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亚洲各国独立后的政治与经济一、印度独立后的政局演变与经济发展

尼赫鲁执政时期 独立初期的印度未能完全摆脱英国的控制。殖民时期的总督、文官制度以及军队继续保留，英国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仍掌握部分权力。但这种状况毕竟是暂时的。1949 年 11 月 26 日印度通过

新宪法，1950 年 1 月 26 日正式宣布为“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实行具有单一制特征的联邦制，强调中央集权，极力消除英国“分而治之”政策造成的后果，通过合并土邦、按语种分邦等改革措施，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及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部分解决。联邦政府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和以国大党为主体的政党制。国会是联邦的最高立法机构，设联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是最高行政机构。国大党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国会中占绝对优势。尼赫鲁任总理，是实际的执政者，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议会中的其他反对党，如共产党、人民党等都处于非常微弱的地位。50 年代中后期尼赫鲁政府实行“印度人化”政策，培养各种新的文职人员，进一步完善文官制度，保持了政府工作的稳定性，基本不受政党政治的干扰。

国大党重视发展民族经济，1947 年 11 月 17 日成立了以尼赫鲁为首的经济规划委员会。尼赫鲁早年曾是一个费边主义者。费边主义加上甘地主义的社会平等观，又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和中国农村合作化的一些经验，就形成了印度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1952 年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 1956），任务是恢复经济，“最大限度的生产，充分就业”，实施的结果是成功的。其间，工业生产增长 25 ％，农业生产增长 22. 2 ％，粮食短缺和通货膨胀现象得到缓解。“一·五”期间开始土地改革，1951 年北方邦率先颁布了取消柴明达尔大土地所有制法案，有代价地将土地分给耕种者。从 1953 年起，各邦又通过租佃改革法案，规定地租数额、不准地主驱逐佃户、允许佃农购买土地等。结果，在取消中间人地主方面取得一些成效，约 40 ％的耕地转移到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手中，但租佃改革中的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没有真正实行，合作耕种也没有什么进展。

尼赫鲁主张在印度建立“混合经济”，即使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并行发展，并给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罩上“社会主义”的政治外衣。在 1955 年 1 月举行的国大党阿瓦迪年会上，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尼赫鲁解释说，印度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共产党国家所奉行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而是要通过民主手段建立一个“福利国家”，追求社会公正和自力更生，实行计划经济，加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二·五”（1956—1961）和“三·五”（1962—1966）计划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大力发展国营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建立包括电力、采矿、冶金、采矿设备、机器制造、采油、石油化工、化肥等工业在内的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对帝国银行和保险等行业实行国有化，加强国家在金融贸易中的地位。结果，10 年间，公营经济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而私营经济， 包括私人垄断资本、中小私人资产、个体经济、外国私人资本也并未受到削弱。最大的五家财团在政府的扶植下，其资产总值从 1958 年的 45.44 亿卢比

增至 1965 年的 131.94 亿卢比。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和工农业比例失调也日

益严重。例如，“二·五”、“三·五”期间，工业产值增长 1 倍，而农业

产值只增长 14 ％，而且很不稳定，几乎每隔二三年就出现一次大减产，结果造成粮食恐慌、通货膨胀和外汇短缺。

尼赫鲁作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其扩张主义的本性也时有表现。1962 年 10 月，挑起了中印边界战争，遭到惨败，尼赫鲁于 1964 年 5 月

27 日在忧郁中病逝。继任总理夏斯特里仍奉行原政策，1965 年 9 月又挑起第二次印巴战争。这使国内经济危机更加严重。1966 年初，夏斯特里突然病逝。于是，全面调整印度经济的重任便落在尼赫鲁的女儿、新任总理英迪拉·甘地的肩上了。

英·甘地与拉·甘地执政时期 1966 年 1 月 24 日，英·甘地就任总理。她在继承和发展其父的基本战略的前提下，积极进行经济调整。首先实行农业发展新战略。早在 1965 年 1 月，农粮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就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向国会提出了一个题为《农业发展：问题和前景》的报告。主张以技术改革为中心、发展现代化农业、开展“绿色革命”，得到英·甘地的支持，在取得国外大量贷款后付诸实施。“绿色革命”的具体内容是：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良种，改良耕作技术，提高机械化程度，大量使用化肥，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扩大灌溉面积，同时发展农业科研教育事业。“绿色革命” 的效果是显著的，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1965 年前农业产量年增长率仅为 1.7

