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读史方舆纪要》

清初，在地理学领域里，出现了一批能够通达古今之变，为政事、为军事、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重要著作。侯仁之在回顾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时，曾经指出：“其中比较晚出而有代表性的系统著作，当推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①

《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传世之作。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他出生在常熟，又自署常熟人。后迁居无锡城东宛溪，学者又称他宛溪先生。顾祖禹生于明崇祯四年

（公元 1631 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 1692 年），享年 61 岁。幼年时，聪颖好学，背诵经史如流水。少年时，纵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成年

① 《山东肇域记·夏文焘序》。

② 《山东肇域记·黄丕烈序》。

① 侯仁之：“《历史地理》发刊词”，载《历史地理》创刊号。

后，熟谙经史，博学多识。清顺治元年（公元 1644 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躬耕于虞山之野，生活非常穷困。他授课糊口，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生活，而不肯随波逐流，求名于时。其父柔谦是一位心怀亡国之痛的绩学遗老，临终遗言说：“及于之身而四海陆沉，九洲沸腾⋯⋯嗟乎园陵宫阙、城廓山川俨然在望，而十五国幅员（指明 2 京 13 布政使司）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仿，能无悼叹呼？余死，汝其志之。”②顾祖禹秉承父命，从顺治十六年起，一面教书，一面撰写《纪要》。康熙十三年

（公元 1674 年），三藩起兵，祖禹弃家入闽，投效耿精忠，参加反清复明的军事斗争。三藩兵败，祖禹回归家乡，重操旧业，继续撰写《纪要》。其后，虽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但他坚守民族气节，不受清朝一官一职。他一生中的全部精力，皆贯于著述《纪要》之中，从 29 岁起，至 50 岁止，经过

20 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

顾祖禹编撰此书，怀有明确宗旨和无限隐痛。他痛心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因而最后遭致亡国。他说：“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③。作者对此书寄托很大的希望，希望它有助于反清复明的大业。他在这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历史事迹，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很像是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军事行动进行论证。张之洞说：“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①梁启超说：“景范此书，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而据史迹推论得失成败之故，其性质盖偏于军事地理，殆遗老力谋匡复所将有事耶。”

②又说：“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隐痛焉。”③

这些评论虽有偏颇之处，但也说出了一定的道理。

《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有所不同。《自序》云：“禹之为是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观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⑦故其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赋则为其所轻。

全书排列的次序，“首以历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疑脱江南），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胳也；终之以分野，庶几俯察仰观之义与”①。

分卷情况如下：

卷一至卷九历代州域形势

② 《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一。

③ 《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

① 侯仁之：“《历史地理》发刊词”，载《历史地理》创刊号。

② 《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一。

③ 《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

⑦ 《读史方舆纪要·序》。

① 《读史方舆纪要·凡例》。

卷一十至卷一八直隶卷一九至卷二九江南卷三十至卷三八山东卷三九至卷四五山西卷四六至卷五一河南卷五二至卷六五陕西卷六六至卷七四四川卷七五至卷八二湖广卷八三至卷八八江西卷八九至卷九四浙江卷九五至卷九九福建卷一百至卷一百五广东

卷一百六至卷一一二广西卷一一三至卷一一九云南卷一百二十至卷一二三贵州

卷一二四至卷一二九川渎异同卷一百三十分野

《纪要》体大思精，组织严整明晰，论说颇多独到之处，在古今地理著作中罕有其匹。该书《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是最有特色的部分，写得十分精彩，几乎每篇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在记述舆地方面，纲目极为分明，2 京 13 布政使司下，按府州县分叙四至八到、历代沿革，各县载有编户里数，并山川、关、城镇、古迹、驿站等内容，有关史事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类似的地理著作完整保存下来的不多，能够与其相媲美的更少，故《纪要》素有海内奇书之称。

