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一、中苏分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苏两党的分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之间存在着友好同盟关系。但从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起，两党出现分歧，两国关系逐渐恶化。

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大总的来说是支持的。中共八大文件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重大意义。但认为苏共二十大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运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违反马列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重大的原则错误。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领导人曾多次在与苏共内部会谈中就此提出过不同意见。1956 年 4 月 5 日和 12

月 29 日，中国党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当时，由于苏共二十大产生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处境困难， 不能不重视同中国的关系。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国党再次以内部商谈方式向苏共提出了对苏共二十大若干问题的不同看法。最后中苏两党协调立场，互有妥协，共同提出《莫斯科宣言》草案，获得会议通过。尽管如此，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后还是逐步激化了。

中苏的矛盾和冲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分歧，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对于国际共运的路线和策略，对于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存在尖锐的意见对立；另一方面是当时的苏共领导仍然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企图使中国受他们的控制，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需要。

1958 年，苏联向中国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严辞拒绝。同一年，赫鲁晓夫深恐中国炮击金门妨碍“苏美合作”， 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中国当然也不能接受。1959 年 9 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苏联领导又不问是非曲直，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

中苏两党论战 1960 年 4 月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时，中国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 3 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的某些观点。6 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期间，赫鲁晓夫策划几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会晤，对中国党横加指责，中国党不向压力屈服。7 月 16 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在中国正经受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极大地损害了中苏之间的关系。

1960 年 10 月，刘少奇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必要的妥协，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但在 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会上和会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苏联报刊

和在苏共影响下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纷纷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党和支持中共观点的一些党。中国党则从 1962 年 12 月到 1963 年 3 月陆

续发表 7 篇文章，答复和批评受苏共影响而指责中国的几个党。1963 年 7 月，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举行中苏会谈，没有结果。在这前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苏共中央也就国际共运问题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苏争论进一步公开化。从 1963 年 9 月—1964 年 7 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

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 9 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由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世界历史教训。这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导致国际共运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

中苏关系的恶化和恢复 1964 年 10 月，苏共中央撤销赫鲁晓夫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国党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周恩来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苏共新领导却声称，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1965 年 3 月，勃列日涅夫强行召开以集体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在被邀的 26

个党中，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如中、朝、越、罗、阿 5 国党，以及日本共产党、印尼共产党都拒绝参加。1966 年 3 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两党关系中断。此后，苏联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挑起边界武装冲突，而且还向蒙古派驻苏军，中苏关系长期处于对抗状态。

中苏关系恶化的历史表明：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是根据已有的公式或某些定型的方案，这是行不通的。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只能由那里的党和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在这方面，这时期中苏双方都处理不当。至于涉及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和侵略、颠覆别的国家， 则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这时期，苏联党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党坚决反对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在这方面， 中国以大无畏的精神顶住巨大压力，表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性。

在 80 年代后期，中苏之间解决或初步解决了妨碍两国关系的几个问题以

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 1989 年 5 月访华，破裂了 20 多年的中苏两国

两党关系开始正常化。但这时恢复起来的正常关系并不是恢复到 50 年代的结盟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关系。两国间这种新关系的建立对全世界也是一件大事。

1991 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这以后，中国政府仍根据既定外交方针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这些新独立国家相继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