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地理思潮的冲击

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起，西方地理学即注意地理学的科学性，强调数量方法的应用和自然规律的探索，维持着将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正确方向。15 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进行，西方地理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如瓦伦纽斯关于地理学的理论；16 世纪初达·芬奇（L.DaVinci，1452～1519） 关于流水侵蚀学说；1681 年英国牧师托马斯·伯内特（T.Burnet 约 1635～ 1715）关于地球起源于灾变的学说等，尤其是在地图学方面，更强调不同投影法的应用及经纬度制图传统，使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地理学不仅以了解最新世界知识见长，更因其关于地理学的理论、自然地理规律的探索和地图制作的进步而成为当时世界地理科学的中心。

到 16 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来中国进行传教时，西方的地理学观点、认识、思想，也随之被介绍到中国，作为一种较之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更具科学意义的地理学体系，一开始就显示了极强的影响力，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体系。在地理学理论方面，出现了以刘献廷等为代表的学习西方地理学，更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议论。此后，齐召南、徐松等在他们的地理著作中，已注意到对各重要地点经纬度数据的记录，这无疑也是对更新地理学的一种实践。

如果说，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西方地理学，对于中国明末清初的学者来说，还只是边远异国的另一种学问的话，那么，到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时候，西方地理学已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自然科学，它对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变革则更具有影响力。

众所周知，经过地理大发现后数百年的知识积累，到 19 世纪中叶，经德国两位地理学大师洪堡、李特尔的努力，终于使近代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确立。此后，以德国为中心向其欧洲邻国及其他国家传播、扩散。到 19 世纪末，英、

法、美、俄等重要国家都先后建立了地理学会或相关组织，并于 1871 年召开了国际地理会议，此后在 1875、1881、1889 等年接连召开大型国际地理学讨论会，形成了以德国地理学体系为中心的近代地理学蓬勃发展的局面。

与中国文化同属的日本，自 19 世纪 70 年代的明治维新后，积极转向学习西方。在地理学上，出现了许多取代传统地理学的西方地理学观念。如第一个留学德国的地理学家小藤文次郎学成归国后，即于 1888 年左右在东京理科大学开始教授西方近代地理学，此后不久，坪井九马三、山崎直方等亦分别在文科大学、理科大学讲授近代科学地理学。而且，日本亦在此期间，以不同的方式派员参加了第二、三、四届国际地理学讨论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到 19 世纪末，日本在近代地理学的认识、发展上，已

① 阮元：《续畴人传·序》。

大体上与西方近代地理学达到同步地位。

可以想见，19 世纪中叶以后积极倡导“洋务”、“变法”的中国学者， 面对这种从西向东普遍兴起的近代地理学，不能不要求对旧的传统地理学进行改革，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速了中国传统地理学改革和近代科学地理学的确立。除了中国学者主动翻译、编著广泛出现的各种国外近代地理著作外（如华蘅芳译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等），来自不同国度、地区的学者也向中国输入了近代地理思想方法。19 世纪末来到中国的俄国、瑞典、美国、德国等国家的考察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向中国传播了一定的近代地理学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些学者对地理科学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康有为开始对古代传统学问产生疑问，发出了“究复何用”的怀疑，①而且积极的转向各种西方自然科学的学习，其中包括地理的学习。梁启超也由“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的读书人②，而后变成积极的科学探讨者；谭嗣同年轻时曾致力考据、笺注、金石、刻镂等传统学问， “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③这些有识之士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影响下，开始摒弃了以“经学”为正统的观点，发出了要探讨自然科学规律的呼声。如李善兰已将对自然技术科学（“格致”）的“精而通之， 神而明之”，视为“最大学问”④。在这种情势下，上自清政府，下及知识界， 逐渐普遍地接受了近代地理学思想，并将它列入新的《学堂章程》，终于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彻底改造与更新。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 年版。

② 《饮冰室文集》之四。

③ 《谭嗣同全集》（上），中华书局，1981 年版。

④ 王韬：《蘅华馆日记》咸丰八年（公元 1858 年）十月二十二日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