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态的变化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清朝，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科学（包括地理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在政治策略上，清代统治者曾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制定有相应的文化政策，直接影响了包括地理学在内的各门科学的发展。

清初，建国伊始，为了稳固统治，起于关外的清统治者，在政治上对汉族文人学士采取了感化怀柔政策，文化上对于先进的中外文化采用了宽容并蓄的态度。如皇太极、顺治帝，都极推行尊孔崇儒政策，康熙帝自幼即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他自己说：“朕自五令即知读书，⋯⋯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及读《尚书》⋯⋯朕皆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捍格。”①他还下令编写《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理学著作，使尊孔崇儒的思想及其它汉文化得以在清初继续发展。

同时，清初统治者对于明末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天文、数理、地理等知识，也采取客观态度。如关于历法的制定、钦天监的管理，就先后任用汉人杨光先、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执掌。历法也是通过比较，最后选定西洋汤若望的《时宪历》。康熙帝曾拜西洋传教士南怀仁、张诚、白晋、徐日升、安多等人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其认真、虚心的态度，连传教士们都感叹不已。白晋曾说：“康熙皇帝令人难以置信地深切注意并细心地从事这些研究工作。尽管这些原理中包含着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进讲时也不够注意礼节，但皇上从不感到厌烦”。“他说对于刻苦学习科学知识也从不感到苦恼”。①在康熙四十八年（公元 1709 年）十月谕西洋传教士利类安的圣谕中，也表明了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如云： “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人留用外，其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

③

正是在这种君主倡导、政治宽松的客观形势下，清初地理学才呈现出中西交融发展，互补长短，甚至出现了学习西方地理学更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

经过清初近百年的发展，到雍、乾以后，清朝统治者的地位已相当巩固。清朝在国家政治文化策略上，便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从自康熙时即已开始的皇朝礼俗与耶稣会教义礼法的争论，这时已经公开化。康熙虽对罗马教义不满，但在多次诏谕中，仍有袒护教士的倾向，以图利用他们的科学技术才能，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丰富人们的文化知识。而到雍正即位后，对于已危及皇权尊严的天主教及其传播者，即采取了严厉措施，将传教士驱逐出中国，不允许他们再在中国活动以伤“风俗”。雍正元年、二年，多次下达谕旨严禁天主教活动，雍正七年再次申令查禁，

① 《四库全书》史部卷一百六十九《诏令奏议》。

《朱批谕旨》载雍正七年湖南巡抚赵弘思奏疏云：

一、⋯⋯大学士马尔塞等寄信，奉上谕：“近闻西洋之人，外省府县中，尚有潜藏居住者。本地无赖之人，相互往来，私从其教。恐久之湔染益深，甚有关于风俗。钦此。”臣已严饬各属，昼夜查报，倘有潜住之人。臣当遵旨委官押送澳门安插。①

正是在雍正时期这种对西洋传教士的严查禁止情况下，乾隆五十八年（公元 1793 年）英国派马戛尔尼（Lord.Macartney）来华要求通商、通使，遂被

清朝以“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回绝②；嘉庆二十一年（公元 1816 年）英国再次提出要求，仍被依“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③而断然拒绝。这样，就进一步走上闭关自守的道路，隔断了中国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使清初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方地理学，成了无源之流而渐次枯竭。

在推行闭关政策的同时，清中期，尤其是乾隆时期，对汉人、汉文化也采取了高压政策。清代对汉人、汉族文化，虽然一直标谤“满汉合一”、“满汉一体”。但实际上，无论在官职任用，还是待遇上，都有“右满而外汉” 之别；朝廷大吏虽满汉兼用，汉人却任事而品低，满人则品高而权重，此外对于满人还有许多特权。总之，满清统治者对汉人从一开始就采用了怀柔、利用和惩处并用的政策，尤其是对待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一方面拉笼、利用，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限制他们不得危及满清统治。从清初康熙网络文人学士开修《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大型工具书和类书，同时，又大兴庄廷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文字狱，到清中期乾隆时，继承前代之法，实有过之无不及。乾隆时文字之狱层出不穷，惩罚更严，告奸亦盛，如御史曹一士指出当时文网的严酷说：①

比年以来，小人不知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

乾隆时也广罗学士，组织了大型类书《四库全书》的修纂，以及其它重要著作的纂修（如《清文鉴》、《明史》、《平定准噶尔方略》、《大清会典》等），也多次行谕征集民间藏书。但是，清政府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理却有一系列明确的规定，即对于所有不利清朝统治者的书籍，尽行销毁。乾隆三十九年（公元 1774 年）八月谕令曰：

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概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①

据乾隆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称，当时江西一省收缴应毁禁之书共有8000 余部；浙江省在《四库全书》告成之年，先后共缴奏图书 538 种，13862

部；江西、湖北、广东 3 省被全毁、抽毁书籍、书版达 2929 种；乾隆四十三

① 上海点石斋光绪十三年石印本第 57 册。

② 《乾隆敕谕》。

③ 《嘉庆敕谕》。

① 上海点石斋光绪十三年石印本第 57 册。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二），第 44 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年江南省亦毁书 2678 部等。②

同时，清统治者明确反对士子过问政治。如乾隆在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中说：“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且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清中期在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诱导下，当时学者的学术研究只能走向脱离实际和埋头于古纸堆中考据的落后方向。也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考据学和沿革地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并与前期那种中西交流、思想活跃的局面产生了强烈对比。

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为了御侮护尊，富国强民，清政府被迫面向世界，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 19 世纪 60～90 年代的“洋务运动”，通过译书、办厂、延聘外国技师、留学等方式，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光绪时又试图进行变法“维新”。在这种“开放”的国策下，又出现了大量引进、推广西方科学技术的局面，地理学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当时最受人们重视，使很多外国地理知识、思想很快传入中国。同时，作为传统的中国古代地理学仍在发展，但一些有识之士，也面对当时的国情，再次提出了注重“经世致用”和加强边疆地理研究的新方向。

总之，清末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当时清政府的“开放”政策，使地理学再次呈现中西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表现出不同于前面两个阶段的特色。然而，还应注意到，洋务运动始终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只试图借用西方先进技术来维护落后的封建统治，而不积极进行教育改革等治本措施，这就大大延缓了清末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和利用，以及对中国传统旧文化的改造，使中国在地理学方面开始落后于基本上同步发展的日本。

综上所述，清政府不同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尤其是文化方针），对各个时期的地理学发展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直接影响了各时期的地理学研究方向、成果、特点等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