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续三通》和《清四通》的《地理篇》

《续三通》和《清四通》是继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记叙中国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专书。《续三通》是《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的总称。《清四通》是《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续文献通考》的总称。后人将《三通》、《续三通》、《清四通》中的前三通合在一起,称为《九通》。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则合称为《十通》。《续三通》和《清四通》中的前三通,皆清代官修,成书于乾隆年间;刘锦藻编纂的《清朝续文献通考》成书于 1921 年,1935 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收入《十通》。

《续三通》和《清四通》皆《三通》续篇。《通典》所纂内容,止于唐天宝末。《续通典》所纂,则自唐肃宗至德年间起,至明末止。《通志》所纂内容,纪、传及谱讫于隋,二十略止于唐。《续通志》所纂,纪、传自唐始,略自五代始,皆紧按前志,叙至明末为止。《文献通考》所纂内容,断于宋宁宗嘉定以前,《续文献通考》则起于元代,讫于明末。清三通是《续三通》的续篇,所纂内容起于清初,讫于乾隆末。《清朝通典》、《清朝通志》皆无续篇,惟《清朝续文献通考》又续叙乾隆五十一年(公元 1786 年)

至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的内容,记事直至清末,最为完整。

乾隆年间,清廷设三通馆,任命稽璜、刘墉、王杰、曹文植为总裁,以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续修《三通》。最初,《续通典》与《清朝通典》合为一书,《续通志》与《清朝通志》合为一书,《续文献通考》与《清朝文献通考》合为一书,故所设馆名为“三通馆”。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16 年),续纂之文献通考因“前朝旧事”与清代典制编在一起时,“体例迥殊, 难于划一”,乾隆帝“遂命自(清代)开国以后自为一书”,“其《续通典》、

《续通志》皆古今分帙”,这才将《续三通》与《清三通》分开,各自成书,

《续三通》所纂悉讫于明末,《清三通》所纂皆始于清初。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皆典志体史书。三书所用名目有别, 但不少内容实则相同,只是互有详略而已。如《通典》的州郡、边防,就是

《通志》的地理、都邑,也就是《文献通考》的舆地、四裔;又如《通志》的礼、乐、职官、选举、刑法目,《通典》、《通考》皆有之;《通志》的食货,《通典》有之,而《通考》则析为田赋、钱币、户口、征榷、市籴、国用诸门;再如《通考》的王礼,亦与《通典》的嘉礼、《通志》的器服互见。此乃就其大要而言,若细加分析,自然还有若干区别。三书的特点,大抵为:《通典》主于简要,《通考》主于周详,《通志》更多取材于旧史。

《续三通》和《清四通》仿《三通》体裁、本杜、郑、马遗意而作,其特点亦大体相同。

以上所述,是《续三通》和《清四通》的一般情况。

《续三通》和《清四通》中的《地理篇》,主要指《续通典》、《清朝通典》中的《州郡》、《边防》,《续通志》、《清朝通志》中的《地理略》、

《都邑略》,《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舆地考》、《四夷考》。它们虽是《三通》中《地理篇》的续篇,但体例已与《三通》中《地理篇》有所不同。

《三通》中的《地理篇》体例,是作者按照当时的编纂需要创立的,时至清代,已不完全适用。究其原因,主要有 3 方面:

  1. 中国的行政制度和地理区划时有变化。《三通》论述地理,皆本《禹贡》九州。所谓九州,是一种地理区划,是当时假想的行政区划学说。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未被政治家采用。直到汉武帝时,才分全国为 13 州,当时的州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划。后来制度渐变,州刺史改为州牧,州才成为郡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东汉末年,曹操执政,依《禹贡》而实定九州制度,“九州说”才付于实践。两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州的数量迅速发展, 后来出现一州管二郡、一郡统二三县的情况,至是州、郡、县 3 级制徒有虚

名,失去意义。隋唐时又改行州县 2 级制(其中也推行过一段郡县 2 级制)。五代以后,州县之上,或分为路,或分为道,或分为省,各成一代之制。其中,唐代的道是地理区划,宋代的路是监察区,元代的行省先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后来才成为行政区划,情况复杂。但它们经常成为历代划分州县的基本单位,出现在史书和地志上。杜佑作《州郡典》时,用《禹贡》九州考述唐以前的历代疆土,已感“更置弥繁,愈分愈离,殊难索合”①。宋至清代, 行政制度和地理区划的变更愈加纷纭,旧体制的缺陷和弊端更加暴露出来。

  1. 中国的疆域和中央王朝的版图时有变更。五代之后,北宋与辽、西

① 《续通典》卷百二十一《州郡》。

夏并列,南宋与金并存,西南地区还有大理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明代, 北方也有瓦剌、鞑靼等少数民族的自主政权。元代和清代前期是较前强大的大一统帝国,版图极其辽阔。以清代前期为例,“自京师、盛京而外,为省一十有八,分置各府,以领诸县,诸州则参列其间,或直隶如府,或分治如县。至各边外之地,北自大青山左右,为蒙古诸部,至喀尔咯地;南自五岭外,为广东、广西及各土州地;东北自盛京境外,为吉林、黑龙江等地;西南自四川境外,为云南及青海、西藏地;正西则自安西境外,至于流沙,而禹迹已尽”②。此外,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天山南路的喀什喀尔、叶尔羌、和阗等地,亦皆建官授职,纳入版图,这些地区已远在《禹贡》九州的界限之外,旧体裁已难以包容。

