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山东肇域记》

《山东肇域记》又名《有明肇域记》，或《肇域记》。清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年）顾炎武旅居山东济南修志馆时所撰。顾炎武《肇域记序》云：“刘

昭承班固之书，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以后汉二百年之志而春秋之事备焉。愚今略仿其意，以有明一代郡邑、藩封、官守为一书，而参以六经二十一史之故，上接元史，讫于崇祯。俾后之人，既以知今，亦可验古。但唐宋地志久亡，近时之书，大半多齐东野语，且不能尽得。余老矣，日不暇给，先成此数卷为例，以待后之人云。书名有明肇域志”。

顾炎武选择《肇域志》的山东部分，将其删定为《山东肇域记》，不是偶然的。他在山东作过长期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对齐鲁地区的地理情况十分熟悉。此前，他撰有《山东考古录》一书，该书名曰考古，实言地理， “最为精赅”①，另有许多地理考证收集在《谲觚十事》、《日知录》和《亭林文集》中。顾炎武撰著《山东肇域记》时，吸收了以前的研究成果，该书实际上是他研究山东地理集大成的著作。

明山东布政使司有南北 2 部，南部相当今山东省；北部辽东都司相当今辽宁省大部、吉林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隅一部。今存《山东肇域记》仅载山东布政使司南部府州县，夏文焘怀疑它不是足本①，但《山东肇域记》6 卷与顾炎武所云“先成此数卷为例”合，与顾炎武外甥徐秉义《培林堂书目》所云“一册”合，与道光间陈揆《稽瑞楼书目》、咸丰间韩应陆《读有用书斋书目》所云卷数同，似可断定《山东肇域记》仅此 6 卷，今所存者乃是足本。

《山东肇域记》的主要特点是：

立论严谨。《山东肇域记》的论点与论据，经过作者严密思考和反复推敲，与兼收并蓄、不加考辨的《肇域志》大不相同。例如：《肇域志》费县曾子墓下，引《战国策》及《史记索引》，证曾子为费人；又于嘉祥县曾子墓下，引《兖州志》、《嘉祥县志》，证曾子为嘉祥人（已如上述）。

《山东肇域记》载曾子墓则完全不同，嘉祥县下已删除了曾子墓的全部内容，而于费县下引《孟子》、《战国策》、《史记》、《后汉书》为证，辨曾子为费人，并在其后曰：“曾子费人无疑，而嘉祥之武城谬矣”③。又如《肇域志》引《莱芜县志》注牟国，云“牟城在县东二十里”。修《山东肇域记》时，顾炎武已纠正了《莱芜县志》“多未分析”的含混注释，改用《山东考古录》“春秋以牟名国与地者有三”的说法，将三牟（牟娄、根牟、牟山）分注于诸城、莱芜、安丘县下④。

顾炎武很重视收集原始资料。《肇域志》辑录的资料虽已十分丰富，但修撰《山东肇域记》时又有增补。例如：《肇域志》载长城，仅援引《竹书纪年》、《齐记》、《括地志》为证。《山东肇域记》成书时，又新增了《管子·轻重》、《史记·六国年表》、《史记·苏秦传》3 条资料，使论据更为坚实有力，内容更为丰满。

《山东肇域记》引用的资料，皆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筛选。顾氏认为：“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

① 《续山东考古录·杜受田序》。

③ 《山东肇域记》卷二。

④ 《山东肇域记》卷一、四。

①《山东肇域记》援引史料，以经典和正史为主，很少使用方志资料。《山东

肇域记》引书 80 余种，引文 700 余条。其中出自《尚书》、《春秋》三传、

《国语》、《战国策》及先秦诸子者，共 280 余条（内《春秋》、《左传》

近 200 条）；出自《史记》、《汉书》等二十一史者，共 300 余条（内前四史约 200 余条）；《水经》、《水经注》80 余条；各类典章制度，政书、总志、方志、碑刻、文集、游记 60 余条。而其中元、明方志则不满 20 条。即使引用方志，也证之于正史，例如《肇域志》在恩县下，引《旧志》释“四女树”得名，未详始末，《山东肇域记》则另引《旧唐书》为据，叙明其原委。充分地占有资料和科学地鉴别资料，正是顾炎武立论严谨的前提和保证。

改动《肇域志》之处，《山东肇域记》皆有考证。有些条目下未附考证，并不是作者的武断和疏忽，而是别有专论，故于书中省略的缘故。例如：辨潍水和考徐州见于《日知录》；辨孟尝君封邑和考泰山无字碑见于《谲觚十事》；考画邑和辨“淄川非薜”见于《山东考古录》；辨《集解》“二向为一地”和“凡伯之楚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见于《左传杜注补正》。

