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和太平洋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日本的经济飞跃与社会问题

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日本进入战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之所以能较快摆脱战败经济困境，恢复经济并进入高速发展时代，除了民主改革、朝鲜战争及日本原有的经济基础、人材储备较好等诸多因素之外，也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状况相关的。50 年代中后期，国际关系由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冷战对峙开始向缓和、竞争方面转化， 苏联与日本于 1956 年恢复了外交关系，日本还于当年加入了联合国。这说明，日本已经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平等参与的资格，国际贸易环境恢复正常， 这对日本这样的岛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955 年前后，日本已经获准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及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经济组织。利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多边贸易关系，日本在科技革命中采取实用主义、拿来主义等策略，使其经济发展投资效益高，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5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主要体现是政党政治相对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自民党成立后，尽管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复杂，内阁更迭频繁，但其一党执政的局面持续近 40 年，而且仍未见有被替代的明显趋势。执政党政策的长期稳定，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这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迎接和引导经济发展的高潮，日本政府积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计划，其根本目标是促进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实现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化，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并加速资本积累。具有代表性的计划是《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新长期经济计划》等。前者是鸠山内阁 1955 年制定的，

后者是岸信介内阁 1957 年制定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实现经济自立和充分就业，具有从恢复经济时期的经济计划向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计划转变的性质和作用，因此不免保守性。该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多数只用两年时间便实现了。计划原定年增长率为 5％，而实际增长率为 9.1％。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提出并规定了更高的政策目标。它的特点一是提出的重点课题都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必须的，二是把高速发展与稳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标榜“福利社会”， 三是分层执行，即要求政府经济部门和民间企业在执行计划时区别对待，对民间企业实行引导或诱导的方法。该计划尽管规定了 6.5％的高增长率，但仍被超过，1958 年后便出现了 15.6％的年增长率。

高速增长使日本政府和经济学界就如何估价经济发展形势等问题发生了论战。至《新长期经济计划》时，日本多数经济学家都主张“稳定增长”， 如著名经济学家后藤誉之助、大来佐武郎、并本信义、金森久雄等，都是稳定增长论者。但崇尚凯恩斯主义的下村治却提出，“日本经济今后 10 年中

不是增加 1 倍，而是增加到 2.5 倍乃至 3 倍，”他认为日本经济处在历史勃兴期，必将有更高的发展速度。这个理论当时受到普遍非议，但经济发展的历史结论却证明下村治是有远见的。在岸信介内阁制定并推行《新长期经济计划》时，自民党内另一位政治家池田勇人召集了一批经济学家，以下村治的理论为中心，研究新的经济政策。1960 年池田勇人上台组阁，即推出新的经济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实施第一年，就实现设备投资原定

10 年计划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也超出计划，表明下村治的理论是有根据的。

《倍增计划》的政策目标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和达到充分就业。”计划规定用 10 年时间，即从 1961 年至 1970 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番， 日本国民收入接近联邦德国和法国，超过意大利。《倍增计划》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既有明确的长期目标，也有具体目标和措施；二是进一步明确地把计划分为政府部门计划和民间企业计划两大类，政府部门重点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民间企业则有较大的灵活性；三是既着眼于经济增长的宏观控制，也重视有关地区差别、工农差别等问题，谋求社会关系的系统调整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四是重视人材培养，把它纳入经济计划，当作发展经济的重要环节。

《倍增计划》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到 1970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了 1.4 番，私人投资超过计划 40％，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10 年平均达 11.6％，人均个人收入和个人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 10.4％和 9.4％，也实现了翻番。由于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使日本的经济实力急剧增长，不断赶上和超过昔日西方工业大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1955 年，日本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占比例为 2.2％，到 1970 年上升为 9％。1950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 1.5％，1970 年上升到 6.5％。日本的造船、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卡车等行业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钢铁业方面，日本拥有世界最尖端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在国际竞争中居压倒优势。以国家经济实力而论，1950 年日本排名世界第 7 位，1960 年上升到第 5 位，1968 年以后跃居世界第 2 位，仅次于美国，并在企业经营规模、劳动生产率和资本装备率方面日渐迫近美国的水平。在贸易方面，1970 年比 1965 年增加两倍以上，并从国际贸易逆差转为顺差，成为欧洲工业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日本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历史的、经济的、技术的、文化社会的种种背景条件，也有日本民族意识、政府独具一格的宏观政策调节等内在因素发挥的作用。具体分析，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奥秘。

