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雅尔塔体系的确立

雅尔塔体系的内容 在近现代史上，每次大的国际战争之后，战胜国都要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实力对比状况召开国际会议，缔结国际协议，重新划分边界与势力范围，安排战后世界秩序，从而确定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例如 19 世纪初对拿破仑的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会议与“神圣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会议和国际联盟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国际会议的召开和协约的缔结不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而是在战争后期开始进行的。1943 年 9 月意大利投降后，盟国将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与以往不同，盟国不是只举行一次会议，而是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有书面的，也有口头的。其中，以 1945 年 2 月 4 日—11 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及其通过的公报、协定和密约最为重要。此前的莫斯科三外长会议（1943 年 10 月）、开罗会议（1943 年 11 月）、德黑兰会议（1943 年 11 月 28—12 月 1 日）、丘吉尔与斯大林关于巴尔干问题的会谈（1944

年 10 月 9 日—26 日），都可看作是雅尔塔会议的准备。雅尔塔会议继承和发展了上述会议的成果，对某些协议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并使之法律化。此后举行的旧金山会议（1945 年 4 月 25 日—6 月 26 日）、波茨坦会议（1945

年 7 月 17 日—8 月 2 日）等则是对雅尔塔会议所确定原则的补充和具体化。雅尔塔体系（或体制）指的就是上述所有协定的总和。

雅尔塔体系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1）如何最后打败德、日法西斯，如何处置战败国，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2）重新绘制战后欧亚的政治地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和边界；（3）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4）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实行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

雅尔塔体系的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

具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因此，作为这场战争的产物的雅尔塔体系要比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有其历史进步性。虽然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把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问题摆在首位，并建立了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但事实上， 国际联盟就其普遍性、广泛性和有效性来说，远不能与联合国相比。凡尔赛会议举起了反苏、反共的“白旗”，直接导致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而雅尔塔会议则将苏联与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这对战后苏联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是十分有利的。雅尔塔体系提倡和平、民主的原则，《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中明确指出“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安全、自由与普遍幸福”，要“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些并非只是空洞的口号，在对战败国的处置、使之完成民主化的任务以及给予被压迫民族、特别是被托管地区的独立和自治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如果说凡尔赛体系是孕育了另一次世界战争的体系，而对于雅尔塔体系则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

在分析雅尔塔体系的内容和实质时，还必须看到它消极的一面。该体系是建立在美苏战时军事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的。它是美英苏三大国经过长期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产物。它承认了苏联与英美各自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斯大林出于各种考虑多次向英美让步，大体上接受了丘吉尔提出的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①，还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对德国分四区占领的计划。而罗斯福为了争取苏联尽快对日宣战，以使美国免于付出 100 万人伤亡的代价，同时为了把战时的同盟关系延续到战后，以实现其“世界蓝图”，他在东欧问题和远东问题上对苏联也作了让步。所以，雅尔塔会议充满了美苏相互妥协、共同主宰世界的气氛，几乎每项雅尔塔协议都包含着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因素。他们既合作，又争夺，使雅尔塔体系深深打上了大国强权政治的烙印。例如讨论波兰的重建问题是在没有波兰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蒙古独立和中国东北问题的处置也都是背着中国进行的，其结果是确保了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在旅大港的特权。显然，这些都是大国强权政治的表现。就这一点而论，雅尔塔体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又有共同之处。

正因为雅尔塔体系事实上划分了美苏的势力范围，加之，美苏的社会制度不同，对外方针有很大差异，故雅尔塔各项协议实施的结果是导致了德国的被分裂，欧洲也被分裂为东欧和西欧，进而导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形成。因此，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就意味着近 300 年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已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这的确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