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地理学的发展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研究也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无论是地志著作的编纂，还是沿革考证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有清一代，先后由个人或官方组织，完成了多部全国性地理志著作。主要有《明史·地理志》；顾炎武（1613～1682）《天下郡国利病书》（120 卷）、《肇域志》；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120 卷）；陈芳绩（？～1670 左右）《历代地理沿革表》（47 卷）；徐乾学（1631～1694）

《舆地备考》、《舆地志余》、《舆地记要》；杨丕复（1780？～？）《历代舆地沿革表》（40 卷）；段长基（1780？～？）《历代疆域表》（3 卷）、

《历代沿革表》（3 卷）；李兆洛（1769～1841）《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

（20 卷）、《清地理韵编》（2 卷），以及官修《大清一统志》等。其中尤以《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记》、《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地理沿革表》、《大清一统志》等最为重要。

在地方志方面，清王朝非常重视方志的修纂工作。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 年）为配合《一统志》的编修，康熙帝就曾命各省督抚聘集宿儒名贤，

接古续今，纂修各省通志。同时将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河南省巡抚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著天下为式，促进了一大批地方志著作的出现。清中叶，政府仍重视地方志的纂修，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上谕就曾针对修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①。次年（公元 1729 年）还颁布了规定各州县志每六十年一修之例②。当时除了官方组织系统修志外，也有许多学者积极参予私家修志工作。因此，不仅出现了数千种志书，而且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地方志著作。

据陈正祥教授估计，目前世界上有中国地方志著作约 11000 种①。而见

于《中国地方志综录》的至少有 8000 多种。据我们统计，其中清代约有 5298 种②。优秀的有：乾隆《历城县志》、《诸城县志》、《太仓州志》、《宁波府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松江府志》、《西宁府志》、

《朝邑县志》；嘉庆《广西通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安徽通志》、《扬州府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道光《湖广通志》、

《雷州府志》、《泾源县志》；雍正时的《畿辅通志》、《贵州通志》，以及缪荃荪（1844～1919）的《顺天府志》等。

特别是这一时期结合方志的编修，许多学者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并逐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五。

② 《吉安府志》定祥序：“志例每六十年而一修”。

渐建立起一套方志学理论体系。当时著名学者如钱大昕（1728～1777）、孙星衍（1753～1818）、洪亮吉（1746～1808）、戴震（1723～1777）、章学诚（1738～1801）等，都发表过有关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参加过具体的方志编纂的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不仅在编纂数量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方志组成部分的边疆域外地区的地志研究、著述，在清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关于边疆域外的史地研究，在清代前期即已开始。在鸦片战争前已出现的有《柳边纪略》（杨宾著）、《宁古塔纪略》（吴桭巨著），以及祁韵士的《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西陲要略》，徐松

（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

《新疆识略》以及《明史·外国传》等边疆域外地理著作。但当时的研究，主要限于对东北、蒙古、西北各地的风土见闻等记载，以及历史地理考证研究。

据陈正祥教授估计，目前世界上有中国地方志著作约 11000 种①。而见于

《中国地方志综录》的至少有 8000 多种。据我们统计，其中清代约有 5298 种②。优秀的有：乾隆《历城县志》、《诸城县志》、《太仓州志》、《宁波府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松江府志》、《西宁府志》、《朝邑县志》；嘉庆《广西通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安徽通志》、

《扬州府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道光《湖广通志》、《雷州府志》、《泾源县志》；雍正时的《畿辅通志》、《贵州通志》，以及缪荃荪（1844～1919）的《顺天府志》等。

特别是这一时期结合方志的编修，许多学者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并逐渐建立起一套方志学理论体系。当时著名学者如钱大昕（1728～1777）、孙星衍（1753～1818）、洪亮吉（1746～1808）、戴震（1723～1777）、章学诚（1738～1801）等，都发表过有关方志学的理论见解，参加过具体的方志编纂的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方志学不仅在编纂数量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方志组成部分的边疆域外地区的地志研究、著述，在清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

自鸦片战争以后，关于边疆域外地理研究的情况大有改变，一方面研究人员增多，二是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方向，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据对清代有关地理著作文献的分析统计，仅研究西北地区边疆史地的著作，约有 200

