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法西斯国家的经济困境与民主化改革一、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和经济恢复

战争经济的破产 日本战败投降时，战争经济已经破产，经济完全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据日本经济安定本部 1949 年报告中统计，日本物质财富损失

总额达 1057 亿日元，损失率达 36％。由于美军的轰炸，日本境内有 119 个城市被夷为废墟，236 万户住房被烧毁。船舶总吨位从战前的 630 万吨锐减至战败时的 153 万吨。日本这个海上大国，连从海外运进所需基本物资的能

力也不具备了。战争中，日本人口损失 268 万，另有 600 余万伤残人员。 战败时的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粮食供应严重短缺、工农

业生产极度萎缩、物价暴涨、大批人员失业等。当时，日本主要城市的粮食配给量，每人每天仅为 310 克，黑市稻米价比官价高 130 倍。东京地区零售物价指数以 1938 年为 1 的起点上升，1945 年 8 月达 431，12 月达 827，1946 年 5 月高达 1624。为了生存，居民被迫典卖衣物换取粮食，其状况犹如竹笋脱皮，被称为“笋式生活”。工矿业生产指数仅为战前水平的 8.7％，几乎陷于停产状态。农业生产指数下降 58％，当年大米严重歉收，加剧了粮食供应危机。1945 年秋，日本直接被工厂解雇的失业者达 413 万人，海外撤回人员约 600 万，本土复员军人约 300 万，这使失业大军变得空前庞大。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当时对记者说：“由于这次战争，日本已降为四等国”。

政治民主化改革 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原则目标是波茨坦公告中明确规定的。民主化改革的直接依据是美国占领军当局的一系列“备忘录”和“指令”，改革的进程也是在占领当局的督促下逐步展开的。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在政治方面，主要涉及到三个重要方面。

一是非军事化改革。这是占领当局对日本改革的最基本的要求。根据《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日本必须解除武装，并实行非军事化”。1945 年10 月，日军 710 万人的武装完全被解除，军事机构如大本营、陆军省、海军省等也统统被解散。同时，还废除了《兵役法》、《国防保安法》、《军机保护法》、《国家总动员法》等法令及相关条例。为了惩处战犯、彻底清除军国主义残余势力，远东军事法庭重点审判了 108 名战犯，以东条英机为首

的 8 名战犯被判处死刑。其后，在全国整肃（褫夺公民权）了军国主义分子

约 21 万人，取缔了“在乡军人会”等 147 个法西斯主义团体。占领当局颁布

了言论、新闻、治安、电影、通讯等 13 个法令，摧毁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对这些领域的专制控制。

二是“五大改革”。1945 年 10 月 11 日，占领当局指令币原内阁进行确保人权的五项改革，即赋予妇女参政权；保障工人团结权；教育制度自由主义化；废除专制政治（撤销秘密审讯和压制民权的诸制度）；促进经济民主化。在实行五项改革过程中，公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承认工人有组建工会和团结战斗权利的《劳动组合法》，公布了取消封建劳动制度、规定 8 小时工作制的《劳动标准法》，以及解决劳资争议、保障工人地位和生活保险的

《劳动关系调整法》、《职业安定法》、《失业保险法》等。在一系列有关教育改革的法规中，废除了教育普及军国主义和军训等法西斯化的内容，提倡教育的自由化，教育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正义、尊

重学术自由的精神。

三是制定新宪法。日本原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是 1889 年制定的。1945

年 10 月，占领当局指令修改宪法，日本保守势力竭力维护旧宪法精神和天皇体制，在修宪中回避重大实质问题，如天皇权威权力等问题。占领当局提出

《日本国宪法草案》，明确表示了修宪的原则和具体主张，并要求日本政府积极配合。在占领当局和民众压力下，1946 年 3 月 6 日，宪法草案公布，11

月 3 日《日本国宪法》在国会获得通过，1947 年 5 月 3 日正式生效。从立法形式看，这部新宪法是美国占领当局强加给日本民族的，但它的内容实质（如公民的民主权利、议会内阁制等），正反映了日本战后民主改革的基本成就， 反映了反封建、反垄断、反军国主义和主权在民的思想，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受到国民的拥护和欢迎，是一部民主主义宪法。

