说法，让我多少琢磨着不对味道，兴许又是有“确凿的消息”，可以说明这“是个新的骗局”？这几年关于“时代”的说法的滥筋，比如“信息时代”、“电脑时代”、“数字时代”，以及更加神兮兮的“后 PC 时代”、“后 Internet 时代”等等，听得人的确耳朵起茧，让人乍开始肃然起敬继而又不以为然。因为在我听来，这些用汉语写出的“时代” 的调子大多不是“自主地吹奏”的，而是一种临摹的“汉化版本”。这如果也算是毛病的话，顶多算跟屁虫的毛病，不过认真地想一想，不想当跟屁虫，也不是说说就可以解决的，那恐怕是个大的课题了。

让人长见识的是，有人从这些“时代”的调子里，嗅出了“妖魔化”的企图，或者看出了这是个“骗局”。这是我觉得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因为你想，我是个搞电脑的，我知道“信息时代”这样的说法，而且大概也明白之所以说“信息时代”，是因为电脑与网络技术在把人与人、人与事之间交流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信息的价值正在于交流而不是储藏”（维纳语），多知道一些总比少知道或者不知道强，这应该说是件好事，而且也的确在影响着——甚至说广泛影响着也并不过分——我们的生括。

如果说政治家们关心“信息时代”的鼓吹者是想把它变成“妖魔化某某” 的工具的话，这虽然让我觉得恶心和害怕，倒也不觉得异常，因为政治我是不懂的，而且也反对那些居心不良的人通过“妖魔化”技术，再去“妖魔化” 别的国家的人民。

不过令我不解的倒是这样两件事：首先是那些原本从事技术的专家和学者们，他们的政治嗅觉何以如此灵敏，以致于他们首先从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技术的角度“揭露”、“批判”、“痛斥”这些“妖魔化”的“时代喧

嚣”，而是仅仅将这些的确在技术上占上风，又让我们（其实正是我们的一些所谓专家们）汗颜的外国技术家们及其产品与利润指认为“居心叵测”，然后就宣布自己的胜利？专家们为什么如此地习惯于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技术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看问题要显得“容易”一些，或者可以与自己的身份相吻合，或者仅仅是因为别的实在说不出什么（比如技术）而又似乎必须说点什么？第二件事情是这样的，指责“时代的喧嚣”是一种“骗局”，如果出自学问者的口中的话，是否需要加上“学问”的证据，就像以前批判李森科、批判巴浦洛夫时，起码要讲究一点“学者的风范”。如果一旦有证据表明，Internet、电子商务、知识经济等等的喧嚣有成为“骗局”的可能的话，就需要进一步以“学者的责任心”给出正面的解决方案，不能就这样说说而已，然后拍拍屁股了事。

从统计资料看，现在对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感到“振奋”与“痴迷”的人，大多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的社会经验自然无法与学者相比，但我相信，他们大概都不希望自己被技术“妖魔化”，因为那毕竟是丧失人格的事情。加上他们对专家固有的敬意，所以当专家好心地指出“信息时代的骗局” 的时候，如果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是否会既损害专家的威权，又损害青年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