％，而 1965—1979 年平均为 2.6％，粮食产量 1950—1951 年度仅为 0.5 亿

吨，而 1978—1979 年度增至 1.3 亿吨，印度由一个“饥荒之国”变为“余粮之国”。在此过程中，政府向富裕农户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信贷，鼓励他们采用新技术。结果，促进了一批新富农和农业资本家的产生，而许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更加贫困，只得沦为出卖劳力的农业工人。

为了避免农民进一步两极分化，1967 年 6 月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决议，又称“十点纲领”。它强调国有化和建立粮食平价分配系统，在全国设立 30 多万家“平价店”掌握生活用品的零售，以制止垄断和权力集中。1975 年 7 月又颁布了“二十点经济纲领”，提出加速土改， 对采煤、炼油和石油销售业实行国有化等一系列更为激进的政策。英·甘地主持制订的“四·五”（1969—1974）、“五·五”（1974—1979）计划， 主要目标是优先发展和促进出口、取代进口的工业，扩大政府对进出口贸易的控制，使公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英·甘地的激进政策遭到国大党内的保守势力和议会中反对派的攻击。1969 年 6 月她宣布将控制全国贷款 56％的 14 家私营银行收归国有，并解除

反对派领袖莫拉吉·德赛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职务。国大党由此于 11 月正式分裂，形成了英迪拉派和组织派，英迪拉派后又两次分裂，使实力锐减。在1977 年 3 月的大选中，组织派联合人民同盟、印度人民党、社会党等组成人民党，集中攻击英·甘地政治上的专断行为，结果，在选举中获胜，组织政府。但该党因内部斗争和行政管理不善，仅仅执政 29 个月便下台了。1980

年 1 月英·甘地通过选举再次执政。她终止了人民党的经济“滚动计划”， 制订了“六·五”（1980—1985）计划，重点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小工业， 在继续加强公营经济的同时，放宽对私营经济的管制。但是，由于教派斗争的尖锐化，1984 年 6 月发生了印度军队占领金庙事件，伤害了锡克教徒的民族感情，10 月 31 日，英·甘地遭锡克教卫兵暗杀身亡。

英·甘地对印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她刚执政时，工业年增长率仅为 0.3

％，“四·五”期间回升到 4.7％，“五·五”期间又达 5.9％。工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重工业、机械制造业的比重大大增加，工业品的自给能力明显提高。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科技队伍已由 1950 年的 18.8 万人增长到1979 年的232 万人。印度已能自造飞机导弹和建设原子能发电站。1974 年爆炸了第一枚核装置，1980 年成功地发射了本国研制的多用途卫星，使印度成为世界上第六个拥有发射人造卫星能力的国家。印度的混合制经济体制在英·甘地时期得到加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已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她对私营经济实行表面限制、实则鼓励的政策。塔塔、比尔拉等20 家大财团的资产从 1966 年的 233.5 亿卢比增长到 1980 年的 761.3 亿卢比。外国资本在全印经济中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绝对数字却在增长，1982 年达 250 亿卢比，比独立时增长了 10 倍。

英·甘地的政绩和威望使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在 1985 年 1 月顺利地就任总理。然而，从他外祖父时代起积累下来的大量问题也一并留给了他。这些问题主要有：农轻重比例失调，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落后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严重，财富集中在占人口 10％的富人手中；贫困、失业问题严重；地区发展越来越不平衡；民族矛盾、教派斗争日益尖锐化；人口、环境问题已经影响了国家的发展，1985 年人口已达 7.6 亿，比 1947 年增长一倍。此外，与邻国关系也不正常。拉·甘地一方面在外交上努力开创新局面，一方面制订“七·五”计划，力图在国内“消除贫困、建设一个强大的和自力更生的经济。”虽然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了，但他却没有成功。由于卷入了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他遭到泰米尔极端分子的仇恨，1991 年 5 月21 日在泰米尔纳德邦遇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