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容特色

《嘉庆志》以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 1820 年）版图为据，首叙京师，次叙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 22 统部以及青海、西藏等地区。最后附“外域朝贡诸国”。各统部先有总图、

① 杨椿：《上〈一统志〉馆总裁书》。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嘉庆一统志·张元济跋》。

总表、总叙（内地统部各省“分野”、“建置沿革”、“形势”、“文职官”、“武职官”、“税课”、“户口”、“田赋”、“名宦”；边疆各统部增叙

“属部”、“旗分”、“封爵”、“驿站”、“山川”、“土产”不一），再以府、直隶厅、州分卷，各有图、表，分叙“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

“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

“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五目（边疆各统部之属部略异，又有“属境”、“晷度”、“关邮”、“台站”、“营塘”、“卡伦”等不一；亦有属部无图者），州县之内皆在其中（蒙古各藩部辖旗亦同）。京师及兴京所在的盛京统部另有“坛庙”、“宫殿”、“行宫”、“苑囿”、“官署”等项，与其它地区略有区别。青海、西藏不称统部，无总图、总表、总叙诸项内容，直接记述各部的情况。

《嘉庆志》内容十分丰富，除侧重叙述疆域政区和建置沿革外，还包含着许多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材料。

在人文地理方面，《嘉庆志》记载了城池、风俗、学校、古迹、户口、田赋、土产、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驿站等项内容，每项下又分为若干细目，如“古迹”一项载有故城、里、乡、村、垒、亭、台、楼、阁、馆、坛、街巷、园、苑、宫、圃、殿、堂、宅、碑、废卫、废所、废路、旧地等；“关隘”一项载有巡司、关、镇、市、所、口、站等；“田赋”项载有田地数、地丁正杂银、屯田丁粮银等。有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蒙古统部奉天府、锦州府、吉林、黑龙江的“驿站”，牧厂“古迹”所载的明初旧驿，伊犁、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尔、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哈密、吐鲁番、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喀尔、叶尔羌、和田、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的“卡伦”和“台站”（其中塔尔巴哈尔、吐鲁番、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库伦六地无“台站”），库尔喀喇乌苏、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哈密的“营塘”，穿越喀尔拜瀚海的“度漠驿站”，都是很珍贵的资料。又如《嘉庆志》统计的户口数较为完备，有的不仅可用于研究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还可用于研究人口构成和人口迁移。卷五一七载伊犁地区有“驻防满州兵六千五百七十四名，锡伯兵一千十八名，索伦达呼尔兵一千十八名，察哈尔兵一千八百三十七名，绿旗兵三千九十八名，厄鲁尔特上三旗一千二百四十二名，下五旗二千四百八名。回户六千四百六户，二万三百五十六名口，民户七十一户，二百九名口。遣犯为民，五百三十名口”。这无疑是研究伊犁地区人口地理难得的资料。再如：“建置沿革”、“关隘”、“古迹”诸项中还保存了许多重要的碑文，卷五四七的“唐碑” 记载了长庆初年唐与吐蕃会盟碑的全文；卷七一记载了康熙年间雅克萨战后在吉尔巴齐河口东岸建立《黑龙江分界石碑》的情况；卷五四五的《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文》记载了康熙帝亲征克鲁伦河，击败噶尔丹部、平定漠北的经过；卷五二七保存了乾隆《平定回部勒铭叶尔奇木碑》全文等等。这些文字和文物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外，《嘉庆志》记载的手工业、农产品、田赋数、税课数、风俗、市镇、府州县学、书院等，也是研究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参考资料。

