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一）顾炎武及其著作的基本特色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下简称《利病书》）和《肇域志》（附《山东肇域记》），是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未竟之书。

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 1613 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 1682 年）。早在少年时，他就加入“复社”，与宦官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昆山城破，其母绝食而亡，顾炎武幸而逃脱。后来，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主事，他因道路阻隔，未去赴任。入清以后，顾炎武看到东南的明朝军队不足成大事，且民气柔脆，地势亦不利进取，遂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集豪杰，以图光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他的斗志却毫不衰减。他秉承母训，坚守民族气节，终身不在清朝为官，以处士终。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学问家，他不满晚明年间文坛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万季野先生行状》。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万季野先生行状》。

的腐朽状况，奋力与侈谈理性的习气抗争，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他的思想紧扣时代的脉搏，面对民族危机，他呼吁：“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①。这种以拯救国家、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治学方面，他学风严谨健实，成就卓著宏富，在经学、音韵学、史学、地理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梁启超评价顾氏之学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②据《亭林年谱》统计，他一生著述多达 38 种。在地理著作中，《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气势规模最为宏大。

明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暴发了危机，明王朝的统治犹如大厦将倾，岌岌可危。崇祯年间，顾炎武亲眼见到明王朝东北边防日渐废弛，满洲崛起后，派兵南下，连陷辽东、直隶、山东 70 余城，深入 2000 余里，势同摧枯拉朽，锐不可挡；又见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转战东西，犹如暴风骤雨，所向披靡，而明军节节败退，不堪一击，他感到治理国家，兵防不可不严。顾炎武又亲见封建国家国用不足，“三饷”加派及其它苛征暴敛层出不穷，许多百姓冻绥逃亡，被迫起义，又感到赋役必须减轻。他目睹水旱相仍，蝗灾不绝，加以黄河连年决口，濒河州县一片汪洋，百姓家室离失，饿莩载途，他又感到水利不可忽视。这类问题经常盘旋在他的脑际。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顾炎武乡试失败之后，有感于国家多难，读经的儒生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决心不再“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他断然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开始把全部精力用到挽救社会危机的探索中去。

顾炎武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努力从书籍中搜集有关兵防、赋役、水利、农业、矿产、交通等方面的资料，准备编写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给治国者参考，并借以寻找明末社会积弊的根源，以及革除这些积弊的途径。由于战争，这部著作没有写成。后来，顾炎武把这部多年收集的资料一分为二，有关地理的部分叫做《肇域志》，有关经济的部分叫做《天下郡国利病书》。

《利病书》自序云：“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乱后多有散佚，亦或增补。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稿存之箧中，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壬寅七月望日。”

《肇域志》自序云：“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年来糊口四方，未遑删订，以成一家之书。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庶后之人有同志者为续而传之，俾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不终泯没尔”。

这两篇自序，文字不多，却很重要，是研究《利病书》和《肇域志》关系的钥匙。将其参证研究，便可发现：①《利病书》和《肇域志》皆崇祯己卯辑录，编纂年代相同；②二书所录资料，均来源于二十一史及郡县志书；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③二书皆未成之书，《利病书》“以初稿存之箧中”，《肇域志》“未遑删订”，性质相同；④编纂《肇域志》和《利病书》的背景和作者寄托的希望也都一样：因“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因而“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希望“后之君子斟酌去取”，“后之人有同志者为续而传之”。由此可见，这两部巨著，最初本是作者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著作动机下，为编纂同一著作而辑的资料汇编。

这两部书的相互依存关系，有助于断定它们的成书年代。笔者认为，《利病书》和《肇域志》既从同一批资料汇编析出，那么《利病书》辑成之日，亦即《肇域志》编成之时。换言之，这 2 部书是同时编成的，基本上不分先后。可能在个别地方，作者后来又有增补和调整。辑录资料的起始时间，是崇祯己卯，亦即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如果顾炎武为《利病书》作序

