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

从 1868 年开始日本明治天皇实行了著名的维新运动,取消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各国新科技、新思想的革新活动,尤其是将学习的目标主要转向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通过派遣留学生,聘请外国专家等方式,积极发展日本的资本主义事业。在这一大背景下,这一时期的中日地理学交流活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中国作为日本的传统文化源地之一,仍然与日本地理学有着密切联系,对之发生着一定的影响;一是由于日本政府积极吸收西方文化,日本地理学的近代化迅速走到中国的前面,反过来对中国清末地理学发展以相当影响。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中日地理学交流出现了一个以西方地理学为主要内容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活跃局面。

前者如 19 世纪中叶介绍到日本的中国汉著地理著作《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仍然在日本国内被翻刊流行。同时,这一时期编写的日本全国地理志,虽然吸收了大量西方地理学的内容、体例,但仍保存了中国和日本地理著作的传统特点。如明治三十六年至大正四年

(1903~1915)山崎直方、佐藤伝藏编的《大日本地志》(10 卷),是一部以关东地区为中心,记述日本全部领土的地志著作。在著作体例上已与传统的中国地志有所区别。其内容由地文、人文、地方志 3 部分组成。其中地文部分以地质、地体构造、地震、气温、降雨、火山等自然地理内容为主。这显然是受西方近代地理学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其人文部分却仍保持了原来中国传统地志记述的格式,以历史文献为主,涉及到有关各地区战场、行政中心沿革等内容的记述。地方志部分,以街道的记述为主要内容,同时载有名胜古迹等,这些仍属中国传统地理志的著作范畴。明治三十九年(公元1906 年)日本依田雄甫修《“汉译”世界读史地图》(日本京富山房书局印), 所列参考书中也包括了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以及胡宗宪《筹海图编》等大量中国文献。由此可见,清末这一时期,在日本,尽管西方近代地理学已逐渐确立,但中国传统地理学思想的影响仍在发生作用。

在中国方面也有类似情况。日本明治维新后,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引进、确立非常迅速。到明治二十年(公元 1887 年)左右,日本已开始在大学(理科大学,小藤文次郎;文科大学,坪井九马三)陆续开设新的地理课程,作为专门课程的地理学讲座也于明治四十年在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等正式设立,这一切都标志着日本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已走到中国之前。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学者编的许多地理著作已经超出中国地理学的水平,因此,当时的日本地理学便自然成为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学习的目标,他们的地理著作、思想, 开始被引进到中国,转载、吸收到清末中国学者的地理作品之中。如清末王锡祺所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就收有日本人的地理论文及游记 23 篇。而见于清末王先谦《五洲地理志略》所引用日本地理著作至少有 15 种。其名称如下:

矢津昌永:《高等地理》 野口保兴:《中外大地志》伊东祐毂:《万国年鉴》

坂本健一:《地名人名辞典》

樋田保熙:《世界地理》,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中文刊印周起凤译:《万国地理志》,光绪二十八年中文刊印

吴启孙译:《世界地理学》,光绪二十八年中文刊印 出洋学生编:《万国地理志》,光绪二十八年中文刊印噪武雄:《五大洲志》,光绪二十八年中文刊印

吉田晋:《世界大地图》,光绪三十一年刊印岸田吟香:《万国舆地分图》

依田雄甫:《万国形势指掌图》,光绪三十年刊印 掘田璋左右:《外国地理讲义》,光绪三十三年刊印下村修介等:《西比利亚大地志》

冈本监辅:《墨西哥记》据顾燮光《读书经眼录》载,1901~1904 年中国出版日本地理类书 34 种(不含游记、测绘、博物等),1903 年还将日本矢津昌永的《世界地理学》作为教科书。

1903 年范迪吉等翻译日本《普通百科全书》①其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著作有:

佐藤伝藏:《日本新地理》、《万国新地理》田道新之助:《万国地理学新书》

富山房:《地理学新书》、《日本地理问答》、《世界地理问答》山上万次郎:《日本旅行地理》、《世界旅行地理》

永井惟直:《商工地理学》等

1904 年福建留日学生组织“闽学会”,计划出版的《闽学会丛书》,其中也包括有日本岩崎重三著的《新式地文学》、守屋荒美雄(杨允昌译)的

《国际地理学》等。

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等资料①统计,从 1883 年到 1911 年中国翻

译日本地理著作约 59 种,其中自然地理学 9 种,人文地理学 10 种,地志及

其它相关地理著作 40 种。这些日本地理著作不仅向中国介绍了一般的世界地理知识,而且在地理思想上给予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以深刻影响。如张相文的

《地文学》就是在参考日本有关地文学著作基础上编写而成的,由于他在书中增加《生物界》一节,使之不仅成为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著作的先河,而且,就其内容体例而言,以后的自然地理学教材体例仍未脱其窠臼。

综观清代与日本的地理学交流,前期以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为主,呈单向影响型;后期则变为相互影响,而且在交流方式上,既有官方的正规交流, 也有民间的广泛交流;在著作方式上,既有翻译作品刊行,也有汉著或日著作品的直接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