①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三联书店，1983 年版。

②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统计为 5518 种。第 342 页，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多人、300 多种，其中 80％的研究著作是在清道光以后至清末这段时间出现的①。出现了黄沛翘、曹廷杰、何秋涛、魏源、徐继畲等著名边疆域外地理研究者。著作有沈垚（1798～1840）的《新疆私议》、张穆（1805～1849）的

《蒙古游牧记》、何秋涛（1824～1862）的《朔方备乘》、龚自珍（1792～ 1841）的《乌梁海表》、《蒙古图志表》、《西域置行省议》、朱一新（1846～

1899）的《东三省内外蒙古地图考证》、曹廷杰（1850～1926）的《东三省舆地图说》、黄沛翘的《西藏图考》、屠寄（1856～？）的《黑龙江舆地图及图说》，以及魏源（1794～1856）的《海国图志》、徐继畲（1795～1872）的《瀛环志略》、同康庐的《中外地舆图说集成》（光绪二十年，即公元 1894

年刊印）、萧应椿的《五洲述略》（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 1902 年刊印）、

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宣统二年，即公元 1910 年刊印）等。

这一时期，清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士大夫倍感痛心疾首，所以，许多人是抱着“以求抚驭之宜”“徐筹制夷之策”的目的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他们或旁搜博采，援古证今；或亲历边疆实际考察。因此，这一阶段除了一般的考证、见闻记述研究外，研究工作往往是与时政紧密相关。如黄沛翘在《西藏图考》中就说道：“今英吉利占据五印度，兼并廓尔喀、哲孟雄诸部，铁路已开至独吉岭，其言重在通商，而唐古特部众又复迭次阻挠，难保不发生变故，且边界汉番杂处，万一乘机窃发，处处堪虞，是则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务也。”曹廷杰在他所著《东北边防辑要》一书中，更是重点介绍山川险要以利防守，并在书中指出何秋涛之所以著《朔方备乘》，是与“俄人乘隙窥我东北”有直接关系。何秋涛自己也在该书的叙言中说，他写《朔方备乘》是为了“备国家缓急之用”的。

此外，在清代的传统地理学发展中，还出现了一些汇集历代地理著述的类编型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方舆类汇编、《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以及清末王锡祺（1855～1913）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国历代重视河渠水利事业，因此，有不少专述河渠水利，以及河流状

况的著作存世。清代较之过去各代更有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关于当时全国河流水系状况和历代水利资料汇集的著作。主要有：黄宗羲（1610～1695）

《今水经》（1 卷）；姜宸英（1628～1690）《江防总论》（1 卷）、《海防总论》（1 卷）；傅泽洪（1640？～？）等撰的《行水金鉴》（175 卷）；黎世序等的《续行水金鉴》（156 卷）；齐召南（1703～1768）《水道提纲》

（28 卷）；王太岳（1722～1785）《泾渠志》；赵一清（1722？～？）《直隶河渠志》（132 卷）；戴震《直畿河渠书》（110 卷）；程瑶田（1725～1814）

《水地小记》（1 卷）；李元（？～1816）《蜀水经》（16 卷）；陈揆（1780～ 1825）《六朝水道疏》；徐松《西域水道记》（5 卷）；陈沣（1810～1882）

《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7 卷）等。其中以《行水金鉴》、《水道提纲》、

《西域水道记》等，尤为重要。

成书时间很早的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在长时间中，主要靠相互传抄、翻刻流传，因此，到清代时，各种古代地理著作的版本就比较多。它们相互之间都有缺漏、差异，甚至造成意思上的矛盾。加之中国上古、中古语言、文字变化较大，后人对古人著作的理解因时代不同，文字的解释上也各有差异；思想上的理解更是各有见解。这些都为后代阅读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由

①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三联书店，1983 年版。

乾隆时期兴起的“考据”学派，其最主要的工作，首先便是对古代著作进行文字、版本上的整理、校勘和意义（内容）上的注释，在地理学方面，用力最勤、成绩最显著者，主要是对《禹贡》、《水经注》，以及正史《地理史》的校勘、注释。

