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明中叶以后，西方基督教耶稣会为了向外发展势力，先后多次派遣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教布道。明万历时即有不少传教士来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西方新知识，尤其是明万历十一年（公元 1583 年） 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haeus Ricci 或 Matteo Ricci，1583～1610 年在华），以及后来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o Aleni，1610～1649 年在华）、日尔曼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n Schall Von Bell，1622～1666 年在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1606～1620 年在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1599～1618 年在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97～1654 年在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59～1688 年在华）等②，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宣传了大量西方新知识，其中地理知识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宣传主要以一些世界地图、地理著作为载体。

据统计①，仅利玛窦在华制作的各种世界地图就有 10 多幅，其图名、绘

① 《水经注疏要删·潘存序》。

① 高儁：“明清两代全国和省区地图集编制概况”，《测绘学报》，1962 年第 4 期。

②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五。

① 高儁：“明清两代全国和省区地图集编制概况”，《测绘学报》，1962 年第 4 期。

图时间、刊刻等情况见表 1。地理著作方面有：龙华民的《地震解》；利玛窦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艾儒略的《坤舆图说》、《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坤舆全图》）、《坤舆外纪》等。

通过这些地图、著作的编制、流传，主要向中国社会介绍了地球的球形体、世界地理形势、风土人情、经纬度制图、投影法等西方地理、地图知识。自明末清初，这些地图、著作被反复刻印、抄录，并以它丰富的地理内容和科学方法，给当时中国的传统地理学以及地理认识以很大冲击，甚至出现了革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特别在绘制地图方法等方面，西方经纬度测量、投影法等，更是给中国传统“计里画方”制图学以根本否定，致使清初聘用西方传教士，采用西法，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经纬度大测量和全国新地图的编制活动。

清初康熙帝对地图测绘非常重视。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86 年）他给《大清—统志》总裁勒德洪的上谕中曾说道：“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①此后， 他通过对用西方经纬度法测制的京师附近地图（康熙四十六年，即公元 1707 年）的亲自校勘，看到新法测绘的地图确比旧图要精确。因此，在进行了必要准备工作后，遂下令采用西法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