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活跃、阶段明显

从清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地理思想比较活跃，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研究重点或新思想。

清朝入关后，至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颁诏禁止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

教，并随之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到 1840 年鸦片战争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为标

志，清代地理学呈现出早中晚 3 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

早期，是指清定都北京到康熙末约 80 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正当清王朝建立之初，在继承前代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积累的基础上，新王朝在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开拓精神。在地理学上也表现出对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外国地理知识、地理方法的广泛吸收与运用甚至一些中国学者还提出了革新中国传统地理学体系

的新思想。

这一时期，上自皇帝（康熙），下至低层知识分子（刘献廷、孙兰等），以及广大大中小官吏、学者等，对西方地理学的态度比较客观，有助于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流传和迅速扩大。以至影响到政府决定聘用外国学者（西方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费隐、潘如、奥古斯丁、麦大成、汤尚贤等）、采用经纬度、投影等科学方法，进行了全国地图的测绘工作。

作为中国传统的地理学，这一时期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出现了多种重要的传统地理著作，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胡渭的《禹贡锥指》，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傅泽洪等的《行水金鉴》，以及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86 年）开始的《一统志》编纂等，标志着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蓬勃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无论在地理学学科体系，还是地理理论问题上，都有了重要论述。如刘献廷等关于革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以及提出地理学应注意自然规律研究（“究天地之故”）的倡议。还有顾祖禹的“人地相关论”思想、孙兰关于侵蚀规律（“变盈流谦”）的探讨等，更标志着这一时期中国地理学欣欣向荣的积极进取面貌。

中期（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初，约公元 1723～1840 年）。自雍正元年禁止耶稣会传教士在内地活动，驱之于澳门居住，到 1840 年鸦片战争，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对内迭兴文字狱，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使读书人只能埋头故纸堆，不敢涉足政治时事，清初刚兴起的“经世致用”的应用地理思想，与其它进步思想一样，很快被扼杀。学术走向脱离实际、纸上谈兵的“纯学术”时代。尤其是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发展，主要表现为沿革考据方面的成就。在地理学思想上，也表现为清初刚刚活跃的地理学思想转入沉寂时期，代之而起的是以校注、辑佚、整理古代地理著作为主的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理论的全面深入发展。

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之一是，由于雍正全面对传教士活动的公开限制和开始推行的闭关政策，使清初被认可的西方地理学思想变得渐少有人提及、发展。尤其是地图方面，虽然先后有采用西方测绘的全国地图存世，但由于它们制成后深藏秘府内宫，很少为一般文人学士看到，社会影响并不大，而在一般民间和文人学士间所绘制的各种地图，仍然采用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等方法制图。第二个突出表现是，大批学者集中精力于古代地理名著《禹贡》、

《水经注》，以及“正史”中《地理志》的校注、补证等工作，出现了许多校注、辑佚版本。如全祖望、戴震、赵一清等关于《水经注》的研究；毕源关于《山海经》的校勘；钱坫、徐松、汪远孙等关于“正史”《地理志》的校释等。第三个突出表现是：出现的一些地理著作，也是深受中国传统地理思想方法的影响，如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深受

《水经注》著作方法的影响；《续行水金鉴》是对清初《行水金鉴》的继承，等等。突出表现之四是，这一时期使中国传统的地方志得到极大发展：一为雍正时确立了方志 60 年一修的制度；二为出现了一大批省、府、州、县（厅）的各种方志著作；三为方志理论有了明确的发展，出现了戴震等考据地理派修志理论和章学诚的史志派理论等；四为编成了规模宏大的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即《嘉庆重修一统志》）。

这些都标志着这一时期中国地理学的主要方向和成就，与前期有明显的不同，变得在中国传统地理学方面的单方面深入发展。

晚期（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约公元 1840～1911 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期。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结果，一方面迫使中国社会接受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积极观察世界，探索富国强民之路，即所谓“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于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公元 1911 年）推翻清王朝这一段时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界，出现了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复杂局面。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地理学思想也呈现出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发展现象。

首先是，中国传统地理学仍在继续发展，出现了杨守敬、丁谦等传统地理学大家。他们无论是在地理沿革考证，还是古籍校勘、历史地图制作等各方面，其成就都达到了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高峰。同时，面对当时社会腐败，外敌入侵，一批地理学者重新强调实践、实证和“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朱一新《东三省内外蒙古地图考证》、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等等；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努力于国外地理知识的搜集、整理，编著了各种世界地理著作，如魏源、徐继畲、同康庐、王先谦等都有世界地理著作问世。

其次，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地理学也以多种方式在中国传播、扩大，以至于被官方认可、接受。这一时期西方地理学的传播主要有 3 种途径

（方式）：一是外国地理著作的输入，由中国和外国学者共同翻译出版，或直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如日文等著作）。英国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莱伊尔的《地学浅释》等，都是由外国人与华衡芳等合译而成的；《澳大利亚新志》则是由吴宗濂、赵无益翻译而成的。二是一些外国学者深入中国直接从事地学考察工作，以西方地理学思想方法，去分析、认识中国的地理状况，直接影响中国当时以及后来的地理发展，如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俄国地理学家奥布鲁契夫等人的在华考察工作，都对传播西方地理学起到了很大作用。三是一些中国学者以积极的态度，面向世界，努力学习和研究科学地理学，积极促进西方地理学的传播。如张相文等，不仅学习、认可西方的地理学，而且能对之发展。张相文编著了著名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以及《地文学》。清政府也将西方地理学（包括当时所谓“地文地质学”、“地理学研究法”、“气象学”、“地理总论”等）正式作为各级学校的课程，进一步促进、确立了西方地理

学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这一切，使得清后期的地理学呈现了较为活跃的繁荣局面。除了传统地理学的发展外，人们对待地理学的认识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转变，相对于明末清初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地理学传播，这一时期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深刻，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地理学的态度也更为客观、积极，并逐渐完整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地理学的思想、体系。

从清代地理学研究课题的主要趋势来看，也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即早期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顾炎武、顾祖禹、傅泽洪等为代表，注意山川形势扼塞及水利建设；中期，学者脱离实际，注重郡县沿革，水道变迁，古代著作校勘等工作；后期的地理研究则开始将边疆域外地理逐渐作为一个重要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