  1. 古今“四裔”和“边防”的变化较大。中国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时期中国的版图,不仅包括中央王朝的疆域,而且包括各少数民族建立的自主政权的辖境,许多中原王朝的“国境线”,实际上是中国各自立政权之间的分界线。因此,“四裔”和“边防”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 对不同的政权而言,皆有不同的内涵。唐代的挹娄、靺鞨诸部,在清代为黑龙江、宁古塔地区;唐代的乌桓、鲜卑诸部,在清代为金州地区;唐代的车师、龟兹、于阗诸部,在清代为天山南北路地区;唐代称为“四裔”的地区, 在清代则已不可以“边防”视之。由于各自主政权的兴衰更替和疆域的此消彼长,常会出现“或同是国而名已递更,或同是地而境兼并”,“每有见于前史而后史无闻者”③。这也是使用旧体裁续纂《续三通》和《清四通》感到困难的原因。

因此,《续三通》和《清四通》,续纂《地理篇》时,对原有体裁都有所调整或变通。如杜佑《州郡典》叙地理,“以九州为纲,以其时之州郡为目,由唐而上逆溯之,以合于唐虞”①,《续通典》叙地理时,已“稍变其体例”,“自五代迄明”②,逐一续辑。又如郑樵《地理略》首列水道,以水证地,然其所载,仅限于江河淮济四渎。由于“四渎未足以包括域内水道之全势”,“宇内之水不入四渎者尚多”③,《续通志》虽仍“用郑例”,但“增益其所未备”⑦者甚多。《三通》的《地理篇》中,《文献通考》的《地理篇》“以九州为纲,以朝代为目,由唐虞以降顺推之”⑧,体例最善,故《续通考》、

《清文献通考》的体例大体不变,但细微处也有变通和匡正。

《续三通》和《清四通》中的《地理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第一,汇编历代正史地理志及其它重要资料于一编,为后人研究沿革地理提供了方便,如《续通志》,除正史地理志、各朝会要外,还辑入了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乐史的《太平寰宇记》、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地志的内容,又如《清朝通典》所采地理书有《皇舆表》、《大清一统志》、《钦定日下旧闻考》、《盛京通志》、《热河志》、《皇舆西域图志》以及《大清会典》

② 《清朝文献通考·凡例》。

③ 《续通典·凡例》。

① 《续通典》卷百二十一《州郡》。

② 《清朝文献通考·凡例》。

③ 《续通典·凡例》。

⑦ 同上。

⑧ 《续通典》卷百二十一《州郡》。

及则例等等,内容很丰富。第二,《续三通》和《清四通》对前人著述的内容作过考订、补充和匡正。例如,马端临作《文献通考》之后,又有明代王圻著《续文献通考》,但王考“体例糅杂,舛错丛生”,为论者所病,清廷纂辑《续通典》时,便博征旧籍,又参以说部、杂编、议论,并广取文集, 左以史评、语录,进行考订,而“采取王圻旧本者,十分不及其一”①。第三,

《续三通》和《清四通》对某些专题的研究和论述,可为后人研究提供借鉴, 例如《续文献通考》考《宋史·地理志》漏载晋宁军应属雍州而不属石州, 中山府有陉邑县而《文献通考》失考;金代郡县中应有钟秀县等,皆可供参考。

典、志、考 3 书中,《舆地考》和《四夷考》记载周详考订严密,富有参考价值。《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3 考中,《清朝续文献通考》最应受到重视。这是因为:①《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皆讫于乾隆年间,前 2 种后无续篇,惟有《清

朝续文献通考》补纂乾隆五十一年(公元 1786 年)至清末的内容,以 1 书补

3 书缺,保全了《清四通》记载有清一代典章制度和地理沿革的完整性。② 乾隆至宣统年间,清王朝的社会性质、典章制度、疆域政区发生许多大变革。例如,鸦片战争和戊戌变法后,新政迭起,外交、邮传、实业、宪政皆历代未有之事;又如道光以后,边地被列强吞食,疆土日蹙;光绪年间,西域改设新疆省,盛京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行省等,也为前朝所无。这些重要变革皆见于《清朝续文献通考》的记载。③新增不少门类和子目。马端临

《文献通考》共 24 门,《续文献通考》增为 26 门,《清朝文献通考》不变,

《清朝续文献通考》已增为 30 门,计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群祀、宗庙、群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外交、邮传、实业、宪政诸考。诸考子目增加更多,如征榷考并铁与坑冶,而标明盐法,又续增厘金、洋药;国用考增银行、海运;兵考原删车战,续增长江水师、海陆军、战船等,记载了许多未见于《九通》新内容。

《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地理篇》对记叙方法和记述重点所作的改进, 同样值得重视,例如记述州县方位时,不再采用推算里至的方法,而以经纬度附注于下①,既准确,又科学。在内容方面,则突出了对商埠、交通等与经济地理有关的内容。刘锦藻认为:“海通而后,商竞日亟,互市之所在,财货之所聚也,而贸易之赢绌见焉,民生之枯荣缘焉,甚至国计之盈虚消长, 亦莫不隶焉,关系之大,几莫与京”③。他还指出:“铁路为交通要政,品物之转输,行旅之往来,莫不由之,而军事之凭赖,尤急焉”④。所以对新开商埠、铁路交通、邮电实业等,皆重点记叙。这些改进和调整都是符合时代特点和科学进步的。不足之处是记叙过于简略,其它地理内容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