第一，战争对日本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战后的民主改革既改革了社会经济结构，也对社会生产关系作了局部调整，这成为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程度，而这种适应性是通过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程度体现的。战前，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严重扭曲， 国民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受到极大的束缚和压制。长期的对外侵略战争和悲惨的战败困境，加速了日本社会矛盾的演变，使之在外力作用下被迫进行大规模调整，如五大改革、解散财阀、农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推动日本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较大变革，也局部调整了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将国民中蕴藏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激发释放出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动力。

第二，朝鲜战争的特需订货以及由此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日美垄断资本的结合，为战后日本摆脱经济困境、迅速恢复经济并实现高速增长的起步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战后初期，美国对日基本策略是彻底击垮对手，消除隐患，

拟以波茨坦宣言等有关文件精神将日本的军需企业予以彻底摧毁、拆除。这些军需企业包括飞机制造业、军火业、造船业等基础工业，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设备基础。但在 1947 年以后，美国考虑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对日政策逐渐转变，以至发展成加强日本经济，扶植日本垄断资本的新策略。朝鲜战争中，日本得到不少于 36 亿美元的直接或间接的特需订货，使日本经济迅速摆脱困境并空前活跃起来。1952 年，美国将战后没收的850 家军需企业归还给日本政府，并不断向日本提供贷款和“援助”，1954

—1958 年，美国政府对日贷款和“援助”达 4.66 亿美元。此外，美国私人资本大规模涌入日本，1949—1970 年间，日本吸收外资约 139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私人资本。通过引进资本，日本也大量吸收了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日本能用廉价的新技术迅速更新设备、革新工艺、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不断高速增长。

第三，长期坚持推行高积累、高投资和强化资本积累的政策，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运行机制，这是日本战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主要措施。一般说来，资本积累规模越大、速度越快，生产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就越大越快。战后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利用战败的特殊环境，竭尽全力积累和扩大资本， 并有效用之于更新设备、利用新技术和扩大再生产方面。1956、1961、1968 年，日本出现过三次投资高潮，投资额占国民总支出的比例分别是 24.2％、35.5％、39.4％。1970 年这个数字达到 42％，仅设备投资中的私人投资额一项，1970 年即比 1947 年增长多达 150 倍。战后西方国家投资增长率以日本

为最高，如果以 1955—1960 年美国的投资增长率为基数计算，英国的增长率是 102％，法国为 111％，联邦德国为 152％，意大利为 142％，日本却高达360％。日本的巨额投资一部分来自外援和商业利润，另一部分主要来自内部强化资本积累。这一点是通过包括长期维持低工资水平在内的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经济效益来实现的。日本同西方国家相比，虽然已是经济大国，但工人工资是最低的，整个国家的国民消费水平与国家经济实力相比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低的。

第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革新和改造，重视和推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方式和职工文化知识三方面的革新和改造同步进行，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可靠技术保障。50 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规定产业部门实行特别折旧，促使设备更新速度明显加快，进而带动了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材料的不断发展。60 年代末，日本已淘汰了 40％的传统工业产品。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改造，主要体现在用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如董事会制度、长期经营计划制度、人员培训制度、目标管理制度等替代日本传统的家长制管理制度，并在管理中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加强情报收集和市场预测等，为经济高效运行提供保障。日本的职工培训、国民基础教育等独具特色，长期坚持智力高投资，并不断改革教育体制。既保证学校教育正常开展，又大规模发展职工教育，采取各种措施对在职职工进行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再教育，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更新过时的知识。这方面，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公认的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确定“贸易立国”思想，积极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进出口贸易，加强资本输出，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效途径。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工业生产原料基本依赖进口，失去这个条件，日本经济将难以自立。日本工业生产能力已远远超过国民消费水平，只有不断扩大出口贸易，才能

确保工业生产长期增长。因此，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日本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的发展。1955 年，日本出口额为 20.11 亿美元，进口额为 24.71 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不过 45 亿美元。1960 年，进出口总额达 84.56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 40.55 亿美元。1965 年，进出口总额达 166.21 亿美

元，出口额达 84.52 亿美元，出现了顺差。1970 年，进出口总额为 381.99 亿美元，贸易顺差 4.37 亿美元。1951 年起，日本私人资本向海外直接投资， 到 1969 年，对外投资累计达 26.83 亿美元，加上政府对外贷款等，资本输出

到 1970 年已累计达 67.9 亿美元。巨额出口贸易和资本输出的利润，一部分被投入生产领域，刺激了经济发展，另一部分作为外汇储备积存起来，使日本的国际支付能力不断加深，提高了国际竞争能力，使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道路更宽阔，无疑促进了国内生产的不断增长。