在自然地理方面，《嘉庆志》记载了各地区的地形大势，包括：山、岭、冈、峪、坡、石、嶂、洞、洲、滩、岛、屿、礁、矶、江、湖、河、海、荡、

溪、漳浦、港、湾、沟、渎、潭、泾、池、塘、泊、泉、井，以及沙漠、矿藏、气候和土壤等。其中，关于各地水体的记载尤为系统全面，它述及的水体之多，范围之广，是任何水利专书和地志无法比拟的。清代水利专书虽多，但论述的对象多为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等影响较大或为害较深的河流；有关农田水利的专书，则集中于太湖流域、畿辅地区等少数区域，大部分地区则付之阙如，若对清中叶全国水体分布情况进行普查，则舍《嘉庆志》之资料而莫属。《嘉庆志》记述水道又详于沿革和变迁，无论研究运河沿线的闸、坝、井、泉，濒海府州的海塘堤堰，还是探索关中地区的水利遗迹，调查洪泽湖和鉴湖等地的水陆沧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又如关于各地温泉的特点和疗效的记载，可为今后开发和利用水热资源服务；关于各地矿藏的某些记载，还可供研究矿石的金属成分和推算矿区总储量参考。

《嘉庆志》是旧时代的总志，总的说来，人文地理（尤其是沿革地理）的资料居多，自然地理内容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元明清 3 代皆撰有《一统志》，《元一统志》已佚，仅有残本、辑本传世。保存较完整的是《明一统志》和《清一统志》。若以《嘉庆志》与《明一统志》比较，其具有下列优点：

在取材时间断限方面。明王朝以永乐年间的疆域最为辽阔，宣德以来，由于东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日益强大，以及明王朝内部的种种原因，明统治者对东北地区都司、卫、所的控制日益松弛，后来遂弃大宁、开平，失滦河、龙冈之险，明王朝实际控制的地区大体上限于辽东都司境内。

《明一统志》修于天顺年间，所载的疆域已非明朝全盛时期版图，永乐年间设置的奴儿干都司及其下属卫所已经全部失载。而嘉庆年间是清代版图最为辽阔、疆域最为稳定的时期，《嘉庆志》以二十五年（公元 1820 年）的版籍为准，记载了全国各级政区，包罗了清王朝全盛时期的统辖范围，保存了许多研究清代边疆地理的资料。就 2 志取材的时间断限而言，《嘉庆志》较《明一统志》为优。

在记述沿革方面。《明一统志》有关沿革的内容，仅见于“建置沿革”，而且十分简略；“古迹”中也罕有论及沿革之处。《嘉庆志》记述沿革，一见于“沿革表”，二见于“建置沿革”，三见于“古迹”，不但内容翔实，而且各有侧重，可以相互参证。例如《明一统志》卷十六池州府石埭县“建置沿革”云：“本汉陵阳、石城、泽三县，地属丹阳郡。三国吴置石埭场，梁因置石埭县。以有两石横亘溪上如埭，故名。隋省入南陵，唐复置，宋、元仍旧，本朝因之。”全文仅近 60 字，所云甚为简略。《嘉庆志》卷一二○载池州府石埭县沿革，共有三处：一见于“沿革表”：“三国吴为石埭场。南朝梁大同二年（公元 536 年），置石埭县。隋废。唐永泰二年（公元

766 年）复置，属池州。宋因之。元属池州路。明属池州府。本朝因之。” 二见于“建置沿革”：“汉置陵阳县，属丹阳郡，后汉因之。晋初改属宽城郡。咸康四年（公元 338 年），改曰广阳。宋、齐以后，因之。隋平陈，废

入泾县。唐永泰二年（公元 766 年），割秋浦、青阳、泾三县地，置石埭县，属池州。五代、宋因之。元属池州路。明属池州州府。本朝因之。”三见于“古迹”：“石埭故城，在今县西。《元和志》：‘永泰二年（公元 766 年），洪州都督李勉奏割秋浦、青阳、泾三县，于吴所置陵阳城南五里置县。’《寰宇记》：‘吴封韩当为石城侯，遂置石埭场。晋太康三年（公元 282 年），

