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外部决策信息的形成和交流
外部信息与内部信息构成了企业决策的依据。如果我们把企业的决策过程作为一个连续的循环过程来考察,那么,外部信息与内部信息的产生,主要是通过控制获得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是动态的,因而决策的依据也会随着这种动态性而不断地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决策必须不断地获得新的依据。
美国企业,主要是大、中型企业几乎都设有研究部,专门从事外部环境的分析研究。这些机构根据定期公开发表的各种商业统计、商情分析、企业财务通告、股票行情、科技专刊、报刊新闻等资料和经常进行的市场、消费者和企业活动的调查,不断地对企业外部经营环境进行动态性的分析。而一般的小型企业,多数也配备有专业人员负责此类工作,并经常通过同类企业的联合性组织,如行业协会、小企业联合会、或者通过专业咨询机构和情报分析机构,来获取有关的技术和商业动态情报。在美国企业中,由于有这样的正式组织部门和大量的专业人员,因此,企业的决策集团可以根据这些由专家提供的情报分析资料和报告,较及时了解到前期决策所依据的各种环境信息,那些发生了预料之中的变化,那些则出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从而可根据对那些变化对原决策影响程度的估量,或调整、修正决策目标,或采取其他必要的组织措施。
对外部环境的动态监视和跟踪性分析,是减少企业决策的风险性,提高企业适应能力的重要的管理手段。无论对西方企业还是对我国企业,决策中的类型问题都是不确定性,尽管当代预测技术的发展,已使人们能够比过去更有“把握地”识别外部环境和“预知”其未来的变化,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软件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大大扩展了人们的分析能力,并能通过各种模型模拟出不同的假设环境,但是,预测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只能使预测的结果“更可靠”,而并不能绝对地保证它的准确无误。因此,如果说预测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这里所指的预测的充分含义,是指与其准确性直接有关的连续性。
在美国企业中,对外部环境的动态监视和跟踪分析,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对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间接环境的动态跟踪监视和分析。属于这一层次的环境因素,如国际局势、区域政策、国际贸易、国家政治;等等。对这些环境因素的分析,美国企业一般都由企业的研究部门,或委托专门的委员会进行,并定期向企业的决策集团提交文字报告,但间隔的时间则较长(一年)。间接环境因素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是相对的, 它为企业的预测提供了一种大环境的背景,而有时它则可转化为直接的环境
因素。如地区争端对在该地区或毗邻地区无投资和实业的企业,可能是间接的环境因素,而当企业对该地区或毗邻地区有投资或投资意向时,它就成了对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有直接影响的环境因素了。因此,间接环境因素的变化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及其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企业对外部环境进行动态跟踪分析的另一个层次,涉及到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决策与活动的直接环境。属于这一层次的环境因素,如市场需求、市场占有率、竞争对手、投资、产品价格、贷款利率、股票行情等等。由于这些环境因素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会给企业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美国企业对这类环境因素的动态变化总是给予高度的重视。直接环境因素相对来说,是企业更易于识别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的性质、结构和通过其大量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与外界建立起来的信息联系, 使它们对环境的识别都存在着一种“环境的交界面”(注 2),因而有可能集中地进行专业性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些环境因素的变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理论和经验上,都可以建立相应的计量和形式模型,进行相关分析和逻辑演绎。因此,美国企业对直接环境因素的跟踪监视和分析,总是力图使信息定量化,以便满足用计算机进行模型化信息处理的要求。
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相比较,在这方面,并无太大的差别。但在间接环境因素变化的信息收集和分析上,由于日本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更大, 它对国际市场变动的反应更为敏感,因此,日本企业要比美国企业更加重视各种能够或可能影响国际市场变动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企业对环境识别的“环境交界面”,比美国企业要更为广阔,或者说,更具有“全球经济”的观念。在直接环境因素方面,从技术与方法上讲,日本大型企业与美国大型企业有很大的相同之处,都大量采用各种计量方法、模型技术和计算机,用以进行信息跟踪监视、分析和辅助企业决策。而在小企业中,这些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则远较美国同类企业逊色(注 3),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产业组织结构的基础上,美国小型企业的独立性很强,而日本的小型企业则更多地依附于大企业。这样,日本的小型企业在“牺牲”了更大的独立性的同时,获得了比美国同类企业更多的稳定性,并造成了它们在对外部直接环境因素进行分析的技术和方法上的“简单性”或“原始性”。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相比的另一个差别是,日本企业更为重视进行现场调查和对具体事实的深入分析。日本企业同样强调定量分析和模型技术,但它与美国企业那种倾向于追求精确的定量分析和完善的模型技术不同,日本企业认为这些只能达到有限的精确,而不能取代对实际进行调查所能获得的实感。