日本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发展 7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虽然已不

再高速增长，但经济仍然稳步发展。日本人均收入 1972 年是 1709 美元，1980

年增至 7868 美元，1988 年已高达 1.9 万美元。同年美国人均收入为 1.8 万

美元。50 年代初，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 110 亿美元，1970 年为 2 000 亿美元，1979 年突破万亿美元大关，1987 年已发展为 2.3 万亿美元。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比例，1950 年日本仅为 1.5％，1975 年升到 8.3％，1982 年已增至13.6％。日本的黄金储备 1986 年已达到 421 亿美元，仅次于联邦德国的 516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于 1987 年超过联邦德国居世界首位，1988 年日本外汇储备发展到 834 亿美元。据美国《商业周报》1988 年 7 月统计，世

界排名前 30 位的大公司，日本拥有 22 家，美国只有 5 家，而排名首位的日

本电话电报公司，市场价值是 2 956 亿美元，排名第三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

公司的市场价值仅为 674.7 亿美元。

日本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战后至 70 年代初，一直采取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世界事务中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这种软弱的政治地位使日本在世界性事件冲击下极难适应。例如 1971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已与中国

总理周恩来举行了秘密会谈，而日本在 9 月仍鼓吹“两个中国”论。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使日本佐藤内阁十分被动，其反华政策陷入了孤立的绝境，成了“赶不上公共汽车的亚洲孤儿。”再例如，1973 年 10 月中东战争爆发后，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石油禁运和部分禁运，使西方国家面临严重的石油危机。在石油危机冲击面前，日本被迫采取“新中东政策”，即支持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日本从这些事件中清醒认识到， 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格局中，继续追随美国，甘当“政治侏儒”已万难立足，因此从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1978 年，大平正芳组阁，他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和“综合安全保

障战略”； 1982 年上台的中曾根康弘，多次明确表示，日本不能只满足于做经济大国，还应谋求政治大国，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1983 年中曾根内阁的政府预算，在防卫预算费上比上年度增加 6.5％，是多年来少有的。在政治家的带动下，日本新闻舆论也纷纷就此大做文章，鼓动日本向政治大国发展，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进行社会心理准备。1988 年元旦，日本《产经新闻》撰文写道：“世界将由某一个国家取代美国而负起牵引世界经济的责任。在这个新的主角亮相之前，世界经济将继续发生混乱。”文章认为，这个新主角有可能由日本和联邦德国充当，“但目前在世界上靠得住的只有日本。日本有责任应该主动地为世界经济的持续

稳定增长而发挥最大的力量。”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过程是渐进的，但目标明确，部署全面，不断前进。首先，在构成日本对外政策基轴的日美关系中，日本要求增强自主性，谋求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1981 年铃木首相访美，在日美首脑会谈后的新闻公报中首次宣布，日美关系是同盟关系，两国将分担适当的责任。其次，在国家安全保障方面，日本为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逐步有限度的加强防卫力量， 并试图突破占国民生产总值 1％的军费预算限制。

1985 年，日本防务费用达 0.997％，而且突破 1％的趋向已十分明确。日本以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为条件，来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特别注重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再次，日本不放过任何机会，如 1990 年 8 月至 1991

年 1 月海湾危机期间，海部首相提出《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企图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虽然因各方面反对而被国会作废弃案处理，但这表明了日本抓紧行动，推行其政治大国的目标的实现。最后，日本一直不懈努力，谋求扩大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从 70 年代起，日本实际上已争取到不少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的权利，成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出席者。但日本认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否决权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产物，对日本已不再公平。为此谋求日本成为联合国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日本的社会问题与人民运动 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和文化传统受到诸多因素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环境污染即公害问题从 50 年代便不断发生。如 1953—1959 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海岸居民四肢麻痹、语言迟钝、耳聋、神经异常等现象突然增多， 并因此而导致死亡。经调查，是肥料工厂排入海中的废水含有汞，致使海鱼中毒，人食鱼后被传染中毒而造成公害，被称为“水俣病”。70 年代，日本公害事件频仍，以至酿成东京杉并区立正高中学生光化学烟污染中毒事件。1973 年，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骨疼病、阿贺野川水俣病“四大公害”案在法院胜诉。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环境、防止公害对策，然而企业界为利润而推卸责任，因而公害问题并没有因公害法颁布而获得解决。

