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用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渐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境地。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清代后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地理学上，则进入了一个比较活跃的中西文化交流时期。这一时期的地理文化交流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西方地理思想随着列强的侵略政策，以各种方式直接进入中国；一种是面对列强侵略，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积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地理思想，发展、改造中国的古代传统地理学。

西方地理思想的直接进入中国，主要是指当时许多西方地理学家在中国进行的地理考察和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成果给以后的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以深刻影响。如美国地理学家威理士 1903～1904 年在华从事地质地理调查，对华北地文期划分提出了较早的意见，此后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并逐渐建立起中国北方地文期序列。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俄国地理学家奥布鲁契夫关于黄土成因的见解（李氏提出黄土风成或水成；奥氏提出风成说）； 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关于塔里木盆地的气候变迁研究；俄国地理学家普尔热瓦斯基、德国李希霍芬、瑞典斯文·赫定等关于罗布泊是否为游移湖的讨论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 873～874 页，岳麓书社，1987 年版。

等①，都具有直接宣传西方地理思想、研究方法，启迪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作用，这些问题也都成为日后中国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学者对西方地理学的积极主动引进，主要是指对当时的西方地理著作的翻译，以及新型地理著作的编撰。它们直接向中国社会宣传了西方地理学的观点和理论。

从这一时期的总体特点来看，其主要表现为：西方地理思想从多方面冲击中国的传统地理学的观念和方法；在地理著述上，出现了较多较科学的世界地理著作，但在内容上，主要以向中国介绍西方关于世界地理状况的地理知识为主。如翻译的英国衣丁堡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慕维廉的《地理全志》、崎冀的《（最新）地文图志》、葡萄牙人玛吉士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美国人戴德江的《地理志略》、祎理哲的《地球说略》等著作②； 中国人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同康庐的《中外地舆图说集成》、萧应椿的《五洲述略》、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沈敦和辑的《法兰西国志略》、《德意国志略》、《英吉利国志略》等都是如此。但也应注意到以张相文的《地文学》为代表，它的结构体系已标志着西方近代自然地理学在中国的确立。

此外，外国考察家、地理学家对中国地质地理的许多研究成果，则被首先带回西方发表（他们的著作，都是以本国文字先在各国出版），并引起西方地理学界的重视。这一方面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状况，另一方面为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课题。如关于罗布泊的问题，首先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于 1876～1877 年和 1883～1885 年两次到塔里木河下游罗布泊一带考察后提出今台特马湖及其附近小湖是历史上的罗布泊的观点，文章在欧洲发表后引起轰动，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从有关历史资料分析认为罗布泊应是咸水湖，而台特马湖是淡水湖。他对普氏的观点提出了疑问，并撰文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塔里木河经常变动它的流向和位置，它离开了它那旧的蓄水湖而流入目前的这个湖泊。如果是这样，（普氏发现的湖） 便是一个比较新的湖。”而普氏遂撰写“关于李希霍芬对‘从固勒扎越过天山到罗布泊’一文所提意见说几句话”进行了辩论。这一讨论引起了西方地理界对罗布泊的考察热，到 19 世纪末，先后有卡莱、达尔格里夫等许多人前往考察。1900 年瑞典斯文·赫定也进行了认真考察，提出了游移湖的看法。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是一个问题的研究，而且是当时中西地理学交流的产物。

就清代中国地理学与西方地理学交流的整个过程来看，基本是以西方地理学对中国传统地理思想的冲击、影响、改变为主，以致于动摇了中国传统地理学体系，属于单向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