的壬寅年，亦即清康熙元年（公元 1662 年）是二书辑成之年，那么，顾炎武

编纂这 2 部著作一共用了 23 年时间，与作者自序所云“俾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的说法基本一致。最近，参加整理《肇域志》的人员，发现稿本中辑有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年）成书的《延绥镇志》的资料，因此提出成书的年代尚需商榷。笔者认为这类未经删订的资料汇编与一般著作的成书年代不同，一般著作的成书年代当以定稿时间为准，而这类“有得即录”的资料汇编，在基本辑成后，作者可能又作过少量增补，但这不同于著作的定稿。综上所述，将《肇域志》的辑成年代定在康熙初是较为合适的。

《利病书》和《肇域志》二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们还有许多相同的特点。

原书皆无卷帙之分，今存之书皆非足本。《利病书》“原不分卷”， “原编册数未有次第”（《利病书》涵芬楼昆山图书馆藏稿本影印本编例序言），自清乾隆年间，黄丕烈据原书页面所标省府厘定后，始排定页次。今分为北直、苏松、常镇、江宁、庐州、安庆、凤、宁、徽、淮、徐、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交趾、西南夷、九边四夷诸部分。今存之书，在清乾隆间已“缺第十四本”（《利病书》黄丕烈序）。影印本“山东、河南二省起处各阈数页。”“江西省篇帙独少，与传写本、刻本相对，缺形胜、水利二篇，云南省亦缺形胜一篇，贵州省阙总舆图记、疆域二篇”（《利病书》编印例言四）。可见已非足本。笔者参加《肇域志》整理工作时，所见到的国内数种《肇域志》抄本亦不分卷，今抄本只存南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部分，缺京师（北直隶）、江西、四川、广西诸省，残缺部分较《利病书》更多。
未立体例，编次零乱。二书皆顾炎武“本不曾先定义例”（自序）、“有得即录”（同上）的读书札记，故每篇多自为起讫，编次上十分零乱。例如《利病书》北直隶辽镇形势当与昌镇形胜相接，原编误隔 15 页。湖广有宫殿名称一篇，当属于承天府者，原编误置全省图经之下（《利病书》编印例言五）。《肇域志》亦然，以陕西省部分为例，府州县重出现象非常普遍。如庆阳府重出 3 次；泰州、阶州、徽州重出 5 次；宁远县重出 6 次；富平、

同官 2 县重出 5 次，等等①。州县沿革、山川形势等内容先后错见的情况亦常见。如布政使司总论列于州县之下，甲府辖县列入乙府，丙县内容见于丁县

① 郑宝恒、王天良：“《肇域志》陕西部分的几个问题”，《历史地理》第 6 辑。

之内。又如山川与古迹夹杂，风俗与形势交错，史事与沿革并存于一段之中的情况，也俯拾皆是。

以广征博引为主，考据审订较少，经常兼收并蓄不同的观点和矛盾的史料。因是准备著书的资料，所以作者不厌其烦地摘录资料。例如，为要研究三吴地区水利，《利病书》辑录了宋郏亶的《上言苏州水利》、单锷的

《吴中水利书》，以及明代夏元吉、徐献忠、周忱、崔恭、徐贯、金藻、归有光、吕光洵等人的奏折，几乎全部在篇，力求完备。有些不同说法，顾炎武亦兼收并蓄。如《战国策》及《史记索隐》云曾子是费县人，《兖州志》、

《嘉祥县志》云曾子是嘉祥县人，《肇域志》均照录不误。旁注又附杂记云： “成化元年山东守臣上言：‘有渔者在玄塞山穴中，得悬棺。其石碣镌曾参之墓’云云”。其后自注：“未知孰是？”方志有明显错误的地方，《肇域志》也全部照抄。如隆庆《淳化县志》卷四云：“晋宁康九年，符坚将姚苌背坚，起兵北地，自立为王，国号秦。秦王殿盖始于此。”按宁康无九年，姚苌起兵称王事应在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 384 年），隆庆《淳化县志》误，