联邦德国企业在对外部环境因素的动态监视与分析上,也有其特色。在企业组织结构的设置上,联邦德国企业与美、日企业一样,也都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配备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大型企业都有信息中心(Zentrum der lnformation)。但在组织形式和组织运行的手段,则更加注重系统的正式结构设计、明确的分工和规范的组织措施。美国企业在对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分析时,经常会超出原有的正式组织框图而组织各种临时性的专门小组, 联邦德国企业虽然也会采取这些专门小组的方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总是在已确定的正式组织框图内被组织起来的。一家美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在介绍企业组织结构图的时候,也许经常会提出一些在图中并未画出的组织部门,而一定联邦德国企业的组织结构图上,则很少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在日
本企业中,从事外部环境研究的人员有不同的分工(按地区和性质),但这种分工存在着模糊的界限(注 4);而在联邦德国企业中,不同分工之间的界限则十分明确,但这却没有特别明显地产生如美国企业中存在的那种“各扫门前雪”的问题,因为不同分工之间的协调和衔接也是通过组织设计确定下来的。德意志民族的特点之一,是对“精确性”的刻意追求。这一特点表现在联邦德国企业对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的方法上,是更多地强调定量分析和模型技术。无论是企业还是各类研究机构都对运用更为完善和系统的模型去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价几种外部环境因素的动态怀有浓厚的兴趣。
与这些西方国家的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在制订生产经营决策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一般还重视进行环境分析和预测的话,那么,在决策贯彻实现过程中,企业对原决策所依据的环境预测的动态变化则是更为忽视的。多数企业在做出决策后,有关的决策信息往往就被当作毫无价值的资料搁置起来,很少再对它们的变化及其对原决策的影响进行连续性的跟踪分析(注 5)。近几年,我国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迅速增多,在对这些企业亏损原因的分析中,决策失误以及对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低,被证明是造成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往 6)。而企业的适应能力差,则很重要的是由于企业未能及时地了解和识别各种环境的因素在决策实施期间所发生的变化,因而无法对此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企业组织结构的设置上,我国企业缺乏从事此类工作的组织保障。因此,在企业分工进行和完成的整个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对环境因素进行跟踪分析这一重要的管理任务,就被“自然地”排斥在了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的运行之外。
如果进行具体地比较,我国企业对直接环境因素分析的重视,相对地要高于间接环境因素。像美、日和联邦德国等企业进行的那样的间接环境因素分析,在我国绝大多数企业中是不进行的。但是,由于间接环境因素与直接环境因素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转化和转换的关系,尤其是在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某些间接环境因素方面的信息,如国家政策意向、改革措施、对外关系等等,往往会通过权威性的报刊、恰当的版面安排和各种并不难以获得的内部资料反映出现,并在很大程度上能较直接地转变成正式的国家政策、计划指令和行政措施,从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企业普遍并不重视对这类环境因素的分析,因而只能对此做出被动的反映,并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
在方法上,我国企业对外部环境因素的分析目前基本上仍是以经验为主。尽管经验因素来自于长期的实践而反映了某些规律性的认识,但经验毕竟是主观的、是因人而异和难以定量化的。因此,我国企业在决策的贯彻过程中,就缺乏可以比照的、通过输入不同变量值进行差异分析和相关分析, 从而评价各种环境因素变化对原决策影响程度的程式化的控制指标。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单值的环境因素的差异变动往往会促动企业做出过激的反应, 但对隐蔽于其后的大量相关环境因素的变动,却难以做出充分的估计和做好事前的准备。