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当代教学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教学论的发展经历着曲折的道路。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引进学习阶段（1949—1958）

这一时期教育界全面学习苏联，在教学理论方面主要是引进以凯洛夫《教育学》中教学论部分为代表的苏联教学论。1950 年翻译出版凯洛夫主编的《教

② 《陈鹤琴教育文集》下册，北京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51 页。

① 《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7 页。

① 董远骞《中国近代教学论教材编写史略》，《课程·教材·教法》1994 年第 1 期。

育学》，其中的教学论部分对我国教学实践影响深远。1952 年出版杜贺夫内伊的《教学法原理》，1956 年凯洛夫亲自来华作短期讲学，1957 年翻译出版以凯洛夫为总主编的《教育学》新版本。移植和学习苏联教学论，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旧的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起过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对苏联教学论本身存在的片面性缺乏独立思考而全盘肯定，学习过程中结合实际不够而没有变通，同时对我国教学论历史传统和老区教学论传统重视不够，并简单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教学论思想，这些都给教学理论与实践的顺利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二）独立探索阶段（1958—1966）

1958 年掀起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时称教育革命。在教学理论上，主要批判“三脱离”，即教学脱离政治、教学脱离生产劳动、理论脱离实际，强调现场教学，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提出教育学（包括教学论）的“中国化”问题。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凯洛夫教育学成了批判的对象，《人民教育》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判“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教学论”。量力性原则和循序渐进原则受到指责和批判。1961 年为纠正“左”的错误，党中央制订一系列教育工作条例，突出地规定了教学工作在学校中的重要地位，重新肯定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形式，要求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理论的研究受到重视，开始独立探索的尝试。1961 年至 1963 年间集中许多教育学专家，在刘佛年教授主持下编成的《教育学》（讨论稿）中的教学论部分，“可以说它是反映当时‘中国化’探索和教学论水平的代表性之作。”①

（三）受挫停滞阶段（1966—1976）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教育教学领域成为重灾区。教学科研停顿下来，教学论的发展备遭摧残。“两个估计”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在教育教学改革上所取得的成绩，“评凯批孔”全盘否定了苏联教育学（包括教学论）、我国古代教育、教学思想的宝贵遗产，鼓吹“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实行“开门办学”，实质上取消了教学，出现了“反潮流”和“交白卷”的英雄，教学质量一落千丈，造成几代人受害的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在理论上，把教育学（包括教学论）搞成“经验汇编”、“政策解说”或“导师语录”，实际上完全取消了理论研究和对教学规律的探讨，致使教学理论领域一片荒芜，“杂草丛生”！

（四）发展繁荣阶段（1976—今）

十年动乱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加强和推动了教学理论的研究。教学论历经恢复重建、开放引进、综合创新，而走向发展繁荣。表现在对外国教学论的大量译介，对我国历史上教学论遗产的整理继承，各种类型教学实验的蓬勃开展，对教学本质及规律的深入探求，学术研究和讨论空气的活跃，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创新，研究新领域的不断开拓，专题论文的大量发表，教材专著的先后出版，

① 董远骞《一条曲折的路——教学论发展的四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 年第 3 期。

教学观点的争鸣和教学论流派的逐渐形成等方面。标志着我国教学论研究正以前所未有的理论自觉形态，向中国化、现代化方向深入发展。

综上可见，我国当代教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1）教学论的发展道路几经曲折和坎坷，逐步走向理论的自觉和理性的成熟，其经验弥足珍贵，其教训异常沉痛，给教学论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多方面的启示；（2）教学论研究是随着国家民族和整个教育科学的命运而兴衰浮沉的，目前国运的昌盛、教育科学的繁荣，必将促使教学论向着更高的科学化水平发展；（3）教学论应教学实践的需要从教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又应教学实践的需要分化出众多崭新的研究领域，今后必将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一个学科群，更好地指导日益深化的教学改革实践；（4）教学论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困惑和挑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思路，以综合创新的精神开辟教学论研究的新局面，为教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