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志学理论

方志作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清代得到了巨大发展。无论从志书的编撰数量,还是从方志编纂的理论、方法上,都达到中国古代方志著作鼎盛时期。

关于方志理论的阐述,清初顾炎武、方苞等就有论述,到乾隆大修方志时,有关修志的理论方法更受重视,并逐形成了所谓考据地理派和方志史志派两大学术派别。

  1. 清初顾炎武、方苞等修志原则

清初顾炎武在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著作基础上,曾对方志修纂方法、原则有所论述,他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曾说到:“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帅(指戚继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福(指福建)之士人郭选卿在戚大将军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还报,与书不合,则再复按, 必得实乃止,作《燕史》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方之故,颇称明悉。” 后人将他的修志要点概括为 5 点:(1)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学识;(2)要网罗天下志书作参考;(3)要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修行其实而后止;(4)要有充裕的时间;(5)文字要通俗易懂。①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 反复勘对,必修

康熙初年任保和殿大学士的卫国祚,提出了修志的“三长”理论。他在

《曲沃县志》序言中说道:

尝闻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修志亦有三长。曰:正、虚、公。这里的“正”,是指修志者必须刚正不阿,不曲从权贵;“虚”是指修志者要虚己受人,广泛接受意见;“公”是指修志者要主持公道,不为个人主观意见相左右,客观反映事物真象。

雍正时,方苞在《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中,阐明了修志的许多原则, 主要包括:(1)体例必须统一;(2)由博返约,提倡简明扼要;(3)强调资料的可靠性。①多原则,主要包括:(1)体例必须

  1. 戴震等考据地理派修志理论

在清代文化高压政策下,一批学者深受摧残,使当时文化界只有走向考古探微的历史研究之中,从事与现实相去甚远的词章考据、名物训诂工作, 形成所谓考据学派。其中一批学者则侧重于考证地理沿革、名物方位,并进行相关志书评断、撰述的工作,形成所谓考据地理学派。他们对方志修撰有自己的理论和原则,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戴震、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人。

他们的主要修志理论和方法,就是倚重考据学的“崇古薄今”思想和“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的方法,认为地方志即是地理沿革考证。如戴震所说: “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②无论从孙星衍所修《三水县志》(今陕西旬邑县)、《礼泉县志》

(今陕西礼泉)、《乾隆直隶州志》(陕西);洪亮吉修《泾县志》(甘肃)、

《淳化县志》(陕西)、《长武县志》(陕西),还是孙、洪合修《澄城县志》(陕西)等,都体现了他们“厚古薄今”、重视旧材料、轻视现代材料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一),第 953 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的原则,甚至认为搜集旧有资料,只要进行排比,注明出处,搞成资料汇编就可以。如洪亮吉所说:

方志作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清代得到了巨大发展。无论从志书的编撰数量,还是从方志编纂的理论、方法上,都达到中国古代方志著作鼎盛时期。

关于方志理论的阐述,清初顾炎武、方苞等就有论述,到乾隆大修方志时,有关修志的理论方法更受重视,并逐形成了所谓考据地理派和方志史志派两大学术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