《肇域志》亦未加考订。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

内容分而不清、资料归属不妥的现象时有所见。《利病书》应专记郡国利病，《肇域志》应专述舆地之记，由于分析归类工作比较粗疏，二书分而不净，杂夹在一起的资料不少。因此，《利病书》也夹有山川、城池的资料，《肇域志》也包含食货、兵防、水利的内容。就门类而言，二书不相伯仲，如沿革、山川、城池、古迹、市镇、风俗、赋役、屯垦、水利、漕运、兵防、马政、盐政等内容，能在《利病书》中找到，也见于《肇域志》记载。资料归属不妥现象时有所见。吴荣光读《肇域志》后曾指出：“此书专记地舆形势沿革，每篇之末，间及时事，如漕耗、备倭之类，与《利病书》同义”，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甚至还能发现论证同一问题的资料被硬拆开而分置各书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顾炎武对曾子籍贯的研究，提出问题和罗列不同说法的材料见于《肇域志》，考证的结论见于《山东肇域记》，而大量考证文字都残留在《利病书》内。所以《利病书》和《肇域志》的资料往往能够互相补充，彼此参证，对照阅读，甚有好处。

尽管《利病书》和《肇域志》颇多相同之处，然而它们毕竟是两部内容不同的著作。一般说来，《利病书》偏重于经济，《肇域志》偏重于舆地，它们仍各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作者编纂《利病书》的目的在于论说郡国利病，所辑资料偏重于政治、经济、军事内容。该书在地理著作中别开生面，独具一格，有人称它为经济地理学，也有人称它为“政治地理学”。

论说郡国利病的宗旨何在？张元济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他认为：此书“无非欲诏示后世，使凡有国有家者知此（指兵防、赋役、水利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数事，推而至于其他”。他还认为，《利病书》要告诉治国者， “莅民之事，得其道则利，失其道则病，利则其民奋，而国随之以兴，病则民悴，而国随之以亡”。“果能晓然于利病之所在，而讲求趋避之方，转贫弱而为富强，康乐和亲之盛，何在不可几及，不然未有不蹈亡明之复辙者也”

①。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讲究利病是贯串《利病书》的红线，而在全书之中，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张元济跋》。

兵防、赋税、水利 3 项，则是顾炎武辑录资料的重点。

有感于兵防的重要性，顾炎武很重视研究各地的兵要地理，他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等无不详细摘录，对北直隶的 4 镇 2 关、山西大同、陕西巩昌、洮、岷之堡寨，江浙、福建、二广的海防，对若干地区的将领委任、武器装备、作战方案等，都有具体记载。

在赋税方面，明末“一条鞭法”遭到破坏的事实，“三饷”加派的弊病和恶果，全国租税最重的江浙地区的农民负担，盐额课征最重的山西解州、四川、南直、浙江等地的税额，江南农村土地分配和赋税征收的管理制度，历代名臣变通赋税征收办法，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绩，以及与之有关的土田、屯垦、粮额、租税等项目，也是该书辑录的主要内容。

水利方面的资料，以黄、淮、长江诸河的河工，漕运诸河（如运河、胶莱河等）的航运，主要作物产区的农田水利，以及历史上水利专家的治水方略居多。顾氏对三吴地区农田水利特别重视，有关的资料辑录尤多，宋郏亶、单锷的水利作品，以及明代夏元吉、徐献忠、吕光洵等人的奏折，全部在编。

《利病书》的资料，虽有一些摘自于地志，但更多的却辑于实录、邸抄、文集及各种史料，所以与其说《利病书》是地志，倒不如说它是史抄。

《利病书》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资料汇编。首先，它汇总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资料，包括一些今已失传的或罕见的碑刻和地方史志资料，为后人研究明史作了搜集资料的准备。梁启超曾高度评价这种工作，他说：“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澈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①。在这个意义上，顾炎武按地域把各方面的资料汇总起来的功绩是很大的。其次，顾炎武生于明季，经历了明王朝的覆亡，对各种矛盾和社会危机有深切的感受。他又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问题作过认真考察，他的主张和见解，皆“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③，这些也都给后人研究明史以启发。

