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关于地理学的研究目的，清代与西方地理学也有较大差异。

西方地理学基本继承其过去的传统，将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去研究，尤其在地理大发现积累的丰富地理资料基础上，人们除将地理学作为一门有用的知识学科外，更有许多人将它作为一门科学去研究，试图分析、探讨各种地理事项的发生和分布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从瓦伦纽斯的《通论地理学》，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区旅行自述》、《宇宙》，李特尔的《地学通论》，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亨丁顿的《文明与气候》等等，都是以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规律等问题的科学研究为目的。

而在同一时期的清代，则仍然沿用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研究习惯，将地理学作为一门简单的应用学科，强调它的应用性和史料性。即所谓自清初即被人们所竭力倡导的“经世致用”传统，强调地理著作的内容要与国家政治、民生相结合。所以，清代许多重要地理著作，除极少部分深受考据学的影响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而存世外，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当时国家或作者的社会政治背景相关，这就形成了清代地理学在著作内容上，以地志、水道著作和政区沿革三大部分为主体的著作体系。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国家， 随时了解掌握各地情况（方志沿革），免除河患（水道著作），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大事。所以，从清初二顾的地理总志，到各种水道著作、边疆史地专书，以至于清末的世界地理著作的编写，无不包含着作者“经世致用”和存今验古的目的。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自序》中谈到他的著作目的时说：“祖禹之为此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览赋诗，何与人事？则汰去之！”明确表现了作者著此书是关心国家治乱、生民利病的目的。

傅泽洪等撰《行水金鉴》，也主要在于试图了解四渎之源流利弊，总结历代治水经验，以供司水政者参考。这一思想，傅泽洪在序文中说得也很清楚，他说：“四渎，古运河也，沿江达淮，乱河湮济，《禹贡》具载之矣。而今之运河，则自元明始。然元创之而不用，明用之以转运荆、扬、徐、兖、豫诸州数百万石之粮，贡于京师，迄于今二百余年。⋯⋯然是运河也，亦未始不以四渎之通塞为利害。⋯⋯夫禹之治水，疏瀹决排，以去民患，而今也无日不以垒堤为事，亦无日不以堤决为虞。迨一旦有事，耗官家百万金钱， 若填巨海。而治之仍不得其法，今日决于此，明日复决于彼。且今年决明年

① 《清史列传》卷七十三。

又决，劳民伤财，无已时何哉。堤日高，河身日因之亦俱高，疏瀹决排之不讲也。⋯⋯纂辑成书，凡四渎运河兴废之由，及疏筑塞防一切事宜之得失缓急，犁然悉备。⋯⋯吾愿司水政者，三复斯编。”此后黎世序等人再纂成《续行水金鉴》一书，也是出于同样目的。①

李兆洛编纂《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也说他是因为历代疆域名称更替繁乱，影响到人们对各地形势利病的正确、及时认识。如云：“疆域名号， 合并析易，或间废缺，纷纭参错，代有罢立，苟非由今日以推诸古昔，明其地之远近，名之同异，人士且南朔之不辨，奚以达其形势利病之得失缓急哉！”

②

鸦片战争后出现了边疆史地研究高潮，这是当时学者试图通过研究边疆史地，来寻求“筹远”、“制夷”的对策。他们通过慎密的文献考订和实际考察，一方面注意弄清各地的山川等地理实际情况，排除过去各种不确切观念；另一方面则从区域地理角度，提出各种“筹远”、“制夷”的方略，试图使“读史者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③

林则徐编辑《四洲志》、魏源撰《海国图志》等，也有明显的“致用” 目的。就是杨守敬、丁谦等致力于沿革地理研究的一些地理学家，其研究目的也都是为了廓清中国历史沿革的纷乱状况，以便于治史、从政者参阅方便。魏源更明确说明他编写《海国图志》，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①

综上所述，清代地理学与同期的西方地理学相比较，无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清代地理学基本上仍然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但是，自明末开始，西方地理学的一些方法、思想便不断的被引入、吸收，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许多地理学观念、知识、方法，日益动摇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绝对统治地位，在地方以至全国的地图制作上，已正式确定了西方投影法及经纬法的地位；吸收西方地理知识的世界地理著作、教科书的陆续出现， 使中外地理学思想的差异逐渐缩小。即，清代地理学与同期西方地理学的差异，经历了一个由差异较大向趋同方向发展的转变过程。

① 《续行水金鉴·潘锡恩序》。

② 《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自序》。

③ 《蒙古游牧记·祁隽藻序》。

① 《续行水金鉴·潘锡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