关于《禹贡》的校勘，主要有胡渭、徐文靖、程瑶田、丁晏等。清初胡渭（1633～1714）曾著有《禹贡锥指》20 卷，地图 47 幅。搜集历代方志舆地著作史料，对《禹贡》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考释注解。还对所谓“禹河”（传为大禹治水后的黄河下游河道）在历史上的迁徙，以及汉、唐、宋、元、明代黄河河道进行了精密考证。此后，徐文靖（1667～1757）在胡渭研究的基础上，又旁引、参校其他版本著作，写成《禹贡会笺》12 卷，总汇各种解释校注成果。程瑶田则著《禹贡三江考》，专门考释长江。丁晏（1794～1875）所著《禹贡锥指正误》，主要是对胡渭校注中的一些错误进行辨析、补正。

关于《山海经》的校勘，主要有毕沅（1730～1797）的《山海经新校正》

（18 卷），郝懿行（1757～1825）的《山海经笺疏》（18 卷）。毕沅主要对

《山海经》的篇目、文字、山川等进行了考证，尤其是在山川方面，加强了地理内容的考释。郝懿行较毕沅晚，他的著作除了文字等校释外，对山川方位等论证，多与毕沅相同。

关于正史《地理志》的校释，当时用功的人很多。主要有：钱坫（1744～ 1806）撰、徐松集释的《新斟注汉书地理志集释》（6 卷）；汪远孙（1794～

1836）的《汉书地理志补校》（2 卷）；全祖望（1705～1755）的《汉书地理志稽疑》；毕沅的《晋书地理志新校正》（5 卷）；洪颐煊（1765～1833）的《汉志水道疏证》（4 卷）；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2 卷）；吴卓信的

《汉书地理志补注》（103 卷）等。他们订补了《地理志》中的不少错讹之处。

关于《水经注》的校勘注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自问世以来，即被后人广为刊印、传抄、引用。到宋代，版本间已有了较大差异，所以金代开始，即有人进行《水经注》的版本、文字整理校订，但直到明代朱谋讳的《水经注笺》，都不十分精慎。到了清代，对《水经注》的校勘研究，一下成了一门用功最多的学问，几乎清代第一流的学者，十有八九都校注过《水经注》。其中清初有黄宗羲、顾炎武、顾祖禹、胡渭、黄仪、刘献廷；清中叶有齐召南、全祖望、戴震、赵一清、孙星衍、段玉裁；清晚期有陈沣、王先谦、杨守敬、熊会贞、丁谦等。其中校注《水经注》最有名的是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王先谦、杨守敬。而尤以清中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文字、版本整理为重要。全祖望著有《全氏七校水经注》，赵一清有《水经注释》，戴震有《水经注》。他们通过文字、版本的比较校勘，校理清楚了《水经注》在传抄过程中的《经文》、《注文》相互混杂、篇目混乱的现象，基本理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水经注》版本，为以后的《水经注》研究、使用，奠定了基础。

清代学者除了对几种主要地理著作的校勘外，还对其它相关地理著作进行了校勘、注释、整理，特别是进行了许多地理考证工作，如：张庚（1681～ 1756）的《通鉴纲目释地纠谬》（6 卷）、《通鉴纲目释地补注》（6 卷）；江永（1681～1722）的《春秋地理考实》（4 卷）；檀萃（1740？～？）的

《穆天子传注》（6 卷）；王绍兰的《管子地员篇注》（4 卷）；马宗梿（？～ 1802）的《战国策地理考》；陈懋令（1759～？）的《六朝地理考》；陈揆

的《六朝水道疏》；沈钦韩（1775～1831）的《释地理》（8 卷）；管同（1780～ 1831）的《战国地理考》；郑璜（？～1825？）的《春秋地理今释》（20 卷）；徐松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考》（2 卷）；程恩泽（1785～1837）的《国释地名考》（20 卷）；王鎏（1786～1843）的《四书地理考》（14 卷）；丁晏的

《禹贡集释》（3 卷）；洪■孙（1804～1859）的《补梁疆域志》（4 卷）；姚燮（1805～1864）的《胡氏禹贡锥指勘补》（12 卷）；陈沣的《水经注提纲》（40 卷）；杜文灿（？～1887）的《禹贡川泽考》（4 卷）、《毛诗释地》（6 卷）、《春秋列国疆域考》（1 卷）、《群经舆地表》（1 卷）；何秋涛的《蒙古游牧记补注》（4 卷）；李文田（1834～1895）的《元史地名考》、《耶律楚材西游录注》；赵元益（1840～1902）的《战国策略地》（2 卷）；缪荃孙的《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遗文》（3 卷）等。特别是清末杨守敬、丁谦、王锡祺的工作最为重要。