新宪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日本已成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日本国宪法》第 1 条仍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但同时用内阁限制天皇的权利。过去只对天皇负责的内阁，现在发生了重大变化，依据宪法，只对国会负责。由国民选举产生的国会，即众议院和参议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宪法第 41 条）这样，天皇对日本社会的实际事务的影响完全被排除了。从形式上看，日本的议会制度是英国式的，但吸收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神，使日本议会制民主能保持较长期的稳定， 这对战后日本社会改革、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济民主化改革 为了彻底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改革主要围绕着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和农地改革两大问题展开。

日本财阀是江户时代至明治时代的产物，它以血缘和家族的主从关系为轴心，是特权商人与明治政权相结合而形成的封建色彩极浓厚的垄断资本集团，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1945 年 10 月，根据占领当局的指令，解散财阀、禁止垄断的改革开始实施。11 月，首先冻结了三井、三菱等日本最大的 15 家财阀的资产。1946 年 4 月，政府成立“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指令日本各财阀交出证券和凭证，强制拍卖，割断了资本的内部联系，使股权分散，形成共同持股的竞争机制。这项改革打破了财阀家族垄断的半封建经济格局，为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为垄断资本主义创造了自由发展的条件。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垄断资本势力又有所抬头，在美国默许下，势力渐渐壮大起来。但这与财阀家族垄断时代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是寄生地主制。它是天皇制的阶级基础之一，也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滋生土壤。占领当局在《农民解放令》中宣布：“日本的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必须进行改革”。从 1946 年

10 月开始，到 1950 年底，根据农地改革法案，寄生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

在乡地主一町步（约合 14.8 市亩）以上的出租土地均被征购，卖给农民。到

1950 年，全国 221 万町步佃租土地中的 194 万町步，转卖到农民手中。土地转卖是按战前价格执行的，因此，战后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使土地转卖几乎是无偿转移。虽然地主对农地改革不满，并有些反抗，但在占领当局监督下，广大农民群众热情支持，成立了各级“农地改革委员会”，将地主的反抗强行压制下去，使农地改革得以顺利完成。

日本土地改革具有扫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重大意义，是一次不流血

的资产阶级的和平土地革命。农地改革对日本军事封建资本主义的基础，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根本改革，完成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土地革命。同时，农地改革为战后日本经济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农业发展方面，农地改革使绝大多数佃户变成了自耕农，解放了农业劳动生产力，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收入， 有助于土地改良、科学种植以及扩大市场，为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是一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诸制度方面较为彻底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政党与人民运动 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一方面，民主的政党政治氛围渐渐形成；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入的民主运动蓬勃展开，成为日本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当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被击垮后，经过民主化改革的日本，政党如雨后

春笋纷纷而起，1946 年大选时，有 363 个政党报名竞选。在政治风云冲击下， 政党分化组合，渐渐形成了几个比较稳定的大党，它们成为战后日本政坛上的主要政治力量。这几个大党是自由党、进步党（1947 年改名民主党）、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社民联） 等。战后几十年中，除 1947 年至 1948 年有一届九个月的社会党内阁（片山内阁）外，基本是自由党、进步党内阁。1955 年，自由党与民主党（进步党） 合并，称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此后一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掌握内阁。自民党的成员由上层官僚、资产阶级政客、地方实力派、资本家、律师和记者等组成，拥有 400 余万党员和党友，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政党。在内政方面，自民党主张自由经济，倡导建立“民主、自由、福利”的社会。自民党的政策直接影响到日本战后的历史进程，既为战后初期经济恢复也为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党、公明党等其他在野党，虽然没有直接领导日本，但这些政党在客观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既是自民党的竞争对手，也是自民党的监督力量，它们使政党政治能比较民主、健康地发展，为日本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运动广泛深入、蓬勃持久发展，是战后日本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战败投降时，社会动荡混乱，政治上，维护旧天皇体制的保守势力与民众的民主改革呼声相对立；经济一片惨淡破败景象，物价飞涨，黑市猖獗。人民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争取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战后，日本工会、农协会组织迅速广泛建立起来，到 1946 年，工会数已

