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地理学的性质与内容

在西方，从 17 世纪初的瓦伦纽斯开始，对地理学的性质、内容、体系已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如瓦伦纽斯不仅第一次将哥白尼、刻卜勒和伽利略以太阳为中心的学说引进地理学，正确解释了地球上不同纬度的热量差异，而且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地理学要集中于地球表面的研究，要研究地球表面的地形、气候、森林等自然因素，也要研究人类（居民）的形体、语言、文化、艺术、城市等人文因素。他还将地理学明确分为“通论地理学”和“特殊地理学”两大部门。认为：通论地理学（即普通地理学、一般地理学）是研究整个地球的总的情况，并解释其各种性质。它包括地球的形状、大小、位置、水陆分布、山地、

① 〔英〕罗·迪金森著，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森林、沙漠、水文和大气，以及由天文原因引起的现象和事件，如纬度、气候带、经度等；并探求对各种地理特征的解释性说明。而特殊地理学（即专门地理学）则是单独描述每个国家（地区）的结构和位置，其内容包括三部分，即天文特征，指由于太阳和星体视运动所影响人们的那些特征；地文特征，指在每个区域内都能观察到的各种自然地理现象；人文特征，指涉及到区域居民的各种特征。①

此后，哲学家康德在大学讲授地理学时也对地理学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地理学是提供自然系统（指人以外的世界）知识的科学，他说： “这意味着地理学研究特定的具体事物中的关系，而不是事物的抽象的一般特征，并且集中注意于自然的差异性，而不是其相似性。”他认为地理学的观点是：“在地理学领域内，一切事物是按照它们在地球表面的区域联系来考虑的，应像在历史学上，一切事物是按它们的时间联系来考虑的一样。” 他把地理学分为数量、精神、政治、贸易和神学等 5 种，他还注意到人及其活动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并认识到人类活动是地球表面一切变化的主要作用之一。①

19 世纪中叶，德国地理学家洪堡、李特尔则共同表达了地理学是对相互关联的地球表面事物和现象进行分析、描述的思想。首先，洪堡在他长期野外工作的基础上将地球看成一个和谐、统一的综合体。认为有人居住的世界是由各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而地理学即是一门关于地球的描述的科学。认为地理学是对地球表面事物和现象相互依存的方式进行正确分析研究的科学。李特尔和洪堡一样，认为地球是一个由彼此关联的部分组成的统一体，并进一步将洪堡的“地球描述”（Erdbeschrelibung） 明确限定为“地球表面”（Erd-kunde，该词今有“地学”、“地球学”二义）。他指出：地理学“不仅仅在于罗列那些占据地球空间各部分的事物；而且要理解在地区上结合在一起的事物的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②他还说：“地理科学着重研究地表的空间（只有这些地表空间是布满事物的），即从事各地点同时并存的现象的描述和相互关系的研究。”③

19 世纪末，李希霍芬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对地理学的性质、体系进一步进行论述，他认为：地理学必须限于研究地球表层，即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相互接触的地方。并认为地理学的特殊目的是集中研究地球表面上的相互联系的各种现象。地理学的最高目的在于：发掘人类和物质的地球，以及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步骤上，则必须从详细的描述自然现象开始，然后推进到考察地球表面的其它现象与基本的自然结构的关系。他将地理学进而区分为特殊地理学与普通地理学两类。认为特殊地理学即描述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对它所下的定义是：“地球上每一个区域， 不论它多大或多小，也不论它是大洲、小岛、有自然边界的内陆区域、人为划定边界的国家、一条山脉、一条河流的流域或一个海，都是作为较小区域单元的集合体，并根据其可见的外貌（其中包括人类文化成就）来进行研究

① 〔英〕罗·迪金森著，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① 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第 220 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美〕普·詹姆斯等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 141～142 页，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

② 〔美〕普·詹姆斯等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 163 页，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

③ 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第 221 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的。”①而普通地理学（又称分析地理学）则是从形态、物质、变化的动力或原因、运动这 4 个基础研究地球上稳定出现的现象。②

与 17～19 世纪西方近代地理学的逐步建立相对应，在中国的明末至清代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先进的近代地理思想萌芽。如明末徐霞客对岩溶地貌等地理现象的观察，已开始了探索整体地理环境的自然规律的尝试。清初刘献廷、孙兰也都提出了更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如提倡地理学研究要究“天地之故”（自然规律研究），要增加地理著作的科学性（增加经纬度等内容） 等。但是，就中国清代地理学的发展主流来看，这时人们仍然将地理学作为史学的附庸，①或仍将地理学作为一门为统治者提供各地地理状况（资料）的工具，而没有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规律的科学。它在内容上包括方志、沿革地理，以及堪舆学等门类，而以沿革地理为主。直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由于西方地理学的再次大规模传入，才又出现了部分学者，以至官方对西方地理思想、体系的接纳、认可，渐使西方地理学思想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

然而，在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清代与西方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当时都出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和人地相关论思想，②而中国对人地相关思想的认识却要比西方早得多。17 世纪初的顾祖禹等即已提出了人地相关论的思想，并作了深刻的论述，而西方人地相关论思想直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PaulVidaldelaBlache，1845～ 1918）才有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地理学家的特殊任务是阐述自然和人文条件的空间相互关系”。③

在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上，西方侧重于自然规律的探讨，成就比较突出， 而清代则在这一方面建树甚少。相对于孙兰对“变盈流谦”等地理理论的认识，西方则在此期先后提出了世界性行星风系模型（英国天文学家哈雷， EdmundHalley，1656～1742）、地理循环论（美国戴维斯 1899 年提出）、假想大陆气候分类分布模式（德国柯本，W.Koppen，1990 年提出）、土壤成因与土壤带理论（俄国道库恰也夫 1883～1900 年完成）等自然地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