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欧的政局和社会

60 年代以来的西欧政局 进入 60 年代，西欧政坛依然笼罩着社会改良的氛围，工党政府、社会党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政治前景似乎都比较乐观。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渐缓和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工党及社会党政府迎来了风雨飘摇的 70 年代。从 1973 年开始，瑞典、英国、联邦德国、荷兰、丹麦、冰岛和挪威等国曾长期执政的工党或社会党政府相继遇到严重困难，纷纷倒阁下野。从此，西欧政局更加复杂多变，英国工党政府东山再起，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只是缓解了两党的矛盾，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深刻的危机。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英国、联邦德国的保守派势力相继登台组阁，并形成长期执政的局面。与此相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国的社会党在 80 年代纷纷在大选中获胜入主内阁，把中左政府格局持续下来。战后西欧政局的发展，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国家垄断条件下和科技革命时代的矛盾与发展，反映了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因此，既具有不断改良的总趋势，也表现出错综复杂和变幻莫测的特点。

法国政局在戴高乐执政后期，因为经济失调、社会危机严重、执政党内部出现分裂等原因，再度呈现出尖锐矛盾。1968 年 5 月爆发了大规模学生示威运动，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面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尽管戴高乐采用解散国民议会、改组政府等措施暂时控制了局势，并在同年 6 月的议会选举中再度获胜，但是，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并未因此得到根本缓解，人民群众的不满与执政党内部的反改革情绪相结合，致使戴高乐在 1969 年 4 月 27 日举行的关于政区改革和改组参议院的公民投票中失去民众支持，戴高乐翌日宣布辞职引退。

戴高乐派政治家蓬皮杜在同年 6 月 15 日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他在坚持戴高乐主义的同时，采取了一些灵活政策，如对内减少国家控制经济，对外同意英国加入欧共体等，以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国际形势，一度出现了较为稳定

的政治局面。但在 1973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冲击下，戴高乐派内部矛盾分化进

一步加剧，社会动荡再起。1974 年 4 月 2 日蓬皮杜总统逝世，在 5 月选举中，自由中间派人士吉斯卡尔·德斯坦获胜。

德斯坦总统主张实行中左开放的社会改革，颁布了避孕自由、堕胎合法等法令，却与戴高乐派政府总理希拉克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希拉克 1976

年 8 月 25 日辞职，由此结束了戴高乐派执政的历史。德斯坦总统起用经济学家巴尔担任政府总理，以图解决法国面临的严重经济困境。结果，巴尔政府的“紧缩通货”等政策一方面促进了外贸发展，出现顺差，稳定了法郎的地位，一方面又使经济增长率不断滑坡，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均创下战后最高纪录，激化了原已紧张的社会矛盾，使法国民众对战后执政达 23 年之久的保守势力各派失去了信心。

1981 年 5 月 10 日，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他是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结成“左翼联盟”的基础上获胜的，因此组成了包括法国共产党参加的左翼联合政府。社会党执政后采取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原有的矛盾，反而加剧了国内经济危机，结果被迫放弃既定方针，使左翼联盟解体，法共退出政府。1984 年 7 月，密特朗改组政府，加快了工业改造步伐，适逢国际经济形势好转，石油等能源、原料价格下跌，法国经济形势终于出现增长趋势。1986 年 3 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使右翼势力的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成为议会多数派，组成右翼政府，形成左翼总统与右翼政府的政治局面，法国政局更加复杂了。1988 年总统选举，密特朗获胜连任，社会党执政的局面得到维护，但国内政治和经济矛盾仍然危机重重，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英国工党政府于 1964 年 10 月上台后，在社会改革方面颁布了诸如《种族关系法》、《房租法》、《科技法》、《超时工资法》、《交通法》等一系列新法规，对推动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因经济危机冲击，劳资矛盾十分尖锐，1970 年 6 月工党失去议会多数，保守党组成了以希思为首相的新内阁。希思内阁以强硬的态度处理与工会之间的矛盾，结果几经较量，政府失败倒阁，1974 年 2 月，工党领袖威尔逊第四次当选首相，入主唐宁街十号。摆在工党政府面前最严峻的问题仍然是生产增长缓慢、通货膨胀以及沉重的社会福利财政负担等。由于几度执政，工党政府均未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英国民众对工党的社会改良政策渐渐失去信心，保守主义抬头，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党在 1979 年 5 月赢得大选，从而结束了战后工党和保守党均长期奉行的温和的、改良的政策路线的历史。撒切尔夫人一改战后英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采取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并大胆向社会福利制度开刀，强行降低通货膨胀率，使英国经济在 80 年代初重又出现生机，开始以 3

