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邹汉勋的修志理论

乾嘉年间，方志史志派和考据地理派的争论涉及到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诸多方面，对于方志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后期，不少学者融史志派与地理派的优点于一炉，既注意完善方志体例，更重视地理内容的表述。在这方面，孙诒让、邹汉勋是两位重要学者。

孙诒让在《瑞安县方志局总例六条》“纂辑例”中指出：“郡县志虽为舆地专家，而其为书，实兼正史表、志、传三者之体，至于综萃文献，则义通乎传记；剬辑掌故，则例涉乎政书。”在“测绘例”中，他指出：“凡考证方舆，以图学为最要。近代地志往往疏略不讲，而顾崇饰名胜、侈图八景， 轻重倒置，通学所嗤。⋯⋯此次重修，首宜弥兹缺点。”该志所绘明成化前及泰顺县未分前的全境图、总图、城厢图、55 都图、沿海图等，皆“延请精究测算专家周历各乡，将村庄市镇山形水道，一一测明方位斜直，距数远近， 计里开方，分别精绘。”在“校勘例”中，他指出：“校勘之学，立于精究苍雅，深通古书义例，然此为校定经史及秦汉书旧籍言耳。若地志，则义兼通俗，不必远征雅故，即有援引书册，亦多出唐宋之后，无衍奥错互之文， 不过逐条勘对无脱，即为允慝。然有要义二端，不可不讲者，曰：一字不略过，一字不迳改也”。在“采访例”中，他要求：“地志网罗文献，事赅古今，稽古则专重考证，诹今则尤资采访。此次修志，议区分访、专访二项。如忠义、孝友、义行、列女散处城乡，非一人耳目所能周悉，则由各乡绅耆分任采访，并准其家属及戚友等来局开报，庶几见闻较广，不至湮没遗漏。惟分任采访及来局开报之人，务宜破除情面，秉公查核，不可徇私阿好，略涉夸饰，有乖公论。”这些观点表明他对两派的修志观点进行过批判和总结， 既师承了两派的长处，又克服了他们的片面性。

邹汉勋（1805～1853）先后纂修过《贵阳府志》、《兴义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等志书，皆被后人誉为清代名志。他纂修的志书， 既注意详今略古，又重视经世致用，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内容列为著述重点。他引用资料时，征引史籍文献甚广，且注重考证，特别是对方志制图理论也

⑧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修志十议》。

⑨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方志立三书议》。

有阐述。他认为，绘制地图，一要明分率，二要分准望，三要定中宫，四要测日星。明分率就是确定比例尺，分准望就是确定方位，定中宫、测日星即是要实际测量、确定座标。他还设计象形符号改进地物的表示方法。邹汉勋关于方志中必须重视地图制作的理论及制图原则，对提高方志地图的质量， 对地图学的发展都颇有贡献。在其它修志理论方面，他还提出：纂修地方志应仿《禹贡》、《汉书·地理志》例，以行省统府州，以府州统州县，以州县统乡，以乡里统村；并应详记四至、八到、山川、津梁、关隘、水利、镇市、寺观；山川要详其源流、脉络、流域。他还认为：应当注意对汉族和少数民族户口、河运、盐政、矿产、物产、赋税等经济情况的记载。关于艺文志的编纂，他主张仿《汉书·艺文志》法，详载郡中著述，录其序跋，略作提要。他对立传的标准，提出：贤达以仕迹为断，文学以著述为断，封赠以诰轴为断，耆宿、行宿、孝友、忠义皆以事实为断。①

此外，清初贾汉复、乾隆时谢启昆等，也都对方志的编纂发表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