《肇域志》是明代地理总志，包含沿革、形势、城郭、山川、道路、驿递、街市、坊宅、兵防、风俗、寺观、水利、陵墓、郊庙等项内容。有的府州后，还附有长篇食货或职官的资料。顾炎武很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和实地调查，他“尝以一骡二马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士民，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④。为了编纂《肇域志》，他“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①。他还考察山川，访问风俗，进行实地调查。其“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②，所以《肇域志》也是一部很有价值和特色的著作。表现在：

第一，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最为珍贵的是已经失传的明方志资料，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张元济跋》。

③ 同上。

④ 《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① 《肇域志·自序》。

② 《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中华书局，1984 年版。

如明《泰宁志》已佚，但《肇域志》辑录了该志“吏役”、“户口”、“贡赋”、“军政”、“民兵”、“徭役”、“邮置”、“匠役”等内容 7000 余字。又如《肇域志》保存了《嘉靖淮扬志》刘健《高邮州新开康济河记》全文，今本《嘉靖淮扬志》卷三十五所载原文已佚，也靠《肇域志》得窥全豹。《肇域志》还引用了许多稀有的地方史志，如应天府先后引用了唐许嵩

《建康实录》、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元张铉《金陵新志》、明洪武《京城图志》、明陈沂《南畿志》、《金陵古今图考》、程嗣功《应天府志》、顾起元《客座赘语》、周晖《金陵琐事》等书，史料价值也很高。此外，《肇域志》还摘引了许多罕见的专书专志资料，如

《泉河史》是记载山东运河附近各派泉眼分布、疏导和管理的专书，《肇域志》辑录原文达 1.8 万多字；又如《吕梁洪志》是记载徐州地区黄河变迁和航道工程的专志，传本极少，《肇域志》也有大段摘引。

第二，许多内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经世致用是顾炎武一贯的指导思想，《肇域志》也很重视辑录这类资料。例如嘉靖以后，北方边患和东南倭寇威胁着明王朝的安全，顾炎武对“九边”都司卫所和关镇堡寨的建置格外留意，对浙闽沿海地区的岛屿、水寨、民城和哨守的安全也非常关切，辑录的资料非常详细。又如苏、松、杭、嘉、湖地区是明王朝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地区沙洲海涂的开发和农田水利的兴修，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封建国家的税收，它们在《肇域志》中所占的篇幅也较多。顾炎武还辑录了《明实录》和许多文集中的资料，以备综合研究之用，这些资料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

第三，收编了大量的地名。除内容而外，地名的多少是衡量地志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志。《肇域志》不但记载了各省府州县著名的山川古迹，而且收录了许多小山、支水、盐场、坑冶、镇市、渡口、巡检司和税课司所在的小地名。其数量之多，不但远远超过《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而且南京

（江南）、陕西、山东等省还多于《读史方舆纪要》。在个别地区，《肇域志》记载的地名比有关专志还多，如《九边考》、《九边图说》是专载明代长城沿线关堡和防务的专书，有些地区所收的地名却不如《肇域志》齐全。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辑录的小地名很多，经比较，亦有部分地区不如《肇域志》。

第四，可据以校勘其它古籍。《肇域志》取材丰富，引证宏博，从《禹贡》、《山海经》、《尔雅》到《水经》、《皇览》、《地理志》；从《元和志》、《寰宇记》到《明一统志》和各地方志；从官修实录到民间碑刻，皆有辑录。这些资料和顾炎武所作的考证，可供校勘古籍参考，例如《广志绎》是专述明代地理的史料笔记，今本《广志绎》的《方舆崖略》部分已有脱漏，不如《肇域志》所辑的内容完整，可据其校补；又如顾炎武在摘引《齐乘》时，校出原书讹误数十条，亦可据以订正《齐乘》。

以上所举数端，足以证明《肇域志》是中国历史地理古籍中的珍品，是一部有待学者去采掘的资料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