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河渠水利专书一、水道著作

（一）《明史·河渠志》

《明史·河渠志》是记述明代河渠水利的专篇，共 6 卷。全篇以黄运 2 河为记述重点。黄河历来善淤、善决、善徙，为害最烈，影响最大，治理最难。明代治黄又与护陵、保运、治淮有关，遇到的问题更多，耗费的财力更为惊人，因而在《明史·河渠志》中占的篇幅最长，份量最重。

自元至正十一年（公元 1351 年）贾鲁治河后，黄河干流经开封至徐州， 东南流，在清口（今江苏淮阴市西）挟淮北去，沿淮河河道东北流，经云梯关（在今江苏滨海县北）入海。明代前期，北决频繁。弘治年间，刘大夏治河，在武陟、虞城、沛县一线，筑太行堤数百里，防止黄河北决，以保运道无恙，南岸则既不筑堤，也不堵口。这一时期，黄河下游南岸同时存在着睢、涡、颍数股并流的局面。河南、山东、南直隶（约相当今江苏、安徽 2 省） 交界处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强使河水南流，完全逆水之性，有悖自然规律。实施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治理方针后，河南境内的水患转移到下游， 对徐州以南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嘉靖以后，潘季驯对黄、淮、运三者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认识到“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 则治淮即以治河”①。制定了治黄为主，兼顾其它的综合性治理方针。又根据他对黄河泥沙的认识，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主张，在黄河下游坚筑堤防，将河水约束在河道当中，让其全力冲沙，刷深河道。经过潘季驯的治理，“河身渐深，水不盈坝，堤不被冲”②，出现了河政上的小康局面。黄河为害的原因，一是洪水，二是泥沙。泥沙的危害出现在下游，但产生泥沙的根源却在中上游。潘氏治河的重点放在下游，忽视了对中上游的综合治理，所以未能很好地解决泥沙来源问题，也无法根除黄河的灾害。后来， 黄河继续肆虐，只能堤上加堤，于是河身日高，决口泛滥的情况仍然不断发生，直至明朝灭亡。由于治黄、治淮、护陵、保运常扯到一起，关系错综复杂，其矛盾之多，治河之难，实属空前。为此，河臣们提出过多种建议，试行过多种治河方案，如“蓄清刷黄”、“分黄导淮”等等，但限于社会制度和科学水平的制约，任何方案皆无法圆满解决各种矛盾，最后仍以失败告终。以上所述，是黄河为害态势和河防工程的大要。

《明史·河渠志》以此为背景，记载了黄河决徙大要、为害状况，以及堵口、浚河、筑堤、设闸、建坝等河防工程，还记载了白昂、刘大夏、胡世宁、李承勋、朱衡、盛应期、潘季驯、翁大立、万恭、吴桂芳、施天麟、杨一魁、李化龙等院部大臣和河工诸臣的防治主张，其它与河政有关的内容， 如河臣的奖惩擢免、沿河州县的赈恤和赋税减免，以及营建神祠、祀奉河神、加封神号等，亦间有所记。

运河也是重点记述的内容之一。明永乐十三年（公元 1415 年）重浚大运

① 王锡爵：《印川潘公墓志》。

② 常居敬：《钦奉敕谕查理黄河疏》。

河成功，漕运大通，海陆运俱废，大运河成为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成化以后，岁运漕粮四百万石，悉皆由此，其重要性远非元代所能比拟。这条运粮河，因沿线地势和水情不同，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数段，而闸、河、湖 3 段的防治，“于转漕尤急”①。所谓闸漕，即会通河，北起临清，南至茶城（在今江苏徐州市北）。这一段运河，以南旺（在今山东济宁市北）一带地势最高，“北至临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为闸二十有一；南至镇口（按指镇口闸，在今江苏徐州市北）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七”②。山东雨量较少，全靠汶、泗及诸泉水济运，河水全赖闸坝控制。故除上述 48 闸外，“又有积水、进水、减水、平水之闸五

十有四”。又为坝 21 处，辅助诸闸防止河水外泄。所谓河漕者，即上起茶城、下至清口（在今江苏淮阴市西）的运河，亦即以黄河作运河的河段。茶城以上的河道分为 3 支，主流迁徙不定，“上流苦溃，下流苦淤”，河道不时受

阻，这是运河受黄河影响最大的河段，其长度约 500 余里。后来开新河避黄河之险，主要是为了解除这一段黄河对运河的干扰，确保漕运无虞。所谓湖漕，即大运河淮安至扬州段。这一带有管家、射阳、白马、汜光、石臼、甓社、武安、邵伯诸湖，“本非河道”，漕运专取诸湖之水，故曰湖漕。湖漕沿线地卑积水，常为泽国，黄河溃决南移后，疏防工程也很吃重。《明史·河渠志》以此三者为重点，记述了运河多段通航、决溢及淤浅的情形和水柜、斗门、闸坝等运河沿线的水利设施，以及修筑戴村坝、高家堰，开凿弘济河、顺济河、康济河等重大水利工程的情况，对黄运关系、黄淮关系等也有所记载。

除黄运 2 河外，《明史·河渠志》还逐一记载了淮河、卫河、漳河、沁河、滹沱河、桑乾河等。海运不属于河渠，因与漕运有关，故列于运河之后。直隶水利多涉及湖泽陂墟，也附在本篇之末。

《明史·河渠志》是仿历代正史河渠志编纂的河渠专篇，基本采用编年体，将有关资料按年代先后汇为一编。依据的史料，多为《明实录》、《明史稿》及名臣奏议等。体例悉本正史河渠志，极少创新，惟《直隶水利》一篇，为以前诸志所无。

《明史·河渠志》保存了许多重要资料，如明弘治十六年（公元 1503 年）巡抚徐源疏清复筑堈城土堰，李鐩疏清兼修戴村及春城口二坝等重要内容，皆《明史稿·河渠志》所未载，可资参考。但其所记方面，比较狭窄。就封建国家水利而言，仅记述了治河、灌溉、航运 3 方面，水利动力和城市用水方面的内容付缺。在河情方面，记述河床宽窄、径流特点、洪水季节变化的内容较少，也未提及泥沙含量及两岸植被情况。在工程技术方面，偶有提及，亦语焉不详。不少方面反而比不上前代所修的《宋史·河渠志》。时至清初，记载河渠水利的专书已经较多，若作比较，则内容不如《读史方舆纪要·川渎异同》简明扼要、条理清楚；资料不如《行水金鉴》丰富和完整； 叙述工程原委不如《河防一览》、《治河方略》具体而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