与其它舆地著作相比，《纪要》具有鲜明的特色：

军事地理的色彩非常浓厚。《纪要》叙述疆域政区和山川形胜，皆从历史上穷本溯源地备述其军事价值。顾祖禹很重视各地的攻守利害，他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之于兵，如养生者必籍于饮食，远行者必资于舟车”，必须“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①。因此，他结合历代军事，精辟分析了各地区的山川形势和军事地位。他分析直隶形势说：“直隶雄峙东北，关山阻险，所以隔阂奚戎，藩屏中夏。说者曰：‘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又云：“文皇起自幽燕，尊涿鹿而抚轩辕之坂，勒擒狐而空老上之庭。前襟漕河，北枕大漠。川归毂走，开三面以来八表之梯航，奋武揆文，执长策以扼九州之吭背。秦晋为之唇齿而斥堠无惊，江淮贡其囷输而资储有备。鱼盐枣粟，多于瀛海碣石之间，突骑折冲，近在上谷渔阳之境，修耕屯而塘泊之利可兴，振师干而开宁之疆在握，此真抚御六合之宏观也。然而居庸当陵寝之旁，古北在肘掖之下，渝关一线为辽海之咽喉，紫荆片垒系燕云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间，远不过三二百里之外，藩篱疏薄，肩背单寒，老成谋国者，早已切切忧之。”②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他分析徐州形势说：“州冈峦环合，汴泗交流，北走齐鲁，西通

① 《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

②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梁宋，自昔要害地也。”③又引证东吴吕蒙、南朝王元漠、唐李泌、宋苏轼、元胡三省诸家议论，阐明徐州得失对于全局的利害关系，指出徐州为南北襟要，资储重地，经营天下，绝不可以“彭城为后”④。类似论述，比比皆是。该书对江南、陕西、河南等地的分析，也很有见地；对四川、湖广、两广的研究，更是言有所指。说《纪要》是研究军事史和军事地理的空前巨著，是毫不过誉的。梁启超认为：“今日海陆交通情况，迥异三百年前，其书自强半不适于用，然国内战争一日未绝迹，则此书价值，固一日未可抹煞也。”⑤

人地关系的辩证思想较为突出。《纪要》虽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但顾祖禹在总叙中却不厌其详地说明“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的道理，反复论证无论何等天险地利，都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在评判战争胜负原因时，他指出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他说：“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脑中，生死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所任。” 接着又说：“虽然攻守万端，巧拙异用，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而已矣。”① 他在论说历代建都时，也批判了那种地势险固决定一切的观点。他认为：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适合建都，彼时不定适合建都；是否适合建都，不仅看形胜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生产是否发达，交通是否方便；建都何处，取决于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形胜未可全恃”。他的这些军事思想和辩证观点是很先进的。
经世致用的思想贯串全书。《纪要》注重经世致用，对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尤为重视。明嘉靖以后，河患颇为严重，顾祖禹非常关切黄河的治理。他认为：“河之患，萌于周季，而浸淫于汉，横溃于宋。自宋以来，淮、济南北数千里间，岌岌乎皆有其鱼之惧也。禹贡不生，河患未已，国计民生，靡所止定矣。”②为此，他在《纪要》中辑录了大量前人治水的主张，留给后人作借鉴，他赞赏潘季驯的治河方针，指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①因而引证潘季驯的言论尤多。顾祖禹对漕运也很重视，他认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那种为了保运而置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他为民请命，大声疾呼：“淮、济诸州之民何罪，而尽委之谿壑乎。”②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对于治河通运很有参考价值。

有明一代，苏松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较快。顾祖禹阐述苏州经济在全国的地位说：“苏州枕江而依湖，食海王之饶，拥土膏之利，民殷物繁，田赋所出，吴郡常书上上。说者曰：吴郡之于天下，如家之有府库，人之有脑腹也，门户多虞而府库无恙，不可谓之穷；四肢多病而脑腹尤充，未可谓之困。盖

③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

④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

⑤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① 《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

②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六。

②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五。

五代以后，东南之财力，西北之甲兵，并能争雄于天下”。③他对于转漕城镇的冲要地位也十分重视，如论述扬州说：“都燕之后，转输特重”④，“十三年（公元 1415 年），会通河成，海运始废，自是除河南、山东、两淮诸处运米各由近道达北京外，其浙西漕粟凡一百六十五万余石，皆自瓜州坝以达于扬州；上江及江西、湖广漕粟凡八十八万余石，皆自仪征坝以达于扬州，扬州盖东南漕粟之咽喉矣。”⑤他论及淮安说：“今岁漕数百万石，咸取道于淮安，哽咽或生，则京师有立槁之虑。”⑥此外，该书关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有详细的记载。所以《纪要》又是研究经济史和经济地理的必读之书。

