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环境决定论

清代关于人地关系的环境决定论思想，自清初至清末，许多人都有这一观念，是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观点。

清初，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曾引述明末王士性的文章， 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他在论述各地文明发达（“龙兴”）程度时说：

独贵竹百粤之山，牵群列队向东而行，粤西水好而无开洋，贵竹山劣而又无闭水，龙行不住，郡邑皆立于山椒水濆，止为南龙过路之场，尚无驻跸之地。故粤西数千年暗昀，虽与吴越闽广同入中国，不能同耀光明也。①

这里虽从堪舆学的角度分析了贵州地区山势顽劣不吉的特征，然后得出因此造成文化不发达的结论。但他是从地理环境因素来谈文化现象的，反映了他的环境决定论思想。

在阐述地理环境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决定作用时，顾炎武也阐述了地理环境在影响文化时会发生条件转化的思想。他曾说到：

今日东南之独盛也，然东南他日盛而久，其末势有不转而云贵、百粤？ 如树花先开，必于木末，其随盛而花不尽者，又转而老干内，时溢而成萼， 薇桂等花皆然。山川气宁与花木异？故中龙先陈，先曲阜，其后转而关中； 北龙先涿鹿、先晋阳，而后亦转塞外。今南龙先吴越、闽越，安得他日不转而百粤、鬼方者也。②

刘献廷亦认为地理环境对于人的文化修养、习俗等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尤其是在人的初始学习时甚至会成为决定的因素。他在《广阳杂记》中说道：

大兄云：满洲掳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无别。至老年，乡音渐出矣，虽操满语，其音则土，百不遗一云。予谓人至晚年，渐归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能会也。予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饮食起居与吴习，亦自忘其为北产矣。丙辰之秋，大病几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以此知汉高之思丰沛，太公之乐新丰，乃人情之至，非诬也。③

在这里，他虽在字面上将人们对幼时生活环境（故乡）的思恋归之为“人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形势》。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地脉》。

③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第 32 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情”，其实表明的是，故乡环境对人在知识、生理发育成长过程中的深刻影响和塑造作用，以至于人一生都会牢记过去的生活环境（“幼时熟游之地”）。反映了他对地理环境决定作用的认可。在另外一处，刘献廷还讲到自然环境对开拓人的胸怀、陶冶性情的作用，也表明了他的这一决定论思想。他说：江西风土与江南迥异。⋯⋯江西皆则森秀竦插，有超然远举之致。吾谓

目中所见山水，当以此为第一。他日纵不能卜居，亦当流寓一二载，以洗涤尘秽，开拓其心胸，死亦无恨矣。①

魏源对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也有论述。他在分析了新疆、乌梁海地区的山脉大势等地理环境后，指出自清康熙用兵新疆，平定叛乱，据有利地形后， 准噶尔部不再反叛南侵，其原因即在于地理形势所致。如云：“自康熙用兵， 修攘恢复。增赛音诺颜部，而准夷不敢南牧。盖地利形势然哉。”②在论述挑选兵勇训练时，更明确表达了他的环境决定论思想。他说：训练兵勇“以金川屯练为强，尤长于山战”，而其原因在于，这里“地苦寒，所食惟包谷、油麦、青稞、苦荞、牛、羊”，所以“人皆悍鸷贪利”。③他还分析了世界文明起源于温带亚洲的事实，指出环境（气候）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得出“地不灵者人不杰，信哉”的结论。①

直到清末，张相文也持有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如他在《地文学》一书中，讲到人种的优劣差异时，解释这种差异的形成是由于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他将人类从发型上分为直发、拳发和绒发 3 种。认为直发种人“思想较高”；拳发种人“思想多高于他科人”；绒发种人“思想低劣，无能光于历史”。并指出：“各种族之盛衰兴展，常视其分布地之气候物产以为进退， 因之，生活程度之高低，亦若天实限之，而不能强同者。寒热带之人，为天然力所束缚，或昏怠弛缓，或畏琐困陋，皆不免长为野蛮。亚热带则生物以时，得天颇优，常为开化之行先导。亚寒带则生物鲜少，人尚武健，在中古时常足以胜他族，然发达竞争，要以温带之地为高尚人种之锻炼场，故今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②

这是张相文在学习西方地理学观点方法时所引进的决定论观点，在教科书中出现的这种理论，反映了它在当时中国的人地关系诸观点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当时人地关系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地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