考辨精详。顾炎武很重视考证史料，从不“信古注而拂事理”①，拜倒在古人脚下。例如：《春秋》杜预注、《史记》刘昭注、《通典》皆云，莱人兵劫鲁侯之夹谷，“在赣榆县西五十里”。顾炎武经过考证，认为赣榆距齐、鲁之都各五六百里，莱人径入鲁境如此之远，兵劫鲁侯，有乖史实。而《一统志》言夹谷在“莱芜县南三十里”，该地正当齐、鲁边界，鲁侯在边境被擒，颇合事理，与《水经注》记载亦合，殊为可信。于是，他便摒弃古注，采用新说③。又如：《魏书·地形志》、《旧唐书·姜抚传》：“劳山” 误作“牢山”，《太平寰宇记》误作“劳盛山”；《史记·秦始皇本纪》： “成山”误作“荣成山”，千余年来，无人匡谬。顾炎武在《山东肇域记》中，一一考辨订正，指出唐人“未曾详考”，“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

经过考证，顾炎武发现和纠正了经、史及地志的许多错误。例如：于钦将《汉志》济南郡之邹平县和台县，误断为邹县和平台县；又不知《晋志》有阙文，误引《晋志》为证，以为汉济南郡有邹县，而邹平县为后汉所改。顾炎武考证后，作了改正。

顾炎武考证地理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进行野外调查。例如他曾多次到即墨劳山和临淄田氏四王冢考察，《亭林文集》卷三《劳山图志序》和卷五《齐四王冢记》，记载了他考察和调查的详细经过。野外调查使顾炎武跳出了书斋考证的窠臼，得到很多收获，这是《山东肇域记》能够超越旧志的重要原因。

在运用史料和编撰体例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夏文焘对《山东肇域记》运用史料的独到之处有一简单介绍，现转引如下：

济南府历城县之解华不注；淄川县之不载孟尝君封邑而于滕县载之；长清县之考灵岩寺；泰安州高里山辨“蒿里”之误；肃然山不用服虔在梁父、

《酉阳杂俎》长白山之说，而一以《史记·封禅书》、《魏书·崔光传》为据；莱芜县夹谷引《水经注》“夹谷之会即此地”，而辨杜元凯东海祝其之

① 顾炎武：《谲觚十事》。

③ 《山东肇域记》卷二。

说为太远；兖州府曲阜县引《鲁世家》“筑矛阙门”以证阙里；引司马彪《庄子注》以证杏坛为不可知其地；滕县灵丘城辨《赵世家·正义》今蔚州县之误；宁阳县洸水引《晋书·荀羡传》以辨商辂《堽城闸记》“至元二十六年，始筑坝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济宁”之误；金乡县东缗城辨非陈留之东缗；城武县楚丘亭辨其非卫文公所迁之楚丘；东河县治本汉东郡之毂城县，辨其为春秋之毂而非小毂，曹县景山辨其非“景山与京之景山”；沂城向城言春秋之向，现杜注分为二而其实一向；宣四年注以丞县之向远为疑，而隐二年注以为龙亢之向城，不知其更远；费县言曾子居之武城，而以嘉祥之武城为谬；又引《史记·田完世家》以证南城之即南武城，引程大昌《澹台祠友教堂记》以证子羽亦南武城人；青州府诸城县载齐之长城；辨潍水《汉地理志》“淮”、“惟”、“维”三见之为异文；登州府胶州洋河引《通鉴》刘怀珍遣王广之袭不其城事，而不沿胡三省注即巨洋水之讹。

又地名之同而异者，莱芜县牟城引《春秋》桓十五年及僖五年《传》；安丘县之牟山故城则云隋置牟山县；诸城县之娄乡城则引隐四年“莒人伐杞取牟”为证。旧书所未分析而是书逐一剖别之，凡此皆先生平日读书有得，发前人之所未发者。①

《山东肇域记》在体裁方面也有革新。论门类，它只叙郡邑、藩封、官守、山川、古迹，不收食货、风俗、职官、艺文、灾异；叙沿革，“上接《元史》，迄于崇祯”，以有明一代为断；考古迹，重在注释今地和阐述现状，一开卷就新人耳目。这些体例是顾炎武为后人续纂《肇域记》制定的准则，也是他为改革方志所作的尝试。

从《肇域志》山东节本到《山东肇域记》成书，不仅有“量”的变化，更主要是“质”的飞跃。前代学者早已注意到它的学术价值，黄丕烈将《山东肇域记》与《明一统志》比较，“稍检数条，已知此善于彼”②。清嘉庆年间重修《一统志》，馆臣们曾多次引用《山东肇域记》。

顾炎武一生著述甚丰，但同时留下资料长编与已定文稿的著作却绝无仅有，因此《肇域志》山东部分和《山东肇域记》，又是我们研究顾炎武学术思想极其难得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