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水金鉴》

清傅泽洪、郑元庆所撰的《行水金鉴》，成书于雍正三年（公元 1725

年）。所辑资料从上古到清康熙末，全书 175 卷，卷首附图 1 卷，约 120 万字。

傅泽洪字稚君，镶红旗汉军，官至分巡淮扬道按察使副使。他曾出任淮扬道河官，有丰富的治水经验，“尝寒暑风雨于泥淖番锸间二十余年”①。他积数年心力，渔经猎史，远稽胜国之实录，近述当代之文献，编成是书。郑元庆系傅泽洪幕僚，字芷畦，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人，与全祖望、李绂等为友，学问颇深。梁启超指出：《行水金鉴》“芷畦在傅幕府为之纂辑，而遂假以名，如万季野之《读礼通考》假名徐氏矣”②。

江、淮、河、济 4 渎，皆中国古代运道，与国计民生关系甚巨。4 渎之外，又有运河，用以转漕。历史上，运河以 4 渎之通塞为利害，而受黄河的影响最大。明朝末年，水利失修，“黄水湍悍为中州病，淮水停蓄为高堰危， 黄强淮弱为清口梗，山左泉源涸、水柜竭，济汶诸水俱不足以济运”③，黄、运 2 河敝败已极。清初经过大力整治，情况方才有所好转。傅泽洪长期从事治水工作，对水利事业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他深切体会到治水必须得法， 否则徒耗数百万金钱，劳民伤财无已时。为了帮助治水者制定切实可行的治河通运的方案，他将 4 渎及运河兴废的缘由，疏筑塞防的轻重缓急，以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皆从文献中辑录出来，按类排比，编纂成书，供治水者借鉴，故名曰《行水金鉴》。傅泽洪希望司水政者“三复斯编”④，予以特别重视。

《行水金鉴》卷首有河水图、淮水图、汉江二水图、济水图、运河图。资料排列的顺序，依次为：河水（卷一至六十）、淮水（卷六十一至七十）、汉江、江水（卷七十一至八十）、济水（卷八十一至八十五）、运河水（卷

① 《行水金鉴·傅泽洪序》。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③ 《行水金鉴·傅泽洪序》。

④ 同上。

八十六至一百五十五）。后附两河总说（卷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三）、官司（卷一百六十四至一百六十九）、夫役（卷一百七十至一百七十三）、河道钱粮、堤河汇考（卷一百七十四）、闸坝涵洞汇考、漕规、漕运（卷一百七十五）。其例皆摘录诸书原文，以时代类次，使各条相互证明，首尾贯串， 其中有原文未备者，亦间以考核，附注其下。经过傅泽洪的排比整理，上下数千年间，地形之变迁，人事之得失，丝牵绳贯，始末犁然。《四库全书提要》认为：“谈水道者，观此一篇，宏纲巨目，亦见其大凡矣。”

该书汇编的资料十分丰富，凡《禹贡》、《河渠书》、《沟洫志》、《水经注》、两汉魏晋六朝及南北朝帝纪臣传，及各种地志悉皆辑录，无不参互考索，庶求完备。新旧唐书不志河渠，然纪传所有，无不登载。宋金元三史除《河渠志》外，如纪传、五行、百官诸志，捃拾靡遗，诸载籍中有关河务者，亦悉登载。明代则据《明实录》、《明会典》、《明史稿》，以及直省通志、府州县志、《南河全考》、《北河续纪》、《通漕类编》等书，并旁及传记、碑版、稗史、小说，几乎囊括了当时能见到的文献图书。历代治河名臣的著作，如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万恭的《治水筌蹄》、靳辅的《治河方略》、张伯行的《居济一得》等，摘录尤多。资料详备是《行水金鉴》在著作如林的水利书中能够“并传不朽”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记述水道的地理著作，自《禹贡》以后，有《史记·河渠书》、

《汉书·沟洫志》等河渠志，此皆历代正史中之专篇而非专书。专书自《水经》始，以郦道元的《水经注》最为著名，它们虽能标举源流，疏证支派， 旁及水道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但不涉及水道的疏浚堤防之事。自宋单锷著

《吴中水利书》、元欧阳玄著《至正河防记》，始详言治水之法。此后，水利专书渐多，论及水道形势、治理方法和管理经验者日多，刘天和的《问水集》、潘季驯的《河防一览》、靳辅的《治河方略》皆重要的治水文献，然而大多偏举一隅，专言一时一水。中国古代水利著作中，首次综括古今，胪陈利病，统前代以至于清初，系统记述 4 渎分合，集运道沿革和防治工程于一书的著作，应举《行水金鉴》。该书具有以上优点，所以“凡讲求水政者， 莫不奉为圭臬”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