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三世界的形成与发展一、亚非会议的召开及其历史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大约出现于 50 年代中期，60 年代以来大为流行，中国使用这一概念，指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当代世界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发展和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结果。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种政治力量，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1955 年亚非会议的召开是这一过程的开端，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又是亚非会议得以召开并取得成功的政治思想基础。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一批新兴国家诞生，到50 年代中期，亚非地区获得独立的国家已达 30 多个。它们在独立之后都面临着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亚非国家的国际地位，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此，印度、缅甸、印尼等国都宣布奉行独立自主、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它们反对“冷战”，不愿卷入任何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 愿意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例如印度总理尼赫鲁早在 1946 年 9 月就宣布，印度独立后将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1949 年 1 月印度倡议在德里举行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际会议。同年 10 至 11 月尼赫鲁访问美国，企望从美国得到借款，但却拒绝同美国缔结军事条约。12 月 30 日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形势下，这些行动反映了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特点。

中国与亚非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但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把自己也作为亚非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人民中的一员，积极发展与亚非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1953 年 12

月至 1954 年 4 月，中国和印度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印度方面表示赞同，遂将上述原则写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之中。1954 年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在 6 月 28 日的中印联合声明和 6 月 29 日的中缅联合声明中重申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并表示在他们与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同样适用。声明在措词上将“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措词上又有一些改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后表述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的提出被誉为“亚洲宪章”，并受到国际上的普遍好评。

亚非会议的召开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首先是由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 1954 年 4 月底举行的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上提出、并得到

与会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四国总理的支持。同年 12 月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再次举行会议，决定由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亚非国家出席。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亚非各国的亲善、合作，建立睦邻关系；讨论共同关心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

研究有关民族主权、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人民的世界地位，以及它们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

中国人民和政府热烈支持亚非会议的召开，但某些西方国家对会议抱敌视态度，扬言“要把亚非会议变成一个午后茶会”。1955 年 4 月 11 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前往印尼，美台特务企图暗害周恩来总理，破坏亚非会议，预先在机上放置了定时炸弹，致使 8 名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 3 位国际友人遇难。周恩来总理因应邀先到仰光访问才幸免于难。

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亚非会议在万隆市隆重举行，有 29 个国家、

34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作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长篇开幕词。他呼吁：“亚洲和非洲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得到繁荣，如果没有一个团结的亚洲和非洲，甚至全世界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 他强调彼此谅解，“从谅解中将产生彼此间更大的尊重，从尊重中将产生集体的行动。”会议议程共有五项：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权、附属国问题、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促进。

会议在开始的两天里，有 22 个国家的代表作了一般性发言，其中有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等。多数发言都围绕着会议主题，但也有少数代表受西方势力的挑拨，硬说“亚非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还有的代表提出讨论“颠覆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攻击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这些发言使会议气氛立即紧张起来。面对会议可能走上歧路的危险，周恩来总理当机立断，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用书面散发，临时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他在 19 日的发言中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大家应“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这篇仅 18 分钟的演说引起了强烈反响，连那些曾在会议上攻击共产党的人也都称赞这个演说“体现了民主精神”。各代表团都接受“求同存异”的方针，从而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会议的后半段是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进行实质性讨论。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其中引申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这是会议取得的一项最重大的成就。这个宣言连同其他有关经济、文化合作及人权、民族自决权等共七项决议，构成《亚非会议的最后公报》的主要内容，并经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万隆精神”的影响 亚非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而由亚非国家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国际会议。会议的成就表明帝国主义任意摆布亚非人民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亚非国家已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特别是直接有关亚非国家的问题，如果没有亚非有关国家参加，是不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

亚非会议始终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它的圆满成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大大地提高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运动是巨大的鼓舞，加快了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步伐。亚非会议后在中东、非洲掀起的民族独立高潮，就是很好的证明。

亚非会议的国际意义还在于它开始了或增进了亚非国家间的交往或相互

了解，找到了消除隔阂、增强团结的共同基础。会议及其决议创造了一种“万隆精神”，这就是在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反帝反殖的斗争中，加强亚非国家团结战斗的精神。在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基础上，本着“求同存异” 的方针，加强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和团结合作的精神。特别是会议谴责了旧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主张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万隆精神”的鼓舞下，1957 年 12 月 26 日—1958 年 1 月 1 日在开罗召开了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成立理事会和常设书记处，开展亚非人民团结运动。虽然由于苏联的参加使该运动后来出现了分裂，但亚非人民的团结战斗精神仍继续得到发展。“和平共处”原则不仅成为亚非国家间的关系准则，而且从 1956 年起也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宣布为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

系的基础。进入 70 年代后，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也宣布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反映了“万隆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