研究方法与著述体裁别具一格。治史与研究舆地的关系十分密切，若没有地域概念，不能将古今史事按之于舆图，不能在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上向读者作明确的交待，则所作研究终有缺憾，未臻完美。顾氏将研究史事与研究方舆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使史事成为研究舆地的向导，又使舆地成为研究历史的图籍。是书每省首冠以总叙一篇，论其地在历史上关系最重要之诸点，次则叙疆域沿革、山川险要，务使全省形势了然。每府亦仿此，而所论更分析详密。每县则记辖境内主要之山川关隘、桥梁及故城等。记述史事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十分清楚，为以往史学著作所不及。全书的体裁亦严整明晰，其顶格写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全书脉络连贯，条理清楚，主次分明，次序井然，在古今著作中罕有其匹。梁启超评价说：“专就研究方法及著述体裁上评价，则在今日以前之地理书，吾终以此编为巨擘。”①

为了撰著《纪要》，顾祖禹参考了二十一史和 100 多种地志，“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他自己说，其所著之

《纪要》，“六经而外，左、国、史、汉皆有诠释，古人散逸之书，见于古人援引者为多，是书悉为搜讨，至杜、郑、马三家之书，其言方舆，皆资采取，而杜氏尤长，王厚斋《玉海》一书中所称引，类多精确；而《通释》一种，为功于《通鉴》甚巨，胡身之从而益畅其说，搜剔几无余蕴，余尤所服膺，故采辑尤备。”①可见他搜集资料之多，采辑之广。顾祖禹也做过一些实地考察和调查，凡舟车所经之地，“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众客谈论，考核异同”②。但他考察和调查过的地方毕竟有限，只是“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③。他编撰此书，主要依靠在书斋内收集整理资料，进行严密考订。由于他治学严谨，所用材料皆经过反复选择和仔细审订，因而准确性较高，错误较少。韩子儒家居云南，出入黔蜀间 20 余年，熟知其中山川道里，而顾祖禹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其所举黔蜀地名，所论攻守奇

③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四。

④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

⑤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九。

⑥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二。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六。

① 《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序》。

② 《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

③ 同上。

正，即使荒辟幽仄之处，也犹如亲历其地，韩子儒读《纪要》后，大为敬佩。魏僖亦盛赞此奇书是“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④。汪士铎称此书“为地理学空前绝后之作，可与郦氏称二大家。”⑤江藩认为：“读其书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⑥

《纪要》虽是顾祖禹个人的撰著，但他凭借渊博的学识和艰苦的劳动，仍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该书内容之丰富，地名之齐全，考订之精详，结构之严密，既胜于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也超过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和《明一统志》，即使与此后集众家之手官修的《清一统志》相比，也各有千秋，毫不逊色。该书纠正史书中沿袭相传的错误较多，如西汉长安西南的昆明池，本来是仿照昆明国洱海开凿的，晋代臣瓒在《汉书音义》中将洱海误作滇池，此后以讹传讹，误传 1000 多年，直到顾祖禹写

《纪要》，才将二者关系搞清楚。它的许多研究成果，曾被《清一统志》所采用。迄今为止，《纪要》仍为研究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之一。

《纪要》贯通古今史地，辩论形势险要，诚为千古绝作，然而也有不足之处。刘继庄指出：《纪要》“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资识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需历练也。”①顾氏自论其书，亦云：“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言：“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愦愦焉。则见闻与传闻异辞者不可胜数也。”这种不足显然与顾氏著书缺少实地调查有关。《纪要》虽视他书赅博，于明代史志尤其熟悉，然亦不能无误。清嘉庆间许鸿磐（云峤）著有《方舆纪要考证》一书，辨证顾氏舛漏甚多，惜今已佚。其他清代学者如全祖望②、杨椿等均指证其错误多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