杨守敬除有关历史地图工作外，在文字考证方面，以《水经注疏》40 卷和《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最为重要。《水经注疏》博采《经》、《传》、

《雅》、《记》，相互参证，校正疏理郦注疑滞，利用地志、图经反复校勘，更正郦注本身错误，同时对郦注所征引史实，皆注明出处。其用功之深，考证之详慎，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如潘存题词说：“楚北杨君惺吾（守敬）所撰《水经注释》，神光所照。直与郦亭共语，足使谢山却步、赵戴变色。文起梅村，未堪比数，霾蕴岁久，焕若神明。旷世绝学，独有千古，大雅宏达，还我河汉”①。《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是杨守敬历时 30 年，“五易其稿”，悉心研究的成果，该书旁征博引，广为诠释，不仅在《隋书·地理考》地名下注以今地，补叙其沿革及治所迁移，而且书其命名由来和重大历史事件，大大丰富扩充了《隋书·地理志》的内容。同时订正了书中记述，以及相关资料的许多错讹之处。杨守敬的工作弥补了《隋书·地理志》的不足，成为有关《隋书·地理志》研究的划时代之作，至今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地理志》，“采用《杨考》者亦较多。”②

丁谦（1843～1919）是清末以考证著称的地理学家，他一生著述甚丰，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地理考证和古代史籍中的外国传考证两方面。其著述后由浙江省图书馆于民国四年（公元 1915 年）印行，分为两集，称为《浙江图

书馆地学丛书》，或称《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其第一集收入著作 17 种 35 卷，包括：《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汉书西南夷朝鲜传地理考证》等。第二集收入的著作为：《穆天子传地理考证》、《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 卷；《宋云西域求经记地理考证》12 种 33 卷。③丁谦的考证严谨、广泛、系统，他的著作被誉为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天下之奇作”，④是清末传统地理学继续发展的又一典型标志。

作为地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图，在清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除了各种地图大量出现外，最突出的发展变化是：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和经纬绘图法在传统地图中的出现。

关于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在中国出现很早。晋裴秀（224～271）就曾绘

① 《水经注疏要删·潘存序》。

② 《隋书·地理志》注释。

③ 据民国四年（公元 1915 年）刊本目录。

④ 《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序言》。

制过历史地理图集性质的《禹贡地域图》18 篇。①清代的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不仅在种类上众多，而且在质量、范围、系统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

早在清初，胡渭《禹贡锥指》中就附有 18 幅历史地图。清道光时，李兆洛主持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图》，以《皇朝（清）舆地图》为底本，将上自禹贡、夏、商、周、春秋、战国，以至元明各代地名注于其上，制成 22 幅地图，以红色印制底图（清代）、墨色标记古代地名的传统“朱墨套印” 法制版。同时，又将《皇舆表》、《一统志表》中的各地历史沿革注在图上，以便相互对照，成为清代一部重要的历史地图集。此后，杨守敬所绘制的《历代舆地图》（又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更是将清代，以及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沿革地理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关于西方经纬度制图法在中国传统地图中的出现，除了作为独立的西方制图法测绘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等存在于清代的大量地图中之外，重要的是，在清后期的许多中国人绘制的传统地图中，出现了不少运用西方制图法的痕迹。如同治二年（公元 1863 年）湖北出版的《大清一统舆图》（又称《皇朝中外一统舆图》，邹世诒、晏圭斋等编绘），就是将西方的经纬度和传统的计里画方法混合使用。清末，为编制《大清会典舆图》，在其所规定的制图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以传统画法为基础和对西方制图法的采用。如：既规定使用计里画方法，又要求省图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圆锥投影”法。①而在已编成的许多省级地图集中，都体现了这种中西制图法混用现象。如《甘肃全省舆图》、《安徽舆地图》、《陕西省舆地图》等，不仅有经纬度，还有图例方面的科学化革新，尽管这些图上的经纬度、投影法等，都极为简单、不准确，但却是中国传统地图法向近代科学制图法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