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时期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积累资本，积极向海外发展，东方世界成为其重要的目标。明后期，随着葡萄牙、荷兰等殖民势力的东来，西方的文化、宗教等也随之传到东方。

在文化方面，尤以耶稣会传教士对西方文化的宣传最为重要。除宗教宣传外，他们还传播了许多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方面，新建的清政府对外国文化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对各少数民族、外国技术人员给予了较大的信任，使清初出现了中外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的局面。就地理学而言，从明后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到清顺治康熙年间，通过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人的著述，一方面向中国介绍了许多重要的西方地理知识，同时也在他们的地理作品中吸收了中国的许多地理认识成果，形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的交流时期。

这一时期从西方传入的地理作品主要有：利玛窦的多种世界地图（包括文字说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西方要纪》

（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合著）、《坤舆外纪》等。这些地理著作，首先向中国宣传了西方地理学的大地球形说、五大洲分区、各地地理人文特点、经纬度制图等思想、方法，给中国人的传统地理观念以较大冲击。

如在利玛窦的各种地图中（《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等），都有以地球南北极为中心的半球图、椭圆形世界图、日月蚀图，以及相应的文字说明。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也包括有“地体之圜”、“地圜”、“地震”、“海水之动”、“气功”、“风”、五大洲各国地理、人文状况等内容。这些地理知识基本都是 16 世纪的西方地理观念。它们通过传教士的著述、宣传，很快对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影响，日益被中国著作所引用。如利玛窦的地图在 30 年间多次被刊刻，广泛流传，几遍中国。万历三十二年（公元

1605 年）郭子章不仅刊刻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还撰写《山海舆地全图》序文一篇，介绍西方地理知识（后载入《黔草》一书）。此后，王圻著《三才图会》，亦将吴中明刊印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图中注文等一并采入。再后，章璜著《图书编》也采用新的地图，还将各项相关注文汇集成《地球图说》一文。万历末年，程百二著《方舆胜略》（18 卷），在《外夷》卷中也附有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以及冯应京、吴中明《山海舆地全图》两序、《山海舆地全图解》、《答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山海舆地全图各国经纬度分略》、徐光启《地圆说》等内容。再后，崇祯时潘光祖的《舆图

备考》，都采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作为附图（《缠度图》）。清初游子六编的《天经或问》，在其征引书目中已列有利玛窦等传教士的著作名称，论说中也引用不少传教士的观点、说法。而且，该书《序图》卷记入《大地圆球诸国全图》，也显然是吸收了西方大地球形等地理观念。康熙三年（公元 1664 年）刊行的方密之的《物理小识》（12 卷），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其中大量引用了《职方外纪》的许多内容和利玛窦世界图说的资料。①尤其是，到了这一时期的最后（康熙时代），天文、地理等先进的西方科学理论的影响愈来愈大，以致清朝政府决定采取西洋大地测量、经纬度制图等地理方法，开展大范围的全国地图测量，并编制出中国最早的全国经纬度实测地图《皇舆全览图》。在地理研究方法、著作体例上，孙兰提出地理学应究“天地之故”②；刘献廷不仅提出地理学应究“天地之故”，而且在地理著作体系上，还应有所改变③等。这些都标志着以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传播媒体的西方地理思想、观念，已由最初在中国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进而扩大成一种较为普遍的地理新认识。

其次，在这一时期，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迎合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心态，不仅在著作体系方法上参考中文，模仿当时中国

（明、清）文人学士的写作方法著作各种地图和书籍，甚至改变西方传统的地图上五洲布局习惯，而将中国改绘在地图中央。同时，在地理内容上也吸收了中国的许多地理认识。

据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 年）利玛窦北京版《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有关各国国情注记文字分析①，该图就曾“取（中国）通志诸书，重为考订”②，即取之于《新五代史》、《隋书》等著作。例如利玛窦在其地图牛蹄突厥地方注说：

［牛蹄突厥］人身牛足。水曰■■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彻底，常烧器消冰乃得饮。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二载：

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芦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彻底，常烧器消冰乃得饮。

再如关于袜劫子，利玛窦图在袜劫子国下注说：

其人髦首，披皮为衣，不鞍而善骑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其国三面皆室韦。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二载：

东北（牛蹄突厥的东北）至袜劫子，其人髦首，披布为衣，不鞍而骑，大弓长箭尤善射。

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国皆畏之，契丹五骑遇一袜劫子则皆散走。其国三面皆室韦。

而关于日本图上所记的 50 多个国名，则基本上与明胡宗宪（1490？～ 1565）所著《筹海图编》（13 卷）所载的有关名称、排列顺序等相类。此外，

① ［日］鲇沢信太郎：《地理学史■研究》，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版。

② 《柳庭舆地隅说·自叙》。

③ 《广阳杂记》卷一。

① ［日］鲇沢信太郎：《地理学史■研究》，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版。

② 《柳庭舆地隅说·自叙》。

还有不少地方的记述，与中国史书所载基本雷同。

此外，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马尔蒂尼，Martini，1614～1661）曾 2 次来华（1643～1651、1657～1661），著有多种介绍中国历史、地理、语法等方面的著作，其中尤以介绍中国地理的拉丁文著作《中国新图志》

