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1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

自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1708 年）到康熙五十六年（公元 1717 年），康熙帝聘请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雷孝思（Jean

－BaptisteRegis1663～1738）、杜德美（PetrusJeartoux1668～1720）等人， 率领中国测绘人员进行全国大地测量工作。先后测绘了全国 641 个点（未含西藏）的经纬度。在此基础上，采用西方地图投影法编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

①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六。

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到清乾隆时，清廷平定了新疆等地后，曾两次（乾隆二十一年、二十四年）派人前往新疆测绘了哈密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 90 个经纬点，又调整了内地省份的个别经纬点。然后以《皇

舆全览图》为基础，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 1762 年）补绘成一幅《乾隆内府

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图幅涉及范围比《皇舆全览图》扩大 1

倍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地图，也成为 20 世纪初以前中国各种先进地图的蓝本。

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扩张，许多西方地理著作被翻译

介绍到中国，同时，一些地理考察家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也以各种目的来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将中国作为亚洲大陆腹地探险的组成部分，这也扩大了国外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影响。此外，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为了了解世界，也积极编写了一批世界地理著作，加速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据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备》统计，自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到宣

统三年（公元 1911 年）近 60 年间，共有 468 种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

版，其中属于地质地理学的就有 58 部，包括林则徐主持翻译的《俄罗斯总记》、英国衣丁保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英国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英国艾约瑟的《冰洋事迹述略》、英国莱伊尔的《地学浅释》、吴宗廉等译的《澳大利亚洲新志》、日本野口保兴的《中华大地志》、樋田保熙《世界地理志》、噪武雄《五大洲志》等。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地理、地质学家深入中国内地，进行地理、地质和资源考察，足迹几遍中国内地，尤其是边疆各地。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Pumpelly），他 1862 年来华，曾考察了华北和长江上游一带地区。1904 年他再次来华，与美地理学家戴维斯（W.H.Davis）和亨丁顿

（E.Huntington）考察了天山和塔里木盆地。1903 年，美国地理学家威里士

（B.Willis）曾率队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陕西、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考察，归国后著有《中国的研究》一书。俄国地理学家普日瓦尔斯基（H.M.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在 1870～1884 年期间，先后 4 次来华考察，足迹遍及内蒙古、新疆、青海、藏北等广大西部地区，著有《蒙古和唐古特地区：在东部亚洲高原的三年旅行》、《从伊宁经天山到罗布泊》等著作。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1892～1926 年期间，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到过青海湖及河源地区，著有《蒙古与喀木：1899～1901 年科兹洛夫的探险报告》等著作。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F.Von.Richthofen）曾在 1860、1868 年来华，考察了中国东部各省，以及西北内陆地区，著有《中国》一书，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考察成果。此外，法国人戴普拉 （ J.A.Deprat ）等对中国西南地区、英国人麦克唐纳

（D.MacDonald）等对西藏地区、日本人对中国各地、瑞典人斯文·赫定

（SvenHedin）对中国西部地区，都进行过重要的地理考察和探险活动。他们的考察，都采用西方近代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地理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和记述，并著有多种研究报告。他们的科学成果，一方面向国外社会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状况，同时，往往又成为中国近代地理研究的基础，扩大和促进了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深入。如他们关于北方地文期，关于黄土成因和气候变迁，以及罗布泊地理等问题的探讨，都成为后来中国地理研究的热点，促进中国学者对科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视，加速了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