近 1.8 万，入会人数约 480 万人。1945 年 9 月至 1946 年初，全日本发生罢

工 240 次，农村发生的农民反对地主夺佃的纠纷事件达 25 万余起。1946 年 5

月 1 日，东京 50 余万人举行了反饥饿的示威游行，并要求粉碎专制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虽然由于占领当局干预，1947 年“二·一大罢工”没有如期发动起来。但这一次罢工准备活动，有力地冲击了吉田茂政府，使吉田内阁在 4 月大选中垮台。社会党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大选获胜，组织了片山内阁。但片山内阁没有履行大选中的诺言，转而扶植垄断资本集团，对人民却采取勒紧裤带政策，因而导致人民运动再度高涨，使片山内阁仅维持了9 个多月便于 1948 年 2 月垮台。1952 年 4 月 18 日，日本各界群众为反对《防

止破坏活动法》，维护工人的罢工权和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权再次掀起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参加者约 105 万人，各界群众积极支持，使罢工活动

持续到 5 月 1 日。当天，东京 50 万群众在明治神宫外草坪集会，提出“反对重新武装”、“争取民族独立”、“打倒吉田内阁”等口号。这次集会遭到军警镇压，近 2000 人受伤，成为有名的“流血的五·一事件”。此后，人民

运动更加蓬勃展开，参加人数逐年上升。参加“春斗”①的人数 1956 年由 80

万增加到 280 万，1960 年增至 440 万人。日本战后人民运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朝鲜战争与日本经济的恢复 日本摆脱战后初期经济困境、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是与朝鲜战争及美国对日“特需订货”分不开的。直到 1949

年，日本的经济仍处在极端困难之中。战败至 1948 年，日本的通货膨胀仅在

1947 年底至 1948 年初稍有抑制，但整个经济形势仍不景气。1948 年底，美国提出了紧缩财政、加强税收等“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并派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道奇于 1949 年 2 月赴日本具体实施。道奇整顿日本经济的方案称“道奇路线”，是以紧缩通货、平衡预算为主的。经过整顿，1949 年度出现预算黑字达 1567 亿日元，税收增长 40％以上，黑市价格下降 30％，使广大群众从统制经济中解放出来。但道奇路线另一方面又造成工厂倒闭、失业增加、银根紧缩，出现了“稳定恐慌”。1950 年初，日本经济阴云密布、使人窒息，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光明前景。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走投无路的日本经济开始绝路逢生，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面对这个机会，日本资产阶级及政府都情不自禁地叫道：“这真是天佑神助、起死回生的妙药”，是“一股神风啊”！

朝鲜战争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给日本带来了大量“特需订货”。据统计，日本直接向战场美军提供的“特需订货”达 13

亿美元，向驻日美军及辅助人员提供的“间接特需”达 23 亿美元。这几十亿美元迅速使日本经济活跃起来。其次，朝鲜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1950 年 6 月至 1951 年底，日本外贸增长达 2.8 倍，有力地推动了岛国经济的恢复发展。再则，“特需订货”和出口增加，使日本商业迅速摆脱积压滞销的艰难局面，有约 1500 亿日元的积压滞销商品顷刻抢购一空，工业生产指数在多年徘徊不前之后，于 1950 年第一次超过战前水平。1951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达到战前的水平。最后，朝鲜战争使日本企业界获得巨额利润， 不仅摆脱了经济危机，而且促进了垄断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例如棉织业十大公司在其间增加利润达 9—19 倍之多，其中 90％的利润都留在企业内部用作积累资金。

经过朝鲜战争，日本战后步履维艰的经济终于走出了死胡同。虽然，三年战争带来的巨额利润是短暂的，还有使日本经济依赖特需订货等一些后患，但它帮助日本经济复苏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到 1955 年美军占领结束后，日本自民党政府继续采取一系列有效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发展。除出口贸易外，各项经济指标均超过了战前水平，相继出现了“神武景气”、“价格繁荣”，为日本经济起飞作了充分准备。1956 年，日本经济进入战后持续

① “春斗”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团体自 1955 年成立“春季提高工资共斗会议”以来，发起的全国统一行动，即与资方就提高工资而进行的对等谈判，以后逐年进行，1962 年达到高潮。此后声势减弱。

18 年高速增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