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地相关论

人地相关思想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地理思想，它强调了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

早在清初，顾祖禹就明确阐述过这一思想，并强调了人地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论述战争胜败与地理形势的关系时，他认为：山川形势固然重要，对攻守战取有重要影响。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为因素。他在《读史方舆纪要·总序》中说：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形势》。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地脉》。

③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第 32 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① 《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国地总论》上。

② 张相文：《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1908 年版。

且夫地利，亦何常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坂，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东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与言地利哉！关于陕西关中地理形势的分析更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说：

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酝成天下之大。⋯⋯蒲洪、姚苌之时，可以用关中矣，而其人非也；诸葛武侯之才，足以用关中矣，而其时非也；张浚之时，可以用关中，浚之识亦知关中为可用，而其才非也。这里一方面叙述了关中地理形势的重要，一方面又强调这种地理形势要发挥作用时，是与一定的时机、人的行为和才能密切相关。

几乎与顾祖禹同时代的另一位地理学家孙兰，也具有这种人地相关论思想。他是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事物的变化，以及地理环境作用的变化的。他认为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影响大小、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他指出：“黄帝定诸侯，区为万国；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井田制的废除也是势在必行，所以，他认为：“险厄因乎势变，势去险亦变矣。”①在论述各地文化差异的原因时，他指出，文化的差异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理环境、时代、人的性情习惯等，即所谓：“其所以异者，有天之异，地之异，时与势之异，变与常之异。因之心性情异而事亦异焉。”②反映了他的人地关系的辩证观点。

最值得重视的是，清末梁启超在对地理学进行较多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他的地理学思想，代表了清代有关人地相关论思想的最高水平。

梁启超先后写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文章③，阐述了他的地理观。关于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影响到地区文化的形成，但是，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并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

在论述社会发展、文明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他指出：“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恃，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恃以成人也。”①强调了地理环境对文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分析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影响时，指出：“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②但“谓物质的环境万能力”，只“含有一部分真理”。③他又说：

① 孙兰：《柳庭舆地隅说》卷上，光绪乙酉（公元 1885 年）刊本。

② 孙兰：《柳庭舆地隅说》卷下。

③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地理等。

① 孙兰：《柳庭舆地隅说》卷上，光绪乙酉（公元 1885 年）刊本。

② 孙兰：《柳庭舆地隅说》卷下。

③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地理等。

专从此（地理环境）方面观察，遂可解答一切问题耶？又大不然。使物质上环境果为文化唯一之原动力，则吾侪良可以委心任运，听其自然变化；而在环境状态无大变异之际，其所产获者亦宜一成而不变。然而事实上决不尔尔。⋯⋯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悉听环境宰制。⑦ 他还指出：

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能常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若谓地理能支配历史，则五百年前之美洲，地形气候，皆非有以大异于今日，而声明文物，判若天渊，此何以称焉？虽然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界限，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

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①在这里，他已科学地阐明了人在人地关系中的主观能动性，并进一步明确指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制御地理环境的能力亦随之加强。他的这一思想，就是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

此外，在论述地理环境对社会、文化影响时，梁启超还深刻分析了各地环境与文化的关系，认识到不同的地理环境会使不同地区、民族的生产方式各具特色。如他在分析高原、平原、海滨等地区的地理特征和社会文化现象时，指出：高原地区草木茂盛最适于畜牧，牧民逐水草而居，其内部则缺乏统一的内聚联系，所以不能形成国家；而平原地区土地肥沃，利于灌溉，适于农业，人民皆土著，血缘与地域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容易形成巩固的封建统治；滨海居民濒海而居，富于开拓冒险精神，因而濒海国家发展较快。

②这些结论也是比较符合古代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的。

总之，以梁启超人地相关论思想为标志，标明清代关于人地关系的科学认识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已比较正确地注意到了人和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中的意义以及相互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