（NovusAtlasSinensis）最为重要。该书于 1665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

共有地图 17 幅（其中全国图 1 幅，分省图 15 幅，日本图 1 幅），每幅图都附有文字说明，内容涉及地理位置、建置沿革、山脉河流、气候、土壤、户口、田赋、植物、城镇、民族风情、宗教等。书末还搜集了全国各地的经纬度数据 1754 处。在荷兰出版后，深受西方读者的欢迎，并被译成法、德、荷兰等文字广为流传。这是一部大量参考中国史籍资料，比较准确地介绍中国地理情况的地图集，是 18 世纪前流传在西方的一部重要的中国地理著作。①由此可见，在中西地理学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在大力宣传西方地理观念

和地理认识的同时，也注意吸收了中国的一些地理认识成果。但就地理学思想交流的主要方向、影响和结果来看，虽然这一时期传教士也向西方不断报告一些中国的地理情况，如利玛窦的《华国奇观》、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等，但其内容大多限于中国的奇闻异事、人文风情及一般地理常识的介绍，而缺乏有关中国地理学的理论、方法的介绍及传播与交流。西方地理学影响中国则不然，它促成了有关投影、经纬度法、地球、五大洲、五带等西方近代科学地理学的知识、理论、方法在中国传播并逐步被中国众多学者所接受。因此，这一时期的交流具有很大局限性，尤其是清初的双向交流中，是以西方地理学成功地冲击、影响中国传统地理学为主导方向的。

清代中期

明后期利玛窦等早期耶稣、基督会传教士来华，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便于传教布道，在教仪宣传、要求上作了许多迎合中国传统的让步，容让中国传统文化礼俗的存在。到 1633 年西班牙传教士摩拉尔（Morales）来华，即对耶稣会传教士改变教仪的做法提出异议。1643 年他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陈述了这一问题，遂引起罗马教廷与中国的教仪之争，以至于康熙帝与教皇屡有书信来往，各持己见，由是引起康熙帝对教派、教仪之争的愤慨，以致多次下令驱逐传教士出境①。但这时仍对具有技术的传教士采取了保护态度。而到雍正皇帝即位时，即对在华传教士实行了较多的禁教运动，多次颁诏禁止他们的活动，并驱逐出境。如雍正《东华录》载：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十二月礼部议复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所奏称：“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效力外，余具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禁教活动。

由此以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对外基本上奉行了闭关锁国政策，禁止外来文化的进入。于是，这一时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包括地理学）上一个沉寂时期。

在地理学交流上，除了乾隆时期仍然依照西洋制图法，在康熙《皇舆全图》基础上调绘、补测完成了新的全国地图《乾隆内府舆图》之外，其他新的西方地理知识传入极少。从清代有关文献中，很难找到有新的西方地理知

① 高泳源：“卫匡国（马尔蒂尼）的《中国新图志》”，《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

识、观点、理论的介绍和引用。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方地理学新观点，不仅没有被重视、继承，反而被传统的中国地理学所淹没，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甚至兴起了沿革地理考据热，再度回复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绝对主导地位。

但在这一时期，中国新测绘完成的全国地图却被传教士带往国外，对西方地理界、文化界产生一定的冲击。据方豪教授调查，今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 42 幅中国地图，即系 18 世纪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

（J.B.Bourguignond’Anville），根据传教士费隐所带回去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副本所制，曾先后在巴黎出版两次，在荷兰海牙出版一次。其出版情况如下：

1729 年（雍正七年）出版北直隶、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图

1730 年出版中国全图及高丽图

1731 年出版中国鞑靼分图，即今蒙古、青海、新疆等图，共 12 幅

1732 年出版中国鞑靼总图，附西藏分图 9 幅，及比林旅行图

1733 年出版不丹图

1734 年出版中国鞑靼西藏全图

唐维尔的中国地图有两种，一为大型特制本，地图 50 页，图画 14 页。

除 12 页地图外，并有读史参考图、城邑图等，约成书于乾隆初年。另一种为格洛西氏《中国志》（Descriptiongéneraledelachine）的附录本，刊印于乾隆末年（五十年，公元 1785 年），共有地图及图画 65 页。此外，在雍正

十三年（公元 1735 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也载有唐维尔的中国地

图，共 32 页。①

这些虽然表明当时中国地理文化与西方的交流，但是，这种交流却仅限于有关中国地理知识的介绍，而不像西方地理学在中国那样，从地理思想、地理方法上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