“老年人自杀、中年人‘蒸发’、青年人犯罪”，这是日本当代社会问题的形象概括。50 年代中期以后，青年自立后脱离家庭，不愿赡养老人，社会又采取低福利政策，致使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压力急剧增加和恶化，自杀率上升。离家出走的中年人比青年人更多。这是因为快节奏工作的压力下， 中年人常用突然离家出走方式逃避生活负担，犹如水遇热蒸发一样消失。1963

—1969 年间，职员阶层“蒸发”率增长了近 100％。青少年的犯罪比例，超过成人犯罪，引起社会担忧。

《旧金山和约》把冲绳从日本分离出去，处于美军占领之下，但冲绳人民奋起反抗，于 1951 年兴起归还冲绳运动。当年 8 月的签名者即达 19 万余

人。1968 年 12 月，152 个冲绳团体组成“保卫生存县民共斗会议”，把 1969

年 4 月 28 日定为“冲绳日”，每年是日全国集会游行抗议。在此日益高涨的

民众压力下，1969 年 11 月 21 日，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

联合声明，定于 1972 年归还冲绳。1972 年 5 月 15 日，冲绳正式回归日本。这是战后日本人民较早取得胜利的人民运动。

同年 9 月，要求恢复日中邦交、促进日中友好的人民运动也取得了历史

性胜利。这场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 1949 年至 60 年代初的民间交流、友好往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各界友好人士为争取日中友好、加强两

国文化交流、促进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1952 年， 第一个战后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在京签署。其次是 60 年代中期开始的恢复日中邦交运动。1964 年，佐藤荣作执政后，日本政府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 遭到国民普遍反对。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意见，并不顾政府阻挠，前来中国访问，谋求新的交流与发展。1970—1971 年，公明党发起组织“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其他一些组织如“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等纷纷成立。1972 年 4 月，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工会、友好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和著名人士发起组织“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联络会议”，使日本恢复日中友好的人民运动达到高潮。日中建交后，日中人民友好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目标是尽快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74 年 12 月，日本各界代表在东京集会，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友好条约；1975 年 3

月，日本 30 多个组织的代表在东京开会，宣布成立“要求立即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东京实行委员会”。此后，群众签名运动和新的组织不断开展和建立，敦促日本政府采取实际行动。1978 年 8 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京举行签字仪式，标志着日中人民友好运动的圆满胜利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日关系正常化 战后中日关系受国际大格局的影响，主要是中美关系的制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非正常状态中。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外交政策，对新中国采取顽固的敌对政策造成的。1952 年 4

月 28 日，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了“和约”，并于同年 8 月建立了“外交关系”。1956 年日本加入联合国，在对新中国的态度上积极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长期坚持鼓吹“两个中国”的论调，使中日两国的对立无法得到缓解。

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在日本国内也不得人心，并对两国经济贸易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从 50 年代初开始，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就冲破重重阻挠， 积极开拓对华贸易渠道，促进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发展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1952 年春天，日本众议员帆足计、参议员高良富等人绕道莫斯科来华访问，并与中国签订了战后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此后，中日民间经济、科技、文化等往来交流活动日渐活跃。1954 年 10 月，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应邀访日。双方在侨民返国、日方送还中国“战争劳工”死难者遗骸等方面积极配合，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1957 年 2 月，岸信介上台，加强了阻挠中日民间交往的政策，使中日民间交往跌入低谷。1960 年，池田勇人出任首相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出现松动，民间交往再次形成高潮。1962 年 11 月 9 日，双方签订了《关于日中综合贸易的备忘录》，使中日关系进入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新阶段，这对中日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进步。

70 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已出现松动的种种迹

象，但日本佐藤内阁仍于 1971 年 9 月 6 日通知美国驻日大使，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日本支持“双重代表制”议案，即继续坚持“两个中国”的立场。佐藤内阁的顽固立场受到国内朝野上下普遍反对和指责，参众两院对外相福田赳夫提出不信任案。1972 年上半年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对佐藤内阁的支持率是战后历届内阁的最低点，而国民关注的焦点是中日关系问题。佐藤内阁因此被迫于 1972 年 6 月 17 日宣布辞职。

在首相继任问题上，田中角荣把握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趋势，允诺将恢复中日邦交，所以击败强劲对手福田赳夫而登上首相宝座。1972 年 9 月 25

日，田中首相率团访华，于 29 日签订了《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联合声明》，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从此结束了两国间的长期对立的局面。

《联合声明》中，中国宣布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78 年 8 月 12 日，中日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使恢复邦交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