％的速度增长， 1985 年的增长率达 3.5 ％，超过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同期速度。撒切尔夫人的内外政策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效，故能执政长达 11 年之久。但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期，保守党内在经济政策（如征收人头税）和对外政策（如与欧共体的关系）等方面出现严重分歧，加之日益恶化的国内社会与经济矛盾，撒切尔夫人威信下降，终于被迫辞职，于 1990 年底为保守党温和派人物梅杰所取代。

80 年代以来，西欧政局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是以英国保守党、联邦德国基民盟等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深入发展，取得了一些实效，从而加强了保守势力的社会基础。另一趋势是以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为代表的社会

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也有深入发展，加强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民主改革基础。

西欧各国的社会阶级结构 战后西欧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大发展变化，促进了西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虽然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的主体仍然存在，但它们的成分和集团外延已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战前。这种新的组合因素使西欧阶级状况变得更为复杂，阶级界限在某些方面已容易被忽视，所以，重新认识和分析西欧各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特点，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战后西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主要变化体现在成分的复杂化和数量模糊化两个方面。过去，资产阶级的概念主要指企业主、商人、银行家等，但在战后，高级管理人员、知识分子上层和许多官僚也跻身其中，而后者的阶层划分常常因其标准的不定量化而变得复杂和模糊了。工人阶级的概念也从产业工人发展到雇佣劳动者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而且包括了第三产业中的雇员和各类技术人员等。据国际劳工组织资料统计，西欧国家社会阶层中雇佣劳动者在成年居民中所占比例，从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后期，一直呈上升趋势，例如英、法、西德、意四国分别由

92.5％、66％、70.8％、61.2％上升到 92.6％、82. 1％、86.2％和 73. 7

％，这说明劳动者的队伍扩大了，也说明这个队伍的概念更宽泛了。

战后西欧社会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产阶级的人数大量增加，成为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阶层。从成分构成上看，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这个阶层，中高级管理人员、中级官吏、小业主等也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西欧大学生数量由 50 年代的近百万人增至 70 年代的 500 万，一方面缓解了适龄青年加入就业大军的冲击力，另一方面，这个数量可观的学生群体，在各种社会条件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和作用下，形成西欧战后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从主流上看，它不可避免要分化，溶进各个阶层中去，但它的人数也是个常量，内部状态很活跃，使社会难以捉摸，可以说，它是一个“问题阶层。”

欧洲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已故意共领袖贝林格说：“所谓欧洲共产主义就是从欧洲资本主义的特殊条件出发，寻取社会主义道路。它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苏联东欧已有的模式。”

欧洲共产主义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它是欧洲战后历史发展现实的反映，也是一种对苏联东欧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逆反。它在理论上仍自信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其基本信念。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欧洲共产主义既反对十月革命武装起义道路，又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良道路，声称要走第三条道路，即“独特民主道路”。这条道路是主张通过民主斗争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政权问题上，欧洲共产主义主张以无产阶级领导权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专政一词同暴力、独裁等概念相近，易产生歧义。在建党问题上，它主张建立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群众性政党，不主张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既在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也允许党内有不同思想观点。在政党问题上，欧洲共产主义还主张多党制和轮流执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应实行混合型经济体制并逐渐将垄断资本转变为社会所有，最终消灭私有制。在国际问题上，它主张以“新国际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点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外交政策。

欧洲共产主义形成以来，经历了严峻的发展考验，也曾风靡一时，也曾陷于低潮，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在与社会民主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尽管它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危机，但仍是欧洲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目前，它仍拥有上千万张选票和 300 余万党员，在各国议会中或多或少拥有一些席位，并在欧洲议会中拥有几十个席位。

由于欧洲共产主义既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运动，所以，当它尚未在实践中取得政权作出证明时，它的理论的科学性、成熟性或可行性就仍然是个未知数。因此，欧洲共产主义只能在欧洲的政治实践中为自己写出是与非的最终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