废入宣城。梁大同二年（公元 536 年）置石埭县。隋平陈，并入南陵。唐永

泰初复置。’《县志》：石埭故址，在县西有五十里，今名七里街。宋桂大受《水晶宫记》曰：‘理宗宝庆初，始作新邑于此，以四门皆山，不立城郭，因掘珠岭为东门，南山为南门，处岭为西门，硠■路为北门。后六年迁他所，盖还旧治也’”。两相对照，《嘉庆志》的记载详备得多。

在类目和内容方面。《明一统志》各布政使司下分 21 类（京师、中都、南京增加“城池”、“坛庙”、“山陵”、“苑囿”、“公署”，多少不一），《嘉庆志》则分 25 类，较《明一统志》多“疆域”、“分野”、“城池”、“户口”、“田赋”、“税课”、“堤堰”、“关隘”、“津梁” 7 类，缺“郡名”、“书院”、“封藩”、“关梁”4 类。在《嘉庆志》所缺

4 类中，“郡名”已并入“建置沿革”，“书院”已并入“学校”，“藩封” 已并入“人物”（边疆地区另有“封爵”），而“关梁”则已分为“关隘” 和“津梁”2 类。实际上类目并未减少，内容反而有所增加，例如《明一统志》“关梁”只记关隘和津梁，而《嘉庆志》“关隘”又载巡司、驿站（少数边疆地区单独立目）、镇、卫、所、营、河泊所等，“津梁”下载桥、津、渡等。《嘉庆志》总叙和其它各类的内容也较《明一统志》丰富。

在表述地理内容的形式方面。与《明一统志》相比，《嘉庆志》更重视利用地图和沿革表。《明一统志》只有卷首一幅简图，各布政使司及府州皆无地图。《嘉庆志》卷首有《皇舆全图》一幅，各省统部和府州卷首又绘有分图，表示各级政区的地理方位。这些地图“分则粲若列眉，聚则合如连壁。”极便观览。《明一统志》无表，《嘉庆志》则利用“沿革表”表示自秦迄清的各级政区的废置并迁，查阅十分方便。《嘉庆志》的图、表，再加上“建置沿革”部分的文字，可谓集图、表、志的优点于一书，其立意和构思皆在《明一统志》之上。

另外，《嘉庆志》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编纂的最后一部总志，距今不到 200 年。近 200 年来，政区变革虽多，但县级政区相对较为稳定，内地各省的变化也不是很大。在通常情况下，利用《嘉庆志》查考历代建置沿革和确定古地物方位最为方便，因此它历来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由于卷帙繁浩，与修人数众多而水平不一，《嘉庆志》也有一些错误或不妥之处。在边疆地区，政区和山川的记载较为疏略，例如清朝于沿边地区设有多处牧厂，据《蒙古游牧记》、《东三省政略》等书考证，养息牧厂东北至科尔沁左翼前旗仅 35 里，《嘉庆志》却云 110 里；西与西北至西勒库图

伦界 110 里，《嘉庆志》却谓 150 里，养息牧场的面积显然被夸大；又如清代混同江应指黑龙江干流下游，而《嘉庆志》则将整条黑龙江和松花江并释为混同江，概念含混。《嘉庆志》记述的地理内容间有脱漏之处，如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至十二年清政府先后设置了张家口、多伦诺尔、独石口 3 厅，管辖长城口内外部分旗民，《嘉庆志》表疏漏而未列。也有不够精当之处，例如据史籍记载和今人考证，汉华容故城在今湖北潜江县西南，《嘉庆志》却云在监利县西北；汉云杜故城即今湖北京山县治，《嘉庆志》却云在沔阳。又如秦柱山（即今浙江海盐县东南秦山）并非苏州、松江、嘉兴 3 府

的界山，却在《嘉庆志》中重出 3 次，一见于苏州府，二见于松江府，三见

于嘉兴府（载于苏州、松江 2 府者误），此皆疏忽不慎之处。此外，《嘉庆志》将派出使者来华的朝鲜、日本、法兰西等诸国，统称为“朝贡诸国”，作为末志列